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唐西域音乐东渐与歌诗之演变

从音乐文化交流史的视角考察先唐西域音乐东传所带来的音乐文化的革新及其与文学演变的关系。西乐东传的过程也是其与汉地音乐广泛融合并同化为新“华乐”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南方音乐文化优势得以凸显,奠定了以南方音乐为主导的艺术格局。汉魏西乐东渐对乐府歌诗影响深远。六朝胡戎乐东传不仅推动了南北歌诗的融合,也为音乐文学的繁荣发展提供了艺术土壤。先唐西乐东传与民族融合、乐制更迭、佛教东传等密切相关。先唐西乐东渐丰富了中国音乐的艺术内涵,催生了新的音乐文化和文学,也为音乐和文学的唐宋因革奠定了艺术基础。     

歌诗在诗歌与歌词之间——论新诗与歌诗

在对现代诗歌与歌词关系的认识中,长期流行着两种对立的观点,它们都忽略了“歌诗”的存在,都失之片面.“歌诗”自古就是中国诗歌的组成部分和一贯传统.由于新诗的产生省略了“民间歌诗”的阶段,一开始就是文人的参与与自觉创造,再加上现代出版业的影响,使得新诗在人们心目中长期表现为一种书面化的存在,“歌诗”似乎消失了.其实这是一个认识的误区,“歌诗”在理论上不会消失,在事实上也依然存在.在现代语境之下,“歌诗”在诗歌与歌词之间.有必要从理论上提出“现代歌诗”的问题,而其中包含有对当今中国诗学的、音乐的、文化建设的等一系列重要问题的思考.     

东晋南朝歌诗艺术考论

以往研究东晋南朝歌诗艺术的学者 ,更多地侧重于对歌诗文本的解读 ,对于歌诗创作、表演和消费的情况则明显重视不够。本文在把歌诗艺术作为一种精神消费产品的前提下 ,对东晋南朝时期 ,王室、贵族到文士们的歌舞声色消费活动及艺人们的歌舞表演活动 ,进行了深入的考察 ,认为正是这些精神消费需求 ,为当时民间的歌诗提供了广阔的市场 ,并促使文人和歌舞音乐艺人在充分吸收民间歌诗鲜活生命力的基础上 ,又有了全新的创造 ,从而极大地活跃了娱乐市场 ,使歌诗艺术的发展出现了空前繁荣的局面 ,并对唐以后歌诗与诗歌的发展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     

初盛唐清乐从属关系质疑

目前，学术界一般倾向于燕乐包含清乐的看法。本文对各类乐书的记载进行比较查证，认为燕乐和清乐的概念发展有其阶段性，清乐在初盛唐是独立于燕乐之外的一个乐种，其性质近雅，与燕乐的近俗构成对立关系。只有辨明清乐的从属关系，才能较为准确地区分燕乐歌辞和汉魏六朝古乐府诗的界限。     

略论曲词不产生于燕乐

燕乐的名称需要重新界定,燕乐的本质为外来胡乐,曲词并不产生于燕乐胡声,而与六朝江南清乐具有直接的渊源关系.隋代初唐的燕乐,是以胡乐为主体、以大曲为表演形式的宫廷俗乐;盛唐时期的曲子,乃是经过法曲变革之后所形成的以清乐(吴声西曲)为主体、以声乐为本质属性,以内宴、家宴为主的音乐品类.     

论汉乐府歌诗向叙事之演进

汉乐府歌诗向叙事之演进,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一是缘事而发。歌诗缘事抒情,抒情不离事由,在乐府演唱方式和听众娱乐趣味作用下,开始了向叙事的演进。二是即事而进。歌诗由抒情转为叙事,而形为叙事实为语调抒情,形成场面集中、对话演事、人影粗疏的特点。三是铺事而成。歌诗完成由抒情向叙事的质变,具有场面转接、铺陈夸饰、人物鲜明的特点,显示了汉乐府叙事诗的成熟。四是叙事而极。《焦仲卿妻》标志着汉乐府叙事诗跃升顶峰,这是文人模拟乐府叙事进而创造的结果。其结构严整、叙事出新、写人入心,取得重要艺术成就。而受到乐府演唱的制约,《焦仲卿妻》成为孤篇绝响,后继为难。     

试论杜甫、白居易歌诗创作的不同

本文针对杜甫、白居易诗在当时流传不同 (白广杜狭 )这一现象 ,指出其原因之一在于二者作诗入乐多少有别———杜歌诗少而白歌诗多。入乐利于传唱 ,故能流播四方。出现这种情况与他们各自的思想、家庭背景等因素密切相关。但文学的生命还在于其艺术性与思想内容 ,所以最终杜诗赢得了应有的地位。     

论西晋乐府歌诗政治及娱乐功用的增强

西晋乐府诗的功用性增强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政治功用性增强,一方面娱乐功用性增强。其中,郊庙燕射歌辞和舞曲歌辞创作数量增多,并成为当时主要的音乐类型,这类诗歌的创作者主要有傅玄、张华等几位朝廷重臣。西晋乐府诗的主要部分是配合雅乐和舞曲的政治赞美歌诗,这类诗歌的主要用于祭祀礼仪和日常娱乐观赏。     

李贺歌诗艺术渊源新论

南朝诗歌是李贺歌诗的重要艺术渊源之一。李贺有不少作品继承南朝乐府,学习齐梁宫体。这些作品音乐性强,有的还能入乐,注重演唱效果,流传广泛,影响深远。在此基础上,李贺更有所超越,形成了鲜明的个人特色。对此现象及其产生的原因进行分析和讨论。     

承唐启宋的五代燕乐——以冯晖墓乐舞图像为例

以胡乐为主的唐代燕乐,自中晚唐后,逐渐发展成为以汉乐为主导的新的中国化燕乐,即定型于宋代的燕乐。这一转变过程,在陕西出土的五代冯晖墓乐舞图像中有着清晰反映,它既是承唐启宋的活标本,也是社会变革的真实反映,更是乐舞艺术宛转分流时的瞬间再现,具有十分重要的史学价值和艺术研究价值。     

汉代乐府的音乐活动与歌诗

汉代乐府的音乐活动 ,对汉代歌诗的创作起有重要作用。乐府的采风观谣 ,使民间歌诗得以保存 ;乐府的制乐活动吸纳了文人加入 ,促进了文人的辞赋创作 ;乐府对外域音乐的吸收和改制 ,丰富了华乐的音乐品类 ,其音乐和文辞的配合方式 ,奠定了中国古代音乐文学“选诗以配乐”与“依调填词”两种基本方式。胡乐与汉文的配合方式 ,对反省“胡乐生词”说具有重要意义     

论“歌诗”作为一种古典诗传统的再发现与重构

“歌诗”本为中国古代诗歌的一脉重要传统,但在新诗中,由于诗与歌分离的态势成为主导倾向,因而“歌诗”传统长期处于被冷落或被遮蔽的尴尬境地,导致新诗缺乏音乐性而危机频仍。21世纪以来的一批诗人和学者在回望古典诗词时重新意识到歌诗传统的重要性,因而重新发掘歌诗传统,对其进行重新阐释与界定,在重认歌诗传统的重要性、歌诗范畴的重新认知、歌诗对新诗建设的启示三方面构成了对古代歌诗传统的再发现。然而,“歌诗”作为一种古代诗歌传统,其口耳相传的歌诗形式已难以为继,因而新诗无法照搬古代歌诗形式,而应在新诗创作的文本策略上构建诗的节奏和韵,以此重构诗的“歌性”质素;在传播路径上将诗、歌、舞相结合进行跨界演绎,张扬诗的“歌性”;在诗与歌的体式上,让新诗与歌词之间通过跨体创作凸显“歌性”,由此建构新诗自身的歌诗传统。     

民间歌诗与齐梁文论

梁、陈时代正是南朝清商曲辞开始影响到文学理论发展的阶段,永明声律学说的提出、文学新变观念的萌生、哀思之美的追求都同民间歌诗的审美特质具有密切关系。从民间步入书斋和庙堂,带动南朝文学观念、文学理论发生深刻变化,是民间歌诗在文坛发挥影响力的重要表现之一。     

天宝十三载改诸乐名与燕乐体系的确立

唐玄宗天宝十三载“太乐署供奉曲名及改诸乐名”,形成了新的命名规范,是胡乐东渐、胡部新声之后音乐融合的结果。“道调、法曲与胡部新声合作”及诸乐改名深化了佛道、胡汉、雅俗音乐的融合,标志着唐代音乐的重构和燕乐体系的确立。“声辞繁杂”的胡、俗之乐崛起,获得与雅乐、清乐的合法平等地位,促进了杂曲子及其变体的独立与繁荣,为倚声填词和曲子词的兴起奠定了音乐基础。从音乐制度和历史活动层面考察唐代音乐体系的变化,有助于我们重新认识词的起源及其发生机制和艺术特征。     

王维“歌诗化”自觉之考论

王维有其卓绝的歌诗地位。王维诗歌的歌诗化程度高，这也是王维诗歌有别于初盛唐其他诗人诗歌的一个重要特征。王维不仅仅歌诗创作的起步早，数量多，而且其歌诗艺术的形式全，质量高。王维诗歌“歌诗化”的基本要素和特征，具有“情绪的大众化”、“题材的民俗化”和“语言的简约化”三个特点。而其“歌诗化”的特殊自觉，则建筑在“特殊的歌诗风气”、“特殊的歌诗效应”、“特殊的歌诗条件”之上。     

偈颂与赞歌——中印佛教歌诗初探

偈颂(gatha)是印度佛经中常见的诗歌体式,对中国佛教文学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赞颂(stotra)是在偈颂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种独立诗体,主要用于赞佛.中国佛教赞歌既有印度佛教赞颂的影响,也有本土赞颂文体的继承和民间歌谣的借鉴.在印度,偈颂与赞颂都是能够入弦的歌诗.在中国,直接源自印度佛经的偈颂失去了音乐性,演变成为以说理谈玄、悟道证法为主的哲理诗,而本土色彩较浓的佛教赞歌一般和乐能唱,与印度佛教偈颂与赞颂的歌诗传统更加契合.     

论西晋乐府诗中故事体歌诗表演方式对内容的影响

乐府诗音乐文学的特质决定了乐府诗研究需要音乐、文学两个层面的综合考察。故事体歌诗作为西晋乐府诗独特的一类,以演述故事的方式发展了乐府歌诗的表演艺术,而这些歌诗的表演又对歌诗内容本身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西晋代表性的故事体歌诗有《艳歌行》、《秋胡行》、《秦女休行》、《惟汉行》等,从歌曲类型看,这些诗歌主要收录在《相和歌辞》和《杂曲歌辞》。歌诗的题名、曲调、本事、体式、风格影响到诗歌内容;可表演性为歌诗内容的简化提供了可能;女伎表演主体和观众喜好影响故事情节的变化。     

唐初八史与唐传奇的兴起

唐传奇兴起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唐初八史对它的影响很少为学术界所关注.唐初八史浓郁的小说色彩对唐传奇的产生有一定影响;唐初八史叙事文字以散体为主直接为传奇作者取法;而唐初八史历史叙事与小说叙事二者兼容的叙事模式,为唐代小说叙事的兴起和发展起到了良好的促进作用,唐传奇叙事强调虚实结合就是这种作用的直接结果.     

《史记》的抒情性与歌诗音乐的作用

《史记》描写人物以情动人,有时让人物即景作歌诗,大大增强了文章的感染力和抒情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