吐蕃“什巴苯”的历史及其价值建构

苯有原始什巴苯和雍仲苯两种宗教支派。根据已知的文献资料分析,吐蕃时期的苯是原始什巴苯而决非雍仲苯教。其价值建构对民族人格乃至社会生活所带来的决定性影响与佛教和雍仲苯教是决然不同的。     

“吐蕃七贤臣”考论

一、生平与事迹 关于“七贤臣”的生平事迹,《汉藏史集》专列“吐蕃七贤臣事迹”一章;《贤者喜宴》则以时代先后为序,在西藏王统史记中分别叙述之。本文即以该二书为主,参以《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下称《敦煌文书》)、《西藏王臣记》、《王统世系明鉴》     

晚唐敦煌吐蕃居民宗教地位变迁研究

吐蕃在河陇统治结束后,部分吐蕃居民及其后裔依然生活在河陇地区,继续影响着这些地区的社会生活各个方面;佛教是吐蕃民族宗教生活中的重要构成要素,归义军都僧统悟真和尚丧葬中由吐蕃后裔成立的悉(歹勺)潘社负责灵车,这一现象凸显了敦煌吐蕃居民重要的宗教地位.敦煌归义军政权处理复杂的民族关系时采用的这种宗教地位确认方法,为各民族的精神层面上的和平共处、宗教上的统一认识和文化上的最终融合奠定了基础.     

P.T.1290小邦邦伯家臣表译释(上)

敦煌藏文文献P.T.1290与P.T.1286、P.T.1060、P.T.1285、IOL Tib J 734、IOL Tib J 511A等文献类似,均集中出现了吐蕃小邦邦伯家臣方面的内容,尽管该写卷有可能属于杂抄或练笔类文献,但也为我们研究吐蕃小邦提供了相应的素材。文章分解题、藏文原文和汉译文三部分对P.T.1290进行了译释,并对敦煌藏文文献中集中出现的吐蕃小邦邦伯家臣的名称进行了制表统计。     

对敦煌吐蕃文契约文书断代的思考

吐蕃占领敦煌期间,既有汉文契约,又有吐蕃文契约,研究者对其地支纪年多任意推定。本文以P.T.1297敦煌永寿寺文书为基础,论证了在公元832年吐蕃统治当局有过立契须用吐蕃文书写的命令,此后的契约都是吐蕃文契,以此为标尺,对已有的定年推断须要作出重新的审订。     

《吐蕃大事纪年——首部藏史文献译注》简介

《吐蕃大事纪年——首部藏史文献译注》为道特森(Brandon B.Dotson)所译注,是西方最新的研究成果.该书是作者对敦煌古藏文文献《吐蕃大事纪年》进行转写注释的一部学术专著,书中引用大量图样注释,详细考证出西藏一些古地名.本文简要介绍该书的基本内容,并列出汉译目录.     

“■(致礼)”与吐蕃对唐朝“宾服四方”的效仿

在《敦煌吐蕃历史文书·大事纪年》中记载了很多其他民族遣使至吐蕃的历史,文书均书以“■”,现今译为“致礼”较为恰当。该词是吐蕃效仿唐朝宾礼的表现,反映了吐蕃随着地域扩大,建立“宾服四方”天下观的愿望,但由于政治制度、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原因,吐蕃对唐朝的效仿并不成功。唐朝高度发达的文明,始终对吐蕃具有强大吸引力,对唐朝宾礼的效仿本身也反映出吐蕃对唐朝的向心力,这种向心力为后来西藏纳入中央政府统一管辖奠定了基础。     

《吐蕃统治下的敦煌地区,787-848年：对莫高窟发现的世俗文书的研究》一书介绍

本文详细介绍了由德国学者Gertraud taenzer所著的《吐蕃统治下的敦煌地区,787-848年：对莫高窟发现的世俗文书的研究》一书的主要内容,并对其做出了评价。     

苯教理论体系下的藏族早期丧葬仪式研究

丧葬仪式作为人类共有的风俗习惯,它既是生存环境所造就的文化现象,又是宗教观念的文化行为。吐蕃王朝时期佛教没有传入之前,苯教为理论根基的丧葬习俗在藏区广为流传。苯教对各种丧葬习俗进行诠释,逐渐纳入到苯教的理论体系当中,致使藏区的每种丧葬习俗均趋向复杂化和规范化。佛教传入以后,丧葬仪式发生了巨变,尤其是理论根基的变化导致丧葬仪式发生变化,并逐渐与苯教理论体系影响下的丧葬习俗拉开了距离。     

敦煌吐蕃文书《吐蕃官吏申请状》所见zar can与zar cung词义考

敦煌文书P.t.1089号《吐蕃官吏申请状》中记载的stagi-zar-can和stagi-zar-cung,即藏文史籍《贤者喜宴》记载的吐蕃六勇饰之zar chen和zar chung,含义分别为虎皮缎鞯和虎皮马镫缎垫,是吐蕃王朝奖给立有战功者的两种不同规格的虎皮制品。stagi-zar-can实际是stagi-zar-cen的误写。分别被授予这两种虎皮制品的吐蕃官员即被称为赏虎皮缎鞯者(stagi-zar-can-pa)和赏虎皮马镫缎垫者(stagi-zar-cung-pa)。     

苯教及其丧葬仪式

译者赘言 本文是挪威专治苯教的藏学家克瓦尔耐(P、kvaer-ne)的专著《西藏苯教徒的葬礼》的前两章。该书是笔者遵导师王尧教授之嘱为《国外藏学研究译文集》而译的。该书前两章对苯教历史作了宏观式的描述,对西藏宗教史的教学与科研均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故先在这里发表。     

《贤者喜宴》■摘译(十一)

前言 本译文上承摘译(十)。在摘译(十)中通过译文和注释已经介绍了顿渐之诤的起因等过程,并扼要地说明顿渐双方的人物背景。 在这部分译文中则主要反映顿渐之诤的具体辩论情况。同时介绍顿渐双方辩论后的结局。 在吐蕃时期的宗教之诤有两次,即顿渐之诤前的佛苯之诤及这次的顿渐之诤。从佛苯之诤已使我们看到,表面上的苯教大臣()及信佛大臣()似乎是信     

敦煌文书所记南诏与吐蕃的关系

敦煌藏文《吐蕃史》文献中,有三处记载了公元8世纪时地处祖国大西南的南诏与吐蕃的关系熏可以和汉文史籍相印证。本文依据敦煌文献对这三处记载作了记述。     

吐蕃“大藏”申论

吐蕃文书中的“大藏”,不属于吐蕃告身,同时,也就不可能是铁文字告身,当归于其他评价体系;根据敦煌藏文写卷的用语特点,“大藏”职位可能高于铁文字告身,而且一般仅授予吐蕃人,若授予外族人,则是显示给其较高荣誉,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某些具有较高告身（玉、金告身）的官吏,其实际地位却不及“大藏”;P．4836《大番故敦煌郡莫高窟阴处士修功德记》“所管大蕃瓜州节度行军先锋部落上二将告身臧旃矣”的“臧”应按其本就有之的汉语意义“赞美,称许”来解读,也就是敦煌藏文写卷中的“予以褒美、褒扬、褒奖等”之意。     

中晚唐五代时期敦煌地区的民间体育活动——以吐蕃为例

中晚唐五代时期,敦煌有大量的吐蕃移民融入当时的社会生活.本文通过敦煌文书、壁画的记载,考察了当时敦煌地区吐蕃与汉族文化交流形式,揭示中晚唐五代时期汉藏文化之融通.     

传世本刘允章《直谏书》与敦煌本贾耽《直谏表》关系考辨

传世文献中的刘允章《直谏书》与敦煌文献中的贾耽《直谏表》,在内容上大多相同,但作者却异,很显然在传抄过程中存在着抄袭改编的关系。文章首先对这两种《直谏书／表》进行文本异同考校,分析其相异之处的不同特点,认为前者比后者贴切合理;其次考察了作者刘允章、贾耽两人的职官题衔与性格态度,指出了前者的官衔准确而后者伪误,很可能是晚唐敦煌人抄袭改编刘允章的作品而托名于贾耽,从性格上也恰可证明这一点,敦煌人故意择取了一位截然相反的人物;最后通过蛮寇与田承嗣之乱、唐懿宗的佞佛与士大夫的进谏等史实进行分析,进一步考证刘允章《直谏书》的真实性与贾耽《直谏表》的伪误,弄清了其在从中原到敦煌流传过程中出现的流变抄袭关系,还历史以真实的面貌,为作者正本清源。     

关于唐宋时期龙家部族的几个问题

唐代西域焉耆的龙家部族在788～794年间吐蕃进攻焉耆时归附吐蕃,首领龙王曾经觐见吐蕃赞普,率领一部分部族成员移居河西走廊地区,敦煌古藏文文书P.T.1089号中吐蕃凉州节度使衙署中的lung dor dmag pon(迁移之龙家将军)应为管理定居于凉州、甘州地区的龙家部族的吐蕃官员,晚唐五代时期龙家在西州、焉耆、凉州地区也有分布,宋代陇右等地的龙家部族则融合于当地的吐蕃部族之中,但仍保持有龙、龙家、陇逋、陇波等称号。     

报刊文摘

西藏宗教文化的历史选择 我院彭英全、乔根锁在《藏学研究论丛》第1辑上撰文认为,佛教文化在封建社会能被选择为西藏地区的主体文化,其具备的历史条件应该是:①封建生产关系的建立是佛教文化立足西藏的最重要的社会条件;②封建社会在西藏流行的佛教,已不完全是原来意义上的佛教了,经过了与苯教文化的重新整合,形成了具有西藏风味的藏传佛教;③佛教文化符合封建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因而受到各地领主的坚决支持和积极参与,这是佛教被选为西藏主体文化的最直接的原因;④佛教在吐蕃王朝虽遭失败,但它仍保留了大量经     

早期吐蕃史事考

本文认为,吐蕃是一个具有漫长历史源流的古老部落,“蕃”是古代藏族的自称和汉族对藏族的他称。他们自称为“蕃”,是由于他们自古以来尊崇相信仰苯教,“蕃”是“苯”的音转。汉族称他们为“蕃”,是因为他们是古代西迁的“发羌”的后裔,“蕃”是“发”的同音异写字。早期吐蕃王朝实行王位继承制,自栗赤赞普至囊日松赞,王权共沿袭了32代,历代赞普均以苯教作为王权的护持。早期吐蕃出现过好几位政治家、思想家和贤者,他们创造的业绩为中华民族增添了光彩。汉族人民吸收各少数民族智慧而创造的先进文化,对少数民族具有无比的影响力和凝聚力,这种文化是维系中华各民族血肉不可分割的相互关系的一根牢不可破的纽带,早期吐蕃和祖国内地存在的血肉不可分割的关系就是这根纽带维系的结果。     

考古人类学视阈下都兰吐蕃墓葬中树元素宗教内涵解读

树是人类早期萨满文化中比较常见的一种元素,它常常和鸟等元素呈组合形式出现在世界各地的符号系统中,是古代人类在理念里表达世界图示、构建意义世界不可或缺的要件。处于萨满文化的藏族早期文化以及后期脱胎于萨满文化的苯教文化,有着和人类早期构建宇宙图示共同的心路历程。在藏族文化中宇宙山和宇宙树也是从上古开始表达世界中心的核心元素。而在都兰吐蕃墓中有宗教象征意义的树元素出现的频率是极高的,这些元素既体现了吐蕃时期本土价值观,也汇聚了与中亚乃至欧洲文明的交流成果。对墓中的树形象进行主位和客位结合的深描和阐释,对于理解藏族吐蕃时期的宗教思想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