论探春及其“改革”

曹雪芹在创作《红楼梦》时,曾经显赫一时的曹家已经衰微破败,处于“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的地步了。然而,几乎是出于一种阶级的本能,曹雪芹在《红楼梦》的创作中,依然缠绵地表露了他“补天”的愿望。他把“补天”的愿望寄托在探春的身上。为此,许多良好的品格和杰出的才能也都理想化地集中在探春身上,并为探春施展其才能提供了相应的条件。这种条件,不是曹雪芹主观空想,而是他凭着敏锐的现实主义眼光,从微露着资本主义萌芽因素的新鲜气息的社会生活中发现出来的。     

九世纪初期日本君臣的昭君母题诗作

日本的昭君母题创作历时10余世纪,较早的作品收录在汉诗总集《文华秀丽集》中,为一辑嵯峨天皇君臣的昭君主题诗会吟咏作品。通过对其作品、作者、体裁和题材的了解和初步分析,可推估九世纪昭君母题文学流播之概貌。     

白居易昭君诗的文学审美价值及其启示意义

王昭君故事自诞生后,不断为史书、民间传说、文学作品所丰富、加工。自汉晋至唐宋,诗人们运用想象虚构等文学手段,创作出了数量不菲、主题各异的名篇佳作,其中白居易昭君诗堪称这类咏史诗的典范。白居易在不同时期创作的6首昭君诗,并非为单纯咏史而作,它们寄托着诗人起伏不定的多维复杂心态,折射出恋君、怨君、恕君的仕宦心路历程。白居易昭君诗不仅超越了前人,而且启迪后人,其翻新议论的手法对宋代昭君诗创作产生了明显的积极影响。白居易昭君诗是对昭君故事能动、多维的反映,关合自身仕宦心路历程的昭君诗体现了咏史诗的本质规律和创作原则。     

臆解其中味——“探春理家”谠论

曹雪芹笔下的探春一直是一个受到争议的人物。有人说她是“封建制度、封建思想的忠诚拥护者”,有人说她“想做一番兴利除弊,巩固封建家庭的大事业”,还有说法是她“走的道路,是改良主义的道路”。这均是偏颇之见。凭实而论,探春不仅是一名脱去脂粉气的巾帼女子,更是体现曹雪芹治国方略的代言人。通过她,作者将自己所接触到的先进哲学思想和治国方略一一表现出来。     

读《红》偶笔之六——《红楼梦》的“襟怀笔墨”漫议

曹雪芹自述《红楼梦》的创作,“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有正本《红》第一回脂评总批,指出曹雪芹创作此书,是“因情捉笔”,并由此提出“襟怀笔墨”的命题。无疑,脂评对我们研究这部文学名著是很有启发的。从理论高度认识,任何成功的文学艺术创作,都是作者对社会存在的感受,形成自己的审美情感而诉诸形象的产物。深入探索《红》的“因情捉笔”的个性特色,对我们准确把握作者的襟怀,进而加深对这部文学巨著美学价值的认识,更好地接受其艺术创造的精神财富,都是有积极意义的。     

汉代和亲诗考论

和亲在国家利益与个人命运之间存在显著的张力,是汉以后重要的文学题材之一。乌孙公主刘细君《歌》是和亲文学的发轫之作。诗中细君对不公平命运的怨恨与悲凉心境的表达,体现了作者鲜明的个体生命意识。该诗继承了战国末期四兮三节奏骚体诗的传统并加以发扬光大,通过对该句式与汉代四兮三句式的研究,有助于了解早期七言诗的发展趋向。《怨旷思惟歌序》关于昭君出塞的记载多有错讹之处。琴家出于吸引观众的需要,叙述昭君出塞时在史实的基础上融入文学的想象。模仿昭君口吻虚拟的“作诗”反映了汉代四言诗的特点,取得了较高的艺术成就,对后代昭君题材诗影响深远。     

曹雪芹美学思想之我见——从《红楼梦》大观园的典型环境说起

十八世纪中国文化巨人曹雪芹的不朽名著《红楼梦》,既是小说巨著、文学珍品,更是艺术美的结晶.它融汇了文学、戏曲以及绘画、建筑、园林艺术等多种艺术美,多方面地体现了曹雪芹的美学思想.曹雪芹虽然没有文论专著遗世,象莎士比亚、塞万提斯一样,但他从丰富的艺术创作经验出发,在《红楼梦》里,有时用“作者自云”,或直接插评,更多的是通过书中人物的语言,精辟、深刻地阐述了他对文艺的看法和他丰富的美学思想.     

“远东文学研究第六届国际学术研讨会暨纪念老舍先生诞辰115周年研讨会”综述

2014年6月25日至29日,“远东文学研究第六届国际学术研讨会暨纪念老舍先生诞辰115周年研讨会”在俄罗斯圣彼得堡召开,与会的中外学者就老舍与外国文学、老舍在世界20世纪文学上的位置、老舍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影响、老舍创作的海外译介等议题进行了细致、深入的探讨.这次大会彰显了老舍及其创作的时代意义和世界地位,实现了中国老舍研究界与海外老舍研究界乃至汉学界的一次充分交流,也总结了过去两年来老舍研究方面的经验、成绩和不足,这对于老舍研究乃至整个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都具有积极的推进作用.     

探春试论

“才自清明志自高,生于末世运偏消。”这是政治历史小说《红楼梦》作者曹雪芹对贾府三小姐探春一生的极好概括。探春是《红楼梦》中比较复杂的艺术典型。长期以来,地主资产阶级的评论家千方百计歪曲这个形象的本质,胡说她的气质是“春华秋实,既温且肃”;赞美她的姿态为“端庄杂以流丽,刚健含以婀娜”;(《读花人论赞》)甚至吹捧她为“曰勤曰俭,弗偏弗私,卓卓仪范,为女师者。”(《石头记图咏》)我们有些人离开了作品实际,也作出一些不确当的评论,说什么探春是“革新派”,甚至断言:“如果那时在荣国府的外面有一条可行的人生道路,也许锐敏而又果决的探春会比贾宝玉更先地跨出封建门槛”,把她吹捧到无以复加的程度。我们认为,评论艺术形象一定要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用历史的阶级的分析方法,进行细致的具体分析;才能作出科学的论断。那种脱离作品的实际和作者的创作思想,凭主观臆测,抬高形象的评论是十分     

媒介时代文学形象的动态生成

文学形象的动态生成分为三个阶段:创作、生产传播、接受。每个阶段中参与主体的活动不同,对文学文本和文学形象的影响也不同。媒介时代作者主体、创作观念、创作模式、创作中心都发生了变化,影响了文学形象的生成机制和生成形态。出版者对作家手稿的策划、选择、定位、编辑和发行,阐释者和宣传营销人员的解读,都是对文学形象的再塑造和文学价值的再创造。读者由消费者变成生产者,对文学形象的解读是解构又是建构。     

读端木蕻良致陈迩冬函

端木蕻良给陈迩冬的信函显示,两人曾就＂曹雪芹佚诗＂案交换意见。1975年,他还写了一首和诗,即《代曹雪芹赠敦诚》,从而构成了对假诗的辛辣嘲讽。端木蕻良经历过一个逐渐清醒的过程：开始是欣喜,继而是怀疑,最后断言其为＂伪作＂,并揶揄造假者是初学写诗的香菱。在此过程中,陈迩冬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18世纪世界文学视野中的曹雪芹和《红楼梦》

中国文学和西方文学间一向有种不对等的交流，一般中国学者熟知西方文学经典，但西方人并不掩饰他们对中国文学的无知。这种现象发生在今天，个中原因有其值得探讨的复杂性。中国的文学经典《红楼梦》，是曹雪芹写给自己和知友们看的一部感伤忆旧录，他从来没有、也不屑于承认自己是作家，无意将其发表，更不愿意用它牟利或谋生。这与同时期的欧洲作家有着根本的不同，他们都是很自觉、自知的作家，有鲜明的读者意识和市场考量。我们将曹雪芹与他同时代的西方作家进行比较研究，就凸显出曹雪芹在当时世界作家中的独特地位及创作意义。     

昭君怨文化主题的历史演变——结合韩国南羲采《龟磵诗话》所辑文献展开

自昭君出塞以降,其寂寞情怀得到诸多诠释,而昭君哀怨于史学渐备其体,民间传说延其命脉,至文学而成大观之势,演变为一种文化主题。韩国学者赵钟业于《韩国诗话丛编》辑录南羲采《龟磵诗话》,其所录昭君怨诗,以歌探心,对昭君怨文化主题演变有着弥足珍贵的补益价值。     

敦诚诗集编集过程考述——兼谈鹪鹩庵本《挽雪芹》诗的重要利用价值

敦诚的诗集中的涉曹诗,是迄今为止研究曹雪芹生平最权威、最可靠的资料。然由于敦诚的诗集经过多次编集,即使同一首诗也存在文字差异。这种现象造成了研究者以敦诚诗为论据时的意见分歧。对敦诚诗集编选过程的纵向梳理,可以为解决这些歧见提供一个新的观察角度。     

读刘再复“红学四书”感言

刘再复新出版的“红学四书”提出,曹雪芹和《红楼梦》是独立的一大家,是与儒、道、释并列并重的一大家,把《红楼梦》提升到“人类文学世界极品”的地位,提高到“超小说的哲学与文化集大成者”的地位,认为贾宝玉的形象具有准释迦、准基督的精神气象,是对红学的一大贡献。而刘再复对《红楼梦》的认识,之所以能如此高屋建瓴,乃缘于他“边缘人”的生存状态,来源于他对《红楼梦》“不为点缀而为自救”之“灵魂的阅读”。这些对红学发展和未来走向都极具启示意义。刘再复“以悟法读悟书”也有进一步升华的余地,如果追求文、史、哲三才并重的境界。则会更上一层楼。     

王昭君神化的民间特色

民间传说中的昭君与史书中的昭君截然不同,也不同于文人墨客笔下的昭君.从民间视野对昭君传说进行分析,认为在民间传说中,昭君不仅是一个历史人物,更是一个被神化的人物,才成为当地劳动人民的保护神.昭君的神奇能力是昭君神化的主要体现,有些神奇能力是昭君自身具有的,有些则是通过百折不挠的努力感动神灵而获得的.昭君的神化体现了劳动...     

女性意识与民族国家——以现当代话剧文学中的昭君形象为中心

在中国现当代话剧文学中,郭沫若、顾青海及曹禺的<王昭君>从不同侧面强化了"昭君出塞"母题的某一因子.郭著<王昭君>更多的突出了昭君形象的叛逆精神,女性意识相对较弱,民族国家意识也相对隐蔽;而顾著<王昭君>中的昭君,比郭剧中反抗王权的昭君更加理解女性的不幸,因而女性自我意识更加自觉.同时,昭君的种种爱国举动,表现出她鲜明...     

《唐物语》中的王昭君故事在日本的演变

王昭君的故事在中国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在日本古典文学史中也广为演绎和流传。成书于平安时代末期的《唐物语》第二十五篇就是王昭君故事在日本演变的产物。昭君故事中最核心的要素当属"画工曲笔",这一要素在《唐物语》中也有所体现。但是,在画工曲笔的契机和缘由,帝王与昭君及后宫嫔妃间感情纠葛的细腻描摹,以及昭君悲剧产生的根源等三个方面与中国原著的焦点截然不同。王昭君故事在日本的演变反映了日本天皇与后宫关系与中国的迥异。它融入了浓郁的日本本土文化色彩,为我们体悟两国风土人情的差异、把握日本文化提供了一种借鉴和思考。     

试论昭君悲剧命运的实质

昭君和亲本是一个历史事件,但由于其“掖庭待诏”的身份,后世对昭君和亲作出了迥然不同的评价,其中不乏悲剧的论调。然而,那些论调大多没有抓住昭君人生悲剧命运的实质。从传统的儒家观念出发,君王与后宫女子的关系就是一种潜在的极有可能成为现实的占有和被占有的关系。昭君与汉元帝的微妙关系,使得昭君和亲在某种程度上成就了王昭君,为后世文学创作留下了可供开掘的空间。和亲是汉家对匈奴的外交政策,在政治的大层面上考虑是一回事,具体到王昭君个人,那只能是被当作货物或筹码,牺牲、使用、被侮辱损害的对象。昭君悲剧的开始,并不始于和亲事件,也不始于她待诏掖庭的身份时,而是从她被征召入宫的那一天就开始了。与其他和亲女子一样,“昭君们”和亲可以做的,就是出卖自己的身体,获得国家社会的安宁和国民的富足。在这中间,她们非但没有选择的自由,也失去了作人的自尊。由于人生选择自由的被剥夺,无论如何,其人生结局都是悲剧性的。评价昭君和亲,脱离具体的历史语境,就会因为只看到了昭君和亲的皆大欢喜的结果,从而忽略或歪曲王昭君这个鲜活生命的想法和感受。与历史上绝大多数和亲女子一样,昭君和亲并不是个人的人生选择,而是政治和外交的一种需要。     

花袭人的审美内涵和审美接受

对花袭人的审美接受随着时代意识形态的变迁而产生歧异,也由于曹雪芹用写诗的方法写小说而留下了艺术空白。多元的审美内涵体现在袭人的形象中,袭人姓花具有深远的象征意味,其实代表着薄命司三等＂册子＂中所有女儿的命运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