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言诗的产生、发展和流变——读《支遁诗文译释》（代跋）

玄言诗虽然产生于正始时期,却经过了西晋时的寂寞。东晋士人的偏安心态和审美情趣的变化,是玄言诗发展的内在动因;东晋高层决策者的倡导、爱好是玄言诗发展的重要条件。同时,佛教的传入、佛教般若学对东晋玄学的渗透等都与东晋玄言诗的发展大有关系。以体悟玄理（包涵老庄玄学和佛学理论）、剖析玄学义理为宗旨的魏晋玄言诗,却并不都“淡乎寡味”;后来的诗人将吟诵山水引入玄言诗中,从而使其获得新的生命力,并最终发展成为全新的山水诗。     

王维佛理诗之分类及渊源

本文对王维的佛理诗进行了爬梳，认为其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以纯粹的宣讲佛理为其主要特征，内容涉及到佛家的本体论、认识论及修习方式等等。另一类，则是通过对寺院的游赏、与僧人的往还等来表述他自己对佛理感悟之一得。前一类诗，因其纯粹言理，诗只是作为宗教理念之载体而存在；后一类诗，因加入了自然风物的描写，文学意味与宗教理念相联相融，更具一种风神。同时，本文还指出，前一类诗上承东晋以来的玄言诗、佛理诗；后一类诗则承接谢灵运之山水诗、承继之迹，历历可见，在这种承继当中，王维佛理诗又有其变化。     

东晋玄言诗的类型及其对山水田园诗的影响

玄言诗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一群有着特殊审美趣味和人生观念的文人所创作的一种文学形式,是我国古代诗歌发展链条上不可或缺的一个环节。东晋是玄言诗发展的至盛时代,内容上已经不再是对玄理的一味陈铺,而是把一些自然景物引入玄言诗中来作为喻象,尤其是东晋后期"融玄于景"这一类玄言诗更是把玄理融入到自然山水中,开启了山水诗的先河,其类型和价值值得我们深入研究。     

论东晋兰亭诗的定位问题

东晋兰亭诗有着区别于山水诗和正宗玄言诗的不同特质.兰亭诗是玄言诗向山水诗过渡中的一种变体玄言诗,在文学发展史上具有一定地位和作用.     

支遁与晋末玄言、山水诗之变

支遁是东晋中期思想界、文化界的活跃人物 ,其以玄释佛、以佛入玄的思想方式 ,代表了佛学思想本土化过程中的初级形态 ,扩大了佛学的影响 ,吸引了士人的广泛注意。 4世纪后半叶 ,强调准确领会佛学本义的北方佛学南传 ,如道安、慧远、道生等人的佛学思想 ,对支遁佛学的批判与扬弃 ,造成了玄学的盛极而衰。思想史的调整造成了诗歌史的联动 :依附于玄学的玄言诗也丧失了魅力 ,山水从玄理中解放出来 ,山水诗逐渐走向独立。思想史以及诗歌史的这场重要转变有着深刻的现实社会背景 ,即东晋政局由“门阀政治”到皇权伸张、高门衰微而寒庶崛起的演变以及士人生命意识趋向现实的重大改变。     

玄言诗与山水诗的同质异构性——以魏晋清谈为考察场域

魏晋玄言诗和山水诗之关系并不像传统所谓的"山水诗是从玄言诗蜕变而来."如此看法是因片面理解"庄老告退,山水方滋"的具体含义之结果.若以魏晋清谈为考察场域,二者在本质上是相同的,皆是玄学清谈内客的书面体现,即刘勰所谓"因谈余气,流成文体".二者是同时存在的,具有同质异构性.同质性即二者皆为"谈玄悟道"之结晶,无论是创作主体、创作目的、还是创作环境,都具有同一性.其异构性主要表现在:1.山水诗以具体形象"山水媚道",玄言诗以抽象概念"以理证道";2.山水诗情、景、理三合一,玄言诗纯理性客观说理;3.二者叙事、写景、说理在诗中比例有别.由于山水诗的文学功能符合了中国人重感性、重主观、重传统的民族心理特点,其最后完全挤走曾经共存过的玄言诗也是必然的了.     

支遁与晋末玄、山水诗之变

支遁是东晋中期思想界，文化界的活跃人物，其以玄释佛，以佛入玄的思想方式，代表了佛学思想本土化过程中的初级形态，扩大了佛学的影响，吸引了士人的广泛注意，4世纪后半叶，强调准确领会佛学本义的北方佛学南传，如道安，慧远，道生等人的佛学思想，对支遁佛学的批判与扬弃，造成了玄学的盛极而衰，思想史的调整造成了诗歌史的联动；依附于玄学的玄言诗也丧失了魅力，山水从玄理中解放出来，山水诗逐渐走向独立，思想史以及诗歌史的这场重要转变有着深刻的现实社会背景，即东晋政局由“门阀政治”到皇权伸张，高门衰微而寒庶崛起的演变以及士人生命意识趋向现实的重大改变。     

简论山水诗中的禅意理趣

东晋南朝、唐、宋、明四个时期山水诗中的禅意理趣，对山水诗产生和发展的影响有：促使山水诗的意向哲理化，即从山水诗中的佛理与景物结合到以自然景物启悟哲理；开拓了山水诗的意境，即吸取佛学重象外境界之说，在表层的物象中深寓着超以象外的意味。     

从玄言诗到山水诗之我见——论晋宋之际的文咏因革

发生在晋宋之际的由玄言诗到山水诗的变迁,是魏晋南北朝文学史上一次重大的阶段性转变,历来论者甚夥。但是,这一变迁的轨迹究竟如何,其具体内容又是什么,却是一个值得继续深入探讨的问题。本文不同意中国文学史研究中流行已久的一种观点,认为永嘉至东晋的玄言诗,与刘宋初期以谢灵运为代表的山水诗,是两种根本对立的文学样式,把后者看作是对前者从内容到形式的彻底变革。实际上,它们都是以魏晋文士们的世界观人生观,以及作为这种世界观人生观的理论形态的魏晋玄学为基础的,后者对于前者来说,既称之为变迁,自有其新变的内容,但同样不可否认,二者也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明显的前后因袭关系。刘宋初期以谢灵运为代表的山水诗,是直接由永嘉以来的玄言诗发展演变而来的,与其相对于玄言诗而称其为山水诗,倒不如瞻前而顾后,称其为由玄言诗到真正意义上的山水诗的过渡形式更为恰切,因为山水诗只是发展到谢灵运之后的鲍照和谢眺时,经过对谢灵运山水诗的再一次扬弃,才真正摆脱玄学的影响而获得独立的发展,才最后完成对玄言诗从内容到形式的彻底变革。     

五言佛偈传译与东晋南朝五言诗

虽然四句为一偈之说广见于历代佛教经疏中,但一偈并非皆由四句构成。随着佛教渐然融入中国人的生活之中,"偈"逐渐用来命名具有宗教意味的哲理诗。中土五言诗歌为佛偈的传译提供了形制,而大量五言佛偈的传译也对东晋南朝五言诗创作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具体表现为:诗歌被偈颂化现象的出现,僧人所作的偈颂似诗,出现了类似诗的翻译偈颂。东晋五言玄言诗佛玄合流了,南朝则出现了较纯粹诠说佛理的佛理诗。     

在调和与融通之间：唐宋变迁视野下的三教互动

直至中唐以前,佛教与道教虽曾各倡调和之论,历朝君主也有调和之举,但都是对三者关系的外在安顿,儒佛道之间真正融通并未措手。大约中唐前后,佛教完成了中国化进程,道教尽展本土宗教的全部特色。儒学也自觉危机,遂由韩愈肇其始,而由宋代理学家最终毕其功,融汇佛道的合理精髓,再构宋学的思想体系,最终夺回三教关系的话语主权。在此过程中,佛道两家进一步将儒学价值观自觉纳入教义,主动向儒家靠拢。而宋代君主作为最高统治者,尽管个人在崇道好佛上各有轩轾,却始终以调和三教为基本国策,但仍有值得抉发的历史细节,勾划出统治者从三教调和的外在安顿向三教融通的格局砥定的政策走向。这些变化与互动,构成了思想领域中唐宋变革的一大主题。     

简论儒、释、道的义利观

以儒学为骨干 ,以佛教、道教为其两个分支而构成的我国传统文化 ,不仅有其各自的义利观 ,而且也有其在各自义利观指导下的实践活动。儒家重义轻利、佛家轻利重义、道家兼而有之。科学分析并认识总结儒、释、道的义利观 ,取其精华 ,弃其糟粕 ,实为学术及思想文化战线上的一项光荣任务     

从《近思录》看宋儒对佛老之学的批判

《近思录》首标《异端之学》一目,主要摘录二程和张载对于佛、老之学的批判性文字论述。基于“异端之学”的极大危害性以及维护儒家道统的需要,宋儒尤其是程朱一派对于佛、老之学展开了多角度和多层面地批判。这为儒学新形态的形成与发展扫清了障碍,并对后世中国古代、近代社会三教关系格局产生了极其重大的意义和影响。     

论“水浒”人物的文化依存与命运走向

中国人的生存哲思主要由儒墨道法等相互吸纳、整合,及对外来佛教包容并内塑而构筑。儒、墨、法家是入世文化,分别构成传统中国社会的仕宦型文化与草莽（草根）型文化、统领型文化,《水浒传》中王伦、晁盖、宋江三任梁山泊主,依次对三种文化依存形态进行了相对封闭而又精微绝妙的集团运作演示,并最终在宋江招安的人生悲剧和以出世的鲁达、武松等为代表的由参佛悟道而捐弃归朝的结局比照中,形成对人置身乱世的普遍生存的深度文化思考,揭示出水浒塑造一百单八将的整体关联性。     

隋唐三教关系与唐代儒学的兴起

隋唐时代,儒佛道三教在相互斗争的同时又相互融合。它给儒学的理论创新提供了新的动力与观念。儒家道统与心性传统的重新树立,成为当时儒家兴起的重要成就与标志,同时,儒家还开始了从传统儒家资源寻找自身发展动力的成功尝试。这些说明,儒学在唐代的兴起,对佛教与道教的排斥和对佛教的吸收一样,都是儒家发展自身的动力所在。     

唐传奇中的儒、道、佛思想——从唐传奇文本看叙述者的意图

儒、道、佛思想在唐传奇小说文本中都有所体现。对道家思想,小说或是赞扬,或是贬斥,或是通过道家思想反映其非人情的一面。对佛家思想,小说或是赞扬佛法的威力,或是写佛与非佛之间的斗争,或是宣扬佛教的因果报应。对儒家思想,小说主要展现了门第观念、朋友之义、善恶有报、硬性道德说教和歧视女性等方面的内容。文本中的儒、道、佛思想反映了叙述者的价值取向。     

多元宗教视野下的口头说唱——以甘肃武威“凉州贤孝”为例

甘肃武威凉州的民间口头说唱艺术＂凉州贤孝＂,以宣扬孝道为主题,儒释道兼收并蓄,形成了以孝为核心的三教融合。     

论中国山水画与儒道释思想的关系

中国山水画在其发展过程中与儒道释思想有着密切的关系。中国古代山水画家学道参禅的比比皆是,有的本身就是和尚或道士,在他们的绘画创作中或多或少地要受到儒道释思想的影响。儒道释思想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山水画家的审美情趣、创作思想、创作实践、创作风格和创作方法。     

欧阳修对宋初道教神秘主义的批判

神秘主义在宋初的一度风行对社会发展造成了巨大破坏,欧阳修站在儒学的立场上以理性主义的态度对其展开全面批判,客观上促成了道教自身的觉醒。陈抟、张伯端等道教思想家以“三教合一”的学术趋向为大背景,积极对自身的弊病和儒学的指责做出反思,吸纳佛教的心性思维逻辑,最终使道教以新的形象立足宋代社会。     

林兆恩与明末三教合一论比较

明末文人论三教合一大潮中,林兆恩与王学左派的主张既有相同之处,又各具特色。林兆恩认识到了当时儒释道三教的弊端,提出了三教心性相同、归儒宗孔的三教合一思想,王学左派则主张超越三教,以心性统摄三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