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山”,“魂”及其他

《解放日报》在去年七月十二日发表了冯英子同志的杂文《要一点移山精神》,九月十三日又发表了振千同志的批评文章《也要移一移》。对照_看,觉得有几句话要说。 冯文的个别提法,如在谈到山头主义等封建残余时,说“我也但愿它只是一种‘残余’”,这“但愿”两字以及说“象《祸起萧墙》所描写的这些无形的山,显然比‘十八盘’还要难以攀越”,是说得有些过头。但提倡移山精神,有利于四化建设,总的思想是积极的。 振文有些观点,如“今天的‘山’不能与三十年代的‘山’相提并论”,“望‘山’兴     

试说《诗·小雅》与《易·卦爻辞》之间的关联

<正> 《诗》与《易》之间有某些关联,这一点,多少年来我已经受到过不少的启示了。尚秉和先生在其《滋溪老人传》中说,“始吾以《易》象失传,故易说多晦;乃浏览《毛诗》新旧各说,其晦黯与《易》同。”闻一多先生在其《说鱼》中说:“隐(言隐)和喻一样,而目的相反。‘喻’训‘晓’,是借一事物来把本来说不明白的说得明白点;‘隐’训‘藏’,是借另一事物把本来可以说得明白的说的不明白点”。他又说,“隐在《六经》中相当于《易》的‘象’和诗的‘兴’”;“……占卜家的语言中少不了象。诗人的语言中尤其     

中国30年代现代派小说形式论

中国３０年代现代派小说家的形式意识特别强,可以说,“五四”以来还没有哪一个流派的小说家像他们那样重视艺术形式,专注于作品形式本体的探索。穆时英１９３３年在《南北极·改订本题记》中说:“当时写的时候是抱着一种试验及锻炼自己的技巧的目的写的———到现在我写小说的态度还是如此———对于自己所写的是什么东西,我并不知道,也没想知道过,我所关心的只是‘应该怎么写’的问题。”这说明穆时英当时是将“应该怎么写”即艺术形式作为构思的中心的。后来在《公墓·自序》中,他又强调“《上海的狐步舞》是作长篇《中国一九三一》时的一…     

王国维“境界”说与“兴趣”“神韵”说之关系试解

王国维“境界”说与“兴趣”“神韵”说之关系试解·周祖谦一王国维《人间词话》第９则曰：严沧浪《诗话》谓：“盛唐诸公（《诗话》‘公’作‘人’）,唯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故其妙处,透彻玲珑,不可凑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影（‘影’作‘月’）、...     

王士祯“神韵说”新探

<正> 长期以来,在否定清前期诗人王士祯的“神韵说”诗论的诸说中,最为流行的一种观点是认为“神韵说”“回避和脱离现实生活,以艺术风格上的所谓‘含蓄’,‘冲和’、‘淡远’,反对诗歌反映较强的现实内容,其目的是为清王朝的统治粉饰太平,点缀升平,实际上是一种帮闲文学”(郭绍虞《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倘若如此,对神韵说就不是在     

太平天国改“六经”为“六韵”考

问题的由来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后,洪秀全颁发过一份《改定诗韵诏》全文如下:“咨尔史臣,万样更新,《诗韵》一部,足启文明。今特诏左史右史,将朕发出《诗韵》一部,遵朕所改,将其中一切鬼话、怪话、妖话、邪话一概删除净尽,只留真话、正话,抄得好好缴进,候朕披阅刊刻颁行。”由于原书未见,所谓《诗韵》究竟是什么书,就成为一个议论未定的问题。不同的意见当代学人,首先提出这一问题的是罗尔纲先生,他认为,所谓“诗韵”,“是其中既有太平天国所反对的认为‘鬼话、怪话、妖话、邪话’,又有太平天国所要利用作为‘足启文明’的‘真话、正话’的《诗经》。因为太平天国不愿以经典著作许儒书,所以改《诗经》为《诗韵》。”而简又文先生则谓罗氏为“臆断”,认为“如此忖度,毫无根据,不能同意;且‘韵’之与‘经’。字义与内容     

鲁迅与冯沅君

<正> 在我的书桌上,放着一本冯沅君先生(笔名淦女士)创作的《卷葹》,这是鲁迅先生主编的《乌合丛书》之六。这本小小的集子,当时只出了三千册,于一九二七年一月由北新书局印成,可以说是《乌合丛书》中最薄的一本。但鲁迅先生从编辑到出版却为它花费了不少的精力。如《卷葹》的封面,他就亲自写信给画家陶元庆,要陶元庆精心地加以设计,并且根据王品青的要求提出:“将书名‘卷葹’两字,作者名用一‘淦’字,都即由你组织在图画之内,不另用铅字排印。”还特地介绍这本书:“内容是四篇讲爱的小说。卷葹是一种小草,拔了心也不死。”鲁迅先生对封面设计提出的要求是那样细致、具体。后来因为司徒乔已为《卷葹》画好了封面,鲁迅先生又致函陶元庆说:“兄如未动手,可以作罢,如已画,则可寄与,因为其一可以用在里面的第一张上,使那书更其美观。”他考虑得如此周到,为美化书面的装帧费尽心血。     

说“消息”变为“音信”意义的时代

王力先生在他的《汉语史稿》562页讲到“消息”一词时说:“‘消’是‘灭’,‘息’是‘生’(文选七发李善注),‘消息’本是等立仂语,等于说‘消长’”。“到了第五、六世纪以后,‘消息’才有‘音信’的意义。”并以南朝梁元帝诗和唐代骆宾王、李白、杜甫的诗句为例。我们认为,“消息”作为“音信”的意义,在公元三世纪初就已经出现了。如东汉末年蔡琰的《悲愤诗》:“迎问其消息,辄复非乡里。”西晋陈寿著的《三国志》中“消息”已经普遍用来表示“音信”的意义,例子很多,我们仅举几例: 《三国志·蜀书·董刘马陈董吕传》:“魏尚书仆射陈群与丞相诸葛亮书,问巴消息。”     

也谈《西游记》的主题

对一部文学作品的看法,见仁见智是必然的,因此,互为商榷就是必要的。近来有人认为《西游记》是一部“反动的,为统治阶级服务”的作品,是“用艺术的形式献给封建统治者的一份‘陈情表’和‘劝谏书’,并将长期活在人们心目中,流行在人们口头上的神话英雄孙悟空斥之为“统治阶级的帮凶和打手”,     

论古韵分部及支、脂、之是否应分为三

壹、总论 古音学在韵的研究方面是有成绩的。顾炎武、江永、段玉裁、戴震等都是研究古韵的,他们有所发明,有所改进。象顾氏说:“古诗中间有一二与正音不合者,如‘兴’,蒸之属也,而《小戎》末章与‘音’ 为韵,《大明》七章与‘林’、“心’为韵;‘戎”,东之属也,而《常棣》四章与‘务”为韵,《常武》首章与‘祖’、”父’为韵;……此或出于方音之不同;今之读者,不得不改其本音而合之,虽谓之协亦可。然特百中之一二耳。”他囿于《诗经》一部书的小范围,认为是“百中之一二”现象,这是不。     

“高品”为职无须碑证

“高品”为职无须碑证陈道贵西北大学《法门寺》（三秦出版社“长安佛教研究丛书”之一）一书于第１５３页载：“‘高品’一职曾在《佛祖统纪》等书出现过，如宋太祖于开宝四年曾‘敕高品张从信往益州雕大藏经板’，但人们往往将‘高品’误认为人名，地宫出土的二碑证明这...     

从《文选》到《玉台新咏》——南朝后期文学的转变及其意义

<正> 《文选》是我国现存的第一部诗文总集，也是集部中对中国文学影响最大的一部总集，“词章中一书而得为‘学’，堪比经之有‘易学’、‘诗学’等或《说文解字》之蔚成‘许学’者，唯‘选学’与‘红学’     

校勘二题——校读《管子》所想到的

古籍整理中,校勘是一个重要环节。校读《管子》,觉得有两个问题,特别需要注意。第一:由于对古字古义的训解有所不察而发生误校。略举数例,加以说明。如《轻重戊》:桓公问管子日:“民饥而无食,寒而无衣,应声之正,无以给上,室屋漏而不居,墙垣坏而不筑,为之奈何?”王念孙的校勘是:“‘居’当为‘治’,字之误也。《齐民要术》一,《太平御览·木部一》引此,并作‘治’。下文‘室屋漏者得居’,二书‘居’亦作‘治’。”(见《读书杂志》)大概王氏以为“居”是居住、居处的意思,在这里讲不通。而《齐民要术》、《太平御览》引此正作“治”     

“为人生”与“改良社会”─—浅议鲁迅与叶圣陶的小说创作

“为人生”与“改良社会”─—浅议鲁迅与叶圣陶的小说创作王铁坤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鲁迅，在１９３３年写的《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一文中写到：“说到‘为什么’做小说罢，我仍然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中国现代文学的...     

关于墨家对矛盾律排中律表述问题

1985年沈有鼎先生在一次讲《墨经》的课程中指出:“‘攸,不可两不可也’,在‘不可’中间加‘两’字,‘不两可’是矛盾律,‘不两不可’是排中律.”并且认为:“《墨经》拿不常用的‘攸’用为逻辑术语,是说一对矛盾判断,过去把‘攸’完全改为‘彼’是没有脑子的.”沈先生还让我们把有的“彼”字改为“攸”.除了把“彼”改为“攸”,我们持相反意见外,其余我们认为沈先生的见解都是正确的.我们认为把“彼”都改为“攸”不一定合适的理由如下:一则张惠言据说校经,作“彼”.二则“攸”一般放在动词前面,组成名词性词组,相当于“所”,如“君子有攸往”(《周易·坤卦》).或者放在主语与动词或形容词之间,相当于现代汉语中的“就”,如“风雨攸除”(《诗经小雅·斯干》).或者作处所讲,如“为韩结相攸”(《诗经·大雅·韩奕》).也就是说,“攸”字多用于动词前面或放在主谓之间,不如“彼”灵活,指代性更广泛.还有更主要的一点是,“攸”的古汉语涵义“所”、“就”、“处所”与辩似乎没有什么必然联系,而“彼”有“相对”的涵义,它可作指示代词,指代“那”与“此”相对,如“息壤在彼”(《战国策·秦策二》),又可指代“别人”、“对方”与“己”、“我”相对,如“知己知彼”(《孙子兵法,谋攻》),而辩不能一人去辩,     

“老抓”补考

“老抓”,一作“潦(音老)查”,始见于元人周致中的《异域志》。陈碧笙先生在《老挝异名考》(《中国东南亚研究会第二届年会论文专集》)中说,此“潦查”、“老抓”即为老挝。此说甚是。现将陈先生的考据抄录于后。“元周致中《异域志》卷下潦查条:‘俗称老抓,其地产犀、象、金银,人性至狠,下窝弓毒药杀人。’又红夷条:‘去交州不远,在其境,与老抓占城,皆交州唇齿之国。’按《康熙字典》:‘挝,张瓜切’,今云南汉人皆读老挝如老抓,以其毗邻交州,此‘潦查’、‘老抓’无疑就是今日的老挝。”     

“掩”、“盖”通用别议

《左传·昭公二十七年》:“使公子掩余、公子烛庸帅师围潜。”《史记·吴太伯世家》及《刺客列传》、《吴越春秋》“掩余”并作“盖余”。李富孙曰:“《释言》曰:‘弇,盖也。’《释文》:‘弇,古掩字。’《〈周语〉注》《〈淮南·说林〉注》并云:‘盖,掩也。’是掩与盖义同。”又引武氏亿曰:“《韩非·说林》‘将攻商盖’,《书》作‘商掩’,《孟子》作‘伐庵’,此奄、掩、盖字异而义同。”今按:武、李二氏之说实皆本于《史记索隐》。《〈吴太伯世家〉索隐》曰:“《春秋》作‘掩余’,《史记》并作‘盖余’,义同而字异。或者谓太史公被腐刑,不欲言‘掩’也。”武氏、李氏正是据《索隐》前说立     

读者琐谈

《老子》，五千言，历来版本各异，注家甚众，故断句、释文，歧义存焉．近读张松如周志的《老干校读》（吉林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版），深感作者将“古今聚讼，这无定诂”（《校读》第3页）的老义译释得如此信达，实在是功力不凡．任继愈同志《老子新译》（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2版），也是笔者经常研读之书；译者对其1978年版作了较大修订，并对学术界研究老于哲学思想时，“代替古人讲他自己所不知道的东西”（《新译，第43页）的倾向作为反思，认为不能简单将老子的哲学思想非‘唯物”即‘唯心’地‘一刀切”．这无疑是老子研究方法上…     

反映、选择与模仿——卢卡奇《审美特性》一书中的认识论思想

一、知错改错 卢卡奇是一个知错就改的人。在《历史和阶级意识》一书中,他是反对反映论的。如他说:“思维和存在是同一的,这并不意味着它们互相符合、互相‘反映’,彼此平行或‘部分重叠’(所有这些都不过是僵硬的二元论的隐蔽形式),而是说它们的同一性就在于它们是同一个历史的、辩证的过程的因素。”     

王船山《诗经稗疏》治学方法管窥

王船山《诗经稗疏》在名物训诂的辨正上,纠正了朱熹《诗集传》中不少错误,补正了毛《传》、郑《笺》之遗,其说精彩纷呈。正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所说:“如《诗谱》谓‘得圣人之化者谓之《周南》,得贤人之化者谓之《召南》’,此别据《史记》谓‘雒阳为周召’之语,‘以陕州为中线而南分之,周南者周公所治之南国也。’证之地理,亦可以备一解。至于鸟,则辨‘雎鸠’之为山禽,而非水鸟……于兽,则辨‘九十其犉’之语,当引《尔雅》‘七尺曰犉’之文释之,不当以‘黄牛黑脣’释之……于草,则辨‘蒌’为雚、苇之属,而非蒿蒌……于木,则辨《诗》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