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常态下我国治理模式的转型

我国现有治理模式的主要特征是各级政府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指引下,通过"中央集权"和"地方竞争"的制度安排,采取"政府主导"和"贤能治理"的方式,利用"投资驱动"等具体手段来开展在经济领域的治理。新常态下我国经济运行层面的全面调整,对国家治理模式的转型提出迫切的要求。"治理现代化"是新常态下我国治理模式转型的总方向。要遵循现代社会治理的一般规律,形成界限分明的各社会领域和权责明确的各社会主体,推进政企分开、政事分开、政社分开和政资分开。新常态下我国治理模式转型的主要举措包括:一是从"政府主导"转向"政府引导";二是切实加强民主参与,完善官员的激励机制;三是推进中央地方关系调整,形成"权责明确、法治调节"的中央地方治理模式。     

治理语境下我国政治传播的现代转型:理念、话语和模式

政治传播作为现代国家治理过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提升国家治理的合法性和有效性、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意义重大。当前我国政治传播的现实问题已经对党的执政能力、政府公共行为、公民权利保障等国家治理基本要素产生了不良影响。我国当下的政治传播要顺应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要求,在治理语境下实现传播理念、传播话语、传播模式的全面现代转型。     

民主的没落与公共性的扩散——走向合作治理的社会治理变革逻辑

自20世纪80年代始,公共选择理论、委托—代理理论、产权理论等在社会治理的实践中得到了积极响应,特别是以新公共管理运动为旗帜的政府改革运动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广泛的展开,从而造成了一场反民主的理论与实践运动。公共选择理论、委托—代理理论、产权理论等虽然是在西方政治学谱系中产生出来的经济学理论,然而,当这些理论被应用到国家及其政府建构的时候,却表现出了对社会契约论所确立的民主原则的颠覆。新公共管理运动作为这些理论的综合实践形态,更是在改革过程中加速了民主的没落。新公共管理运动在进行治理功能的外包时,其实是用具体的契约取代了社会契约论的普世契约,这是对社会契约论的反叛,而且在这种反叛中实现了社会治理体系的结构重组,即把原先界线分明的治理主体与客体间的关系打乱,使治理者与被治理者之间的边界模糊了。结果,带来了公共性的扩散,在逻辑上开拓了政府与社会合作治理的前景。     

中国的经济转型与国家治理模式演变

本文引入"国家治理模式"的概念,试图从政府、市场和社会三者之间的互动中来理解体制转变对中国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中国经济转型所取得的成功缘于国家治理模式的变革,但是其最积极的变化体现在市场发育方面,有关政府、社会方面的改革仍比较滞后.在经济转型新阶段,如何协调好政府与社会的关系是构建现代国家治理模式的最大挑战,其关键在于如何实现国家能力的重构.     

锦标赛机制、治理模式转型与改革进路

目前为增长而竞争的锦标赛激励机制仍然是政府推动经济增长的动力源泉,也是导致政府治理模式日渐异化为趋利性政府甚至公司化政府的重要诱因.由于金融危机以来政府干预和资源配置的能力加强,其弊端和危害与日俱增.当前正处于改革政府治理模式的转折点,如果一味强调维稳不仅会日益抬高问题的治理成本,而且可能会错失改革的机会窗口.在沉淀了师从苏联与欧美发展模式的有益养分与体制痼疾之后,中国既需要继续实行带有试验主义性质的增量改革模式,更需要通过顶层设计厘清改革的战略目标模式以推动政府治理模式转型,减少发展中的随机性风险和高度不确定性.否则,当前的经济转型和政府治理模式将会面临严峻挑战,在中长期内会导致中国陷入越来越严重的治理困境甚至转型危机.     

合作治理是社会治理变革的归宿

20世纪80年代开始,人类进入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人类在工业社会的历史阶段中建构起来的社会治理模式受到了严峻挑战,无法满足新形势下社会治理的要求.因而,理论上探讨改革的热潮兴起,而在实践上,也进入了一个全球性的改革季节.然而,综观所有的改革理论和实践,都一直是在工业社会的思维范式中去谋求改革的行动方案,这不仅使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出现的问题没有得到根本性的解决,反而把人类引入到一个风险社会之中,出现了更多、更大的危机.近些年来,在社会治理变革的追求中,参与治理是得到强力推荐的改革方向.实际上,参与治理的理论主张依然是在工业社会的治理框架下提出的行动方案,与后工业化的要求相去甚远.从现实来看,后工业化已经造就了新的社会形态,在社会治理的意义上,已经呈现给我们多元治理主体并存的局面.从这一现实出发,我们需要建构的是一种合作治理模式.     

全球治理转型与中国责任

全球治理转型是一个宏大的概念,本文通过对全球治理概念进行解构,明确了全球治理的六个要素,并提取其中三个要素即治理主体、治理规则、治理理念作为转型指标,建构了分析全球治理转型的框架思路。从规范研究的角度讲,全球治理转型属于"元治理"概念的范畴,目标是实现全球善治。进而,全球治理转型应着力调和当前全球治理中存在的治理主体缺位、治理规则滞后、治理理念陈旧三个困境,体现全球善治的合法性、有效性和包容性。面对全球治理转型,一个负责任的中国必然要做出自己的思考和回应。中国应该在推动全球治理权力和平转移、治理规则公平革新、治理理念渐进更新上发挥积极作用。     

关于绿色新政中多元主体协同治理模式建构

在全球气候变暖和资源环境约束的背景下,以绿色新政为标志的治理改革正在成为全球经济发展的新趋势。在社会对绿色发展需求的驱动下,越来越多的国家已经开始对如何绿色治理进行了深入探索。当然,实现绿色新政需要合适现代公共管理范式与之相匹配才能实现良性的治理效应。因此,有必要在简要介绍绿色新政与现代公共治理的理论基础上,系统分析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绿色新政的模式构想,并以此提出合理的完善路径。     

中国慈善事业的合作治理模式及其路径选择

共治不足是当前我国慈善事业的发展瓶颈,主要体现为治理主体相对单一、社会机制不健全、多元治理主体间边界模糊、合作治理机制缺失.建立社会多元主体间的合作伙伴关系,构建全社会的信任机制,坚持自治与共治相结合的合作治理网络,实现多中心协同发展,是我国慈善事业发展的突破口.     

构建和谐社会与多元社会治理

实现多元社会治理是与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相适应的,也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本文在对实现多元社会治理对于构建和谐社会的意义的分析的基础上,指出实现多元社会治理必须立足国情,解决所面临的问题和挑战,着力推动服务型政府建设,促进公民社会的健康成长以及建立多元主体治理责任分担和良性互动机制,以此推动和谐社会的构建。     

“多元”对“一元”的否定:村庄“多元”治理模式及其构建

村庄"多元"治理模式是与"一元"治理模式相对立的一种模式,是以"多元化"治理权力为基础,以"多元化"治理主体为核心,以"多元化"治理资源为桥梁,以"多元化"治理手段为途径的一种村庄治理模式.要建立理想的村庄"多元"治理模式.就必须根除实践中存在的立法、行政和经济文化三大障碍.同时还要着力构建"多元"治理权力和治理手段的合法性机制和协调机制;构建"多元"治理主体和治理资源的培育机制和协调机制.     

治理转型中我国地方政府社会治理能力的培育

实践证明 ,中国已进入治理转型期 ,新治理理念的引入将会对中国的政府改革与实践产生重大作用。建国至今 ,中国地方政府社会治理经历了政府‘管制’、政府‘解制’、传统行政管理恢复、现代公共行政改革与公共治理萌芽 4个阶段。在当代中国 ,地方政府必须培育其社会治理能力 ,才能应对治理转型的挑战     

探寻合作的社会治理模式——基于民主治理现实困境的思考

传统公共行政基于政治-行政二分法建构起来的价值中立原则,一方面受到来自理论界的强烈批评,另一方面受到政府改革实践的广泛审视。于是,许多学者沿着工业社会追求民主的思路,试图建立起民主治理的社会治理模式,并将实现民主治理的途径寄托于公民参与方式。随着人类社会逐步进入后工业化时代,后工业社会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使人类社会现有的社会治理体系陷入结构性危机当中,只有积极探索合作的社会治理模式,才能走出民主治理的现实困境。     

我国生态环境多中心治理模式探析

面对日益严峻的生态环境问题,不同学者开出了不同的药方,有些主张政府权力型治理模式,另一些则主张市场机制型治理模式,但这两种机制都不能有效解决日益复杂的生态环境问题。在分析传统生态环境治理模式的基础上,结合我国生态环境治理的特点,引入多中心理论,试图构建一种解决复杂环境问题的新模式,即生态环境多中心治理模式。     

政府创新、治理转型与浙江模式

以市场化为取向、以民营经济为主体的经济发展模式——浙江模式,是近年来国内外学术界持续关注的热点.迄今为止学者们对浙江经济高速发展的内在动因的解读,主要偏重于经济学的维度,而较少注意到经济增长背后的政治变量.本文从政府创新和治理转型的视角切入,考察和探讨了工业化、市场化和城市化进程中,浙江地方政府在推动民营经济和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作用,以及西方金融危机冲击下浙江模式所面临的危机与挑战,对改革开放以来浙江民营经济高速发展的内在动因作出了政治学维度的深度解读.     

网络化治理:从理论基础到实践价值

网络化治理固有的特质及其治理优势,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从研究现状来看,一方面学者们基于不同视角,在全面分析网络化治理及其相关理论的基础上,取得了大量的研究成果;另一方面,即便在最基本的概念界定上还缺乏统一的认识,尚不存在关于网络化治理的一般理论。因此,致力于形成一个完整的、系统化的网络化治理的理论体系,有必要研究和把握网络化治理的理论基础、内涵、特质与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