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光地理学思想评议

李光地是清康熙中叶一位重要的理学家,是清前期官学化理学的典型代表。他的理论的核心内容是“理即性”思想,强调儒家伦理的亲和特性及个体与社会之间的“蔼然”、“肃然”之情,以性的“生生之德”和“一体之仁”来说明现实制度的亲和力。以李光地为代表的清初官方理学在强调“理”的控制性的同时,也逐渐使理学走上实用化、实利化和世俗化的道路。     

朱彝尊学术思想析论——以“文以载道”与“道统”说为切入点

清初经学家朱彝尊治经考史遵循“明经”以“求道”，“求道”以“致用”的治学路径。所以，他以宋明理学中的形下之“用”，即传统道德伦理规范作为“义理”体系，指导自身的考据工夫。这种“义理”思索虽然比宋儒“穷理尽性”的形上思辨“低级”得多，但朱彝尊之考据绝非“纯考据”，“文以载道”论与“道统”思想就是这种“义理”探求的产物。朱彝尊以考据见长，又不失“义理”，代表着清初诸儒在“道问学”的考据与“尊德性”的义解之间的一种选择。     

试论清初“婉约派”的词学理论

清朝词的创作与词学理论，都呈现出中兴的局面，清代初期的词论，以王士祯为代表的“婉约派”占主导地位，他们的词学理论主要有下面几个核心论点：一、以“婉约”为正宗而不废“豪放”，主张融合两派之长，另创新体；二、重“自然”、“本色”，严诗、词曲之界限；三、对词中感情之作用及其它创作规律进行了有益探讨，清初“婉约派”的词学理论，为清代词坛的繁荣局面开了个好头．     

人机学的起源与发展

人机学又被称为“劳动学”(主要研究人—机关系 ) ,185 7年起源于波兰。后来人机学分两大流派 :以人为本的人机学强调“机器适应人”、劳动保护、减少职业病 ;以机器为本的人机学强调“机器效率”。     

论清代诗经学之发展

清代诗经学的发展经历了4个时期：清初发轫期、乾嘉鼎盛期、道光转折期、晚近嬗变期。以近400年诗经学作整体考察，则应将“现代革新期”附于其后。5个时期的诗经学发展轨迹勾勒出近四百年诗经学发展之概貌，明晰了学术史中诗经学之流变。     

陆世仪治学取向与对礼的体认

有清一代经学的复兴,以礼学的兴起发其先声。清初诸大儒惩于晚明王学的流弊,倡为“以经学济理学之穷”之说,且在此学术潮流的蕴育下,致力于复兴礼学的努力。作为开风气者,陆世仪在对程朱、陆王学说加以反思的基础上,致力于六艺实学的倡导;而其所倡导的“切于世用”六艺实学,其落脚点乃在于对礼的阐发上。陆世仪不仅对礼能有所体认,而且还将其思想运之于实践,《宗祭礼》与《治乡三约》的结撰,即是其践履的反映。陆世仪为学取向的确立和对礼的体认践履,对清初学术风气的转变和礼学的兴起产生了积极推动作用。     

陆世仪的思想定位——基于清初朱子学实践路径的考察

清初儒者对于朱子学有“尊朱”、“辟朱”、“述朱”三种不同态度,分别以陆陇其、颜元和陆世仪为代表。由于学术观念和价值立场的差异,陆陇其和颜元对陆世仪的评价存在着“褒中有贬”或“先扬后抑”的矛盾现象。从“以陆释陆”的内在视角出发,不难发现陆世仪具有学术态度之包容性、思想宗旨之圆融性、道德践履之笃实性的典型特征,可谓是当之无愧的清初朱子学第一人。     

清初理学与宋明理学的差异

清初理学与宋明理学相比已具有多方面的差异,这主要表现在:理气论上,清代理学更强调理气无先后, 把气提升到与理同等重要的地位;心性论上,认为气质是人性的重要来源,要求从气质上观性而不是像程朱理学那样从天理上观性;格致论上,强调格“事”、“物”之理,将儒家一切认识和实践活动的落脚点建立在“事理”之上。     

章学诚的认识论

清代著名学者章学诚,生活在考据学盛行的乾、嘉时代,独创文史校雠之学,在我国学术文化史上作出了突出的贡献;在哲学方面,他也续承和发展了前代和清初进步学者的唯物主义思想,提出了“道器合一”的命题,阐发了他那“即器以明道”的认识沦。本文试就他的认识论作些探讨。     

清人李光地的论“学”思想——《榕树语录》及其著述特色

作为清初著名的政治家和思想家,李光地论“学”是其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李光地论“学”内容丰富,除了主要论述读书之道外,还涉及到士人的品质修养和学术态度等方面.李光地有感于世事的学术风气的败坏,试图匡正时弊,引领、开创一代新的学风,其论“学”内容实质上是对孔孟、朱熹等儒家为学思想的继承与发展.可以说,李光地不仅是政治家和思想家,还是一位杰出的教育思想家,他的论“学”思想处处闪耀着作为教育思想家的真知灼见.     

王心敬易学思想初探

王心敬是明末清初“关中大儒”李二曲门下高弟,他是一位在儒家经学、哲学诸领域都颇有造诣的学者。在王心敬众多的经学著作中,《丰川易说》最为著名,他从易学天道与人事的关系角度,概括论述了其“读易反身”、“学易寡过”的易学思想,从而阐明了他天人一体的本体论主张。     

以注解屈原抒写君国情怀——陆时雍《楚辞疏》与周拱辰《离骚草木史》注释之比较

明末士人陆时雍与清初遗民周拱辰均有价值较高的《楚辞》注疏作品传世。二人年龄相仿,又为同乡,交游甚密。陆时雍身为明末士人,周拱辰则身跨明末清初,属清初遗民,二人的《楚辞》注本表达的思想倾向亦有明显差异。在对待君王的态度上,陆时雍的注疏表现出内敛中庸的理学倾向及对君主充满拥护之情,周拱辰却不虚隐君主之过,愤慨狷急之情溢于言表;在对屈原“死节”的评价上,陆时雍认定为“悁行”,周拱辰则认可并赞扬屈原的“死谏”。     

论王阳明自得精神及其对后世的影响

自得是人类精神生活中的普遍现象。孟子对自得作了论述,但语焉不详,为后世留下了诠释的空间,王阳明钟情于自得精神,从学术观、认识论与权威观这三方面作了发挥。他赋予“良知”以权威主义的品性,对后世产生了深遽的影响。王艮作为王阳明的亲传弟子,在“多发明自得”指导下,把王阳明的“心本”论,发展成为“身本”论。李贽依据“务以自得”的原则,得出“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的著名论断。明清之际的启蒙学者张岱、傅山、黄宗羲,他们与众不同的见解与受阳明自得精神影响是分不开的。哲人的自得精神,是思想创新的关键所在。     

元代文人刘诜的文论思想

元代庐陵文人刘诜的文学成就突出,其文论思想很具个性特色。刘诜提倡学古,又讲求新变,其个性追求中有文学求真的精神。他讲求“心”性与“道”“理”结合,这又要求文人具有很高的文学素养。他追求“清”“和”的美学理想,他所说的“清气”“和气”具有特殊内涵,是内奇杰而外清和。刘诜的个性求真和对文学精品的追求,最后还是回归和落实到在素朴幽奇之境中所进行的个体心灵体悟和感味。     

师前贤而不泥古 法西学而未失本——詹锳先生整理李白全集的版本学、校勘学思想

詹锳先生整理李白全集,对其版本源流进行了细致梳理和深入研究,进而确定以最早的完整宋本静嘉堂文库本为底本,用于校勘的刊本多达十四种,并选择重要总集及选本共十七种进行校勘,校勘版本数量之多,无出其右,这为超越清代王琦注本奠定了基础。詹锳先生校勘李白全集,在对校法基础上,增加了是非判断,以“今照改”“今据改”“当据改”等分类校勘,提升了古籍整理的学术品位。詹锳先生重视唐代唐诗选本的校勘作用,用以系年、解惑、辨伪和辨析诗歌本事,破解了若干千年疑案,在李白集整理中颇具特色。詹锳先生强调古今并重,中外并重,学术面前人人平等,坚持无征不信、片善不遗的理念。詹锳先生具有深厚的旧学功底,又深受西学影响,形成了阔大的学术格局和高远的学术视野,他以“预流”的学问开创了李白研究的新境界,其主编的《李白全集校注汇释集评》达到了那个年代的制高点,至今仍难以超越。詹锳先生的版本学、校勘学思想是留给后世的宝贵学术遗产。     

再论1938年版《鲁迅全集》的版权问题

1938年版《鲁迅全集》的版权问题,有认为其涉嫌侵权。根据1928年《著作权法》等法律规定的条文,1938版《鲁迅全集》的出版只需要得到著作权人的同意即可,不必以收回北新书局等出版机构的鲁迅遗著出版权为前提。李小峰同意由第三方出版《鲁迅全集》且对出版时间未设限。这种正面态度有助于消除王云五对于北新书局“反诉”的疑虑,也有利于《鲁迅全集》尽早出版。《鲁迅全集》出版过程中并未侵犯北新书局的权益,也不存在侵权问题。在民国法律框架下,1938年版《鲁迅全集》一经注册,其著作权（编辑著作权）就应归“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所享有。     

赵长卿世系考证

以往词学界虽然认定赵长卿是宗室词人,却未详其世系。根据明代王玺、程三省万历14年（1586）刊本《南丰县志》和清代卢嵩、朱若炬乾隆30年（1765）刊本《南丰县志》考证：赵长卿名师拱,秦王赵德芳一系,太祖八世孙。     

明末清初西学东渐史上的《穷理学》

南怀仁编纂的《穷理学》在明末清初西学东渐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及意义，它所传入的学科知识体系基本上是南怀仁早年在欧洲耶稣会学校所学到的学科知识体系，主要包含亚里士多德的形式逻辑学、16—17世纪以欧几里得几何学为核心的西方数学以及各门自然科学技术知识。这种学科知识体系具有重视系统性、突出亚里士多德所阐述的形式逻辑的重要作用、强调数学乃一切科学技术的理论和应用基础等基本特征。把《穷理学》置于明末清初西学东渐的历史脉络和文化语境中进行考察，有助于揭示该书所传入的学科知识体系的基本特征及意义，对认识明末清初西学东渐跨文化交流所具有的某些特点也不无裨益。     

制造荣耀——乾隆帝与《萨尔浒山之战书事》的历史书写

作为后金（清）崛起的重要战役,萨尔浒之战被清朝历代皇帝所追述,而对于其战争场景的文学表述却各有侧重。《萨尔浒山之战书事》（下简称《书事》）是一篇乾隆帝为记述大清开国皇帝努尔哈赤萨尔浒一战以少胜多的追忆文章。文章以乾隆帝《书事》为中心,通过比较萨尔浒之战亲生经历者的追忆（《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和清帝国第一位真正意义上的“大一统”皇帝康熙的追述（《清太祖高皇帝实录》）,从文体选择、文章结构和文本内容三个方面,可以窥探乾隆帝在《书事》中看似平常的战争描写背后关于维护正统地位、理顺君臣关系、警示子孙及八旗将士的政治诉求。     

王国维、陈寅恪文化遗民心态辨析

王国维与陈寅恪生前共事于清华,在学术领域、政治态度、人格精神等方面识趣特契,尤其在政治立场上,都带有强烈的文化遗民倾向。陈寅恪因为未在晚清有仕履经历,所以他对前朝的眷恋更多是出于文化形态的考虑。王国维虽然也有着相似的文化遗民心态,但因为既在晚清学部任职,又曾任溥仪的南书房行走,所以其文化遗民身份之外,也带有一定的个人情感。陈寅恪提炼出王国维的文化遗民特点,但也不免遮蔽了王国维与晚清政坛的特殊关系。考量王国维与陈寅恪的遗民心态,不仅对了解两人个案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对于厘清遗民的类型和特点颇具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