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学术:当代学术史考察的新向度

中国现代化发展在知识生产领域引起的显著变革是官学的一统江山被打破,民间学术重焕生机,蔚然而成当代中国学术史上的一道醒目风光,更成为考察乃至重写中国学术史不可忽视的一个新向度.三十多年来民间学术在当代中国的复兴,是中国社会转型及民间社会在社会精神文化层面的体现;民间社会是民间学术生存发展的土壤和条件;学术自主性是民间学术的本质特征和灵魂,因此,法理意义上的民间社会的生成和发展对民间学术的前途及命运至关重要.而建构和捍卫学术的自主性,则是民间学术自身建设的重心所在.     

中国哲学研究三十年回顾(1978～2007)

本文从方法、态度、资源、理解、制度、主体几个方面,对三十年来中国哲学研究的变化与进展作了宏观的回顾,总结了近三十年来中国哲学研究取得的成绩和进步,展望了中国哲学研究进一步发展的前景,也指出了目前中国哲学研究面对世界范围学术竞争的问题和不足.     

文化观念的变迁和思想与学术的分合

一 陈平原在<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中曾写道:"晚清那代学者,之所以热衷于梳理学术史.从开天辟地一直说到眼皮底下,大概是意识到学术嬗变的契机,希望借'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来获得方向感.同样道理,20世纪末的中国学界,重提'学术史研'究',很大程度上也是为了解决自身的困惑.因此.首先进入视野的,必然是与其息息相关的'二十世纪中国学术'."①眼下,近三十年中国学术也日渐成为批评和反思的对象,那么,构成这一学术取向的动力何在呢?我想,以文化观念变迁而形成的思想与学术的分合大体上可以为近三十年当代学术提供一种描述方案.     

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30年研究述评

今年是改革开放30年.三十年来,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的结构性变化,各方面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中国的学术自不例外.在中国学术整体性的进步中,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以其鲜明的现实性和思想性特点,显示出独特的价值,它在积极地回应当代中国和世界的现实问题时,也使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身实现了相当大的突破和创新,并推动了整个现代中国哲学的进步.     

论学术期刊发展的原点问题

中国学术期刊发展近三十年来取得的成就有目共睹,学术期刊的数量和学术期刊发表学术成果的总量都在不断增长。可是,中国学术期刊在取得斐然成绩的同时也不乏学术垃圾、学术泡沫的存在,因此,中国学术期刊想要获得长足发展,就必需对这些现象给予充分地重视。如果说学术期刊在其     

中国美学研究的西学化走向难以成功

改革开放,其重头戏乃是引进西方文化.三十年来,中国美学界的基本战略是.与古典传统和红色美学传统逆向而行,通过出国留学和学术引进,在方法论、理论流派和各种理论资源诸方面全方位援引西方美学,概言之,几乎到了言必称西方的地步.     

《天府新论》创刊三十周年寄语

子曰:“三十而立”.2015年1月,是《天府新论》创刊三十周年. 斟酌再三,我们放弃了举办庆典的计划,仅办了一场规模不大的学术研讨会,即“《天府新论》创刊三十周年暨‘儒家思想与中国改革’学术研讨会”,研讨会发言纪要在本期刊出.     

学术突围:重构当代中国学术话语

学术的规范化和制度化原本是从依附于意识形态的状态中获得自主的路径,结果反而导致了学术的异化.据说从西方引进的量化指标管理模式,在中国国情里却具有了学术教条主义、学术形式主义、学术官僚主义"三位一体"的中国特色.当代中国学术思想的产生和发展,不仅在于学术规范的确立,而且在于学术制度的改革.民间思想、个体学术是扬弃学术异化的必由之路.所谓学术突围,就是突破学术规范与学术制度的"围城",实现体制学术与民间思想、个体学术间的良性互动.     

三十年学术发展的几个主要特点

新中国建立以来的学术发展.大体可以分为前后两个三十年.第一个三十年从1949年至1978年;第二个三十年从1978年至今.①总体说来,前三十年是曲折发展,后三十年则是成效卓著.后一个三十年同前一个三十年相比.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国民经济管理法治化得失检讨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宏观调控法律制度"问题逐步成为"中国模式"的重要组成部分.宏观调控立法的关键仍要从三十年的实践中探索总结.检讨三十年来国民经济管理法治化进程,可以从"有法可依"和"有法必依"两个角度加以定量分析.指标体系的设计将成为进一步讨论的关键.     

学术共同体的自治和自律

本文借梁启超"学术乃天下之公器"和章太炎"学在民间"的名言,讨论了学术、学人和学术共同体性质和作用,进而回到中国实际,揭示和批判了学术严重失范和失序的种种情况,在此基础之上,提出了反思不思、拿起批判武器和学人民间自愿采取集体行动,重建学术秩序的思路和建议.     

村落仪式:乡村社会的结构与反结构——一项来自村庄祭祀仪式解读基础上的分析尝试

在已有的中国传统社会民间信仰与仪式象征研究中,研究作为草根文化的民间信仰,"祭祀圈"、"信仰圈"等理论模式不仅是乡村社会民间信仰体系的重要分析框架,而且还是乡村社会文化发展的重要研究范式.但面对乡村社会的复杂性和混合性,尤其是乡村社会自身结构的变化,这些理论模式往往又显得力不从心,以至于在现代学术视野中,运用这些分析框架来展现中国乡村社会的面貌或多或少地违背了乡村社会的生活逻辑.     

注重学术 面向现实 服务社会——祝贺《甘肃社会科学》创刊30周年

从1979年创刊到今年,<甘肃社会科学>已走过了30个春秋.30年来,<甘肃社会科学>编辑部的同志们筚路蓝缕,进行了执著的追求、辛勤的耕耘和不懈的努力,刊物在逐渐地提高,在不断前进,在一步步地成长和发展,至今她已是甘肃社科期刊界的标杆性刊物,在全国的社科期刊里也享有较高的声誉.应该说,<甘肃社会科学>是生逢其时的,她是在我们党的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不久创刊的,三十年来,她伴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巨大步伐成长壮大,也肩负着一个综合类人文社科期刊的社会使命,如实地纪录了三十年来我国改革开放的足迹,真切地反映出三十年来学术理论界的激浊扬清,取得了可喜的成绩.纵观<甘肃社会科学>三十年的历程,我认为有以下三个方面值得称道.     

中国文学传统的创造性转化——重建现代中国文学研究的古今维度

在现代中国文学研究领域,中西维度长期受到推崇,古今维度则有所偏废。新时期以来,林毓生、李泽厚、陈平原等海内外学人明确倡导中国文学传统的创造性转化研究,这是重建现代中国文学研究的古今维度的必由之路。以百年来现代中国各体文学创作而言,小说和散文在创造性地转化中国文学传统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更高,而新诗因与古典诗词时相对抗而成就有所不足,话剧因与中国戏曲传统断裂而尚未真正地民族化。现代中国小说在第一个三十年里主要致力于对中国古代文学的抒情传统或言志传统以及中国文言小说或文人小说传统的创造性转化,及至第二个三十年转而主要致力于对中国古代文学的载道传统和中国古代白话通俗小说传统的创造性转化,而到了第三个三十年里,在回归言志传统的前提下,小说文体创化愈益复杂。如果说在20世纪80年代主要致力于中国古代文言短篇小说传统的创造性转化,那么90年代以后则集中出现了转向明清文人世情写实长篇小说叙事传统的倾向,由此成就了贾平凹的沉郁型、莫言的狂放型、刘震云的拧巴型、王安忆的分析型等四种闲聊体叙事形态。现代中国白话散文在第一个三十年里偏重于对中国古代言志派"古文"传统的转化,而在第二个三十年里偏重于对中国古代载道派"辞赋"传统的吸纳,到了第三个三十年里出现了多元趋势:除了言志派美文和言志派杂文相继复兴之外,又涌现了言志派辞赋体"大散文"新形态。中国新诗在第一个三十年里主要是创造性地转化了中国古典诗词的言志传统、自由体传统和高雅文人传统,而在第二个三十年里转向了对中国古典诗词的载道传统、格律体传统和通俗民间传统的转化,及至第三个三十年里,中国新诗主潮又重新返回了言志传统、自由体传统和高雅文人传统,所谓"知识分子写作"与"民间写作"两大诗潮其实貌离神合。     

如何思考中国——有关"中国研究"思路与方法的对话

编者按:史无前例的改革开放迄今已三十年了;为富国强兵而上下求索、引进马克思主义学说已经有一百多年了;从徐光启算起,西方学术传入中国已经有四百多年了……中国学人当前面临着相当多的机遇和挑战、问题和困惑.     

事业单位改革历程与经验总结

从1978年至今的三十年间,中国的事业单位改革在艰难的探索中始终没有停下脚步.回顾三十年来事业单位改革的历程,总结事业单位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改革的实践经验,对于当前仍在进行的事业单位改革将大有裨益.     

大众学术:中国学术建制化的困境

20世纪的最后十年,中国知识分子本来想要从前十年的"广场"退回学术的"民间岗位"①,拥抱人文社会科学的大发展;然而,他们很快发现,学术界不仅丢掉了80年代的人文精神,而且失范行为超乎想象,学术大发展没有如期而至,"学术大跃进"倒是轰轰烈烈搞了起来,以致学术丑闻层出不穷②,结果引起分别与人文精神和学术规范有关的两场大讨论.     

民间知识分子与民间学术

近几年来,民间立场成为一些知识分子思考、写作的自觉选择,涌现出不少有价值、有影响的作品.因此,就出现了一批被称作"民间知识分子"的群体.转型时期的中国,曾经丧失的民间社会正在发育,民间学术犹如一股清泉,汩汩涌出.     

民间产生思想大学维护学术

八十年代:特点与局限 谢泳(山西省作协<黄河>副主编.以下简称谢):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的学术格局开始发生变化,10年以后大体上形成今天的格局.我想是不是可以用两句话做一个简单的概括:一是民间产生思想,二是大学维护学术.     

学习邓小平同志和冈田春夫的一次谈话

六月三十号,邓小平同志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中日民间人士会议的日方委员。中日民间人士会议是冈田春夫两年多以前向小平同志建议召开的。他希望通过中日民间人士的接触来加强中日两国之间的关系。小平同志接受了他的建议。于是一九八二年在日本举行了第一次会议,这样,第二次会议就在中国北京举行。在这次会议结束时,小平同志接见了全体日方委员。因为我是分组会中方主持人之一,小平这次接见时我也在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