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国家建设视域下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中华民族作为一个具有共同历史文化的民族实体在近代基本形成。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华民族成为“国家民族”,由历史文化共同体发展为政治共同体。新中国的民族国家建设,政治上以各民族共同当家作主和民族区域自治为主要方式,经济上以共同富裕为目标、以扶持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为主要手段,文化上以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引领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传承保护各民族优秀文化为基本路径,既建设“全民一体”的中华民族,也建设内部文化结构“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这种路径与西方国家近现代民族国家建设路径有所不同。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注重把握“统”与“分”、“同”与“异”、“多元”与“一体”的关系。     

小民族,大课题——以赫哲族为例

人数特别少的“小民族”在现代化过程中面临“生存发展”和“保存文化”的两难 ,这种两难取决于大小民族之间的态度、价值观和相互关系以及大民族对于“发展”的理解。在适当调整人们思维框架和参照系的条件下 ,以社区意识和区域发展为基础 ,小民族有可能找到既实现社会经济发展 ,又保持文化传统的发展模式     

"鲁迅与浙东文化"论纲(一)

“鲁迅与浙东文化”这一研究课题,是着眼于鲁迅一生与故乡文化的联系来探讨他与中国民族文化及其近现代以来的发展的整体关系。近十余年的“传统文化热”(或称“国学热”),带来我们对鲁迅愈益严重的隔膜、疏离以致对立,在这种对立情绪中所从事的鲁迅与中国传统文化包括他的故乡文化联系的研究,是有悖于鲁迅的精神世界与民族文化在整体上特有的联系方式和内涵的。鲁迅对中国固有文化的批判表现出对民族“固有之血脉”的追寻和发展,建立在他与浙东特殊的地理历史文化传统的深刻联系之上——“鲁迅与浙东文化”的研究,就是对这样一个问题的追问和思考。笔者梳理了浙东特殊的地理历史文化传统的形成和发展衍变,在此基础上,阐释了鲁迅对此的体认和追寻建立在他与故乡文化的“血缘与地缘”关系之上,是在他主体意识参与下通过“复活—认同”、“深化—辨异”、“升华—消解”实现的。     

警惕“与汉族切割”的民族文化研究和宣传

当前部分民族文化研究和宣传工作中,存在“与汉族切割”现象。这种民族文化研究和宣传思路,会对我国民族团结局面造成深刻伤害,会强化民族关系领域业已存在的“二元结构”,引发激进民粹主义与狭隘民族主义合流,也很容易被民族分裂势力和国际反华势力利用以达成其撕裂中国社会、分裂中国国家的目的。在民族文化研究和宣传过程中,要防范和纠正这种做法,着重强调各民族的融合而非敌对,注重共性研究而不是差异研究,从公共文化服务视角开展文化遗产保护。同时,要构建一个多维度的话语体系,与敌对势力争夺“民族问题”话语权,向国内外民众讲好中国民族故事。     

长征时期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的探索及其价值

长征时期,中国共产党首次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中国国情和民族问题具体实际相结合,实事求是地制定并实践了民族平等团结、保障宗教权利、调整统战对象、培养民族干部、恢复和发展经济民生等一系列符合实际的民族政策,开启了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的初步探索。这一时期党的各项民族理论由“教条主义”逐渐走向“实事求是”,实现了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从“照搬”到“结合中国实际”的转变。基于对马克思主义阶级关系斗争性与同一性辩证统一原理的解读,中国共产党适时调整统战政策对象,遵循既团结又斗争的原则,联合民族宗教上层人士,实证检验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真理性。长征深化了党和红军对国内少数民族的认知,促使中国共产党完成了对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国情从感性到理性认识的升华。     

后非遗时代民族医药跨界发展与知识产权保护

《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以下简称《非遗法》）对民族医药的保护体现着知识产权行政保护的制度逻辑,但在后非遗时代,如何提升民族医药可持续发展能力,并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已成为需要研究的问题,对民族医药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下简称“非遗”）知识产权行政保护的制度逻辑、内在要求与保护目标进行分析与理论总结。研究认为,非物质形态的民族医药文化表现形式是知识财产,从法律属性中受知识产权制度调整,但现有法律在民族医药文化与民族医药文化表现形式的权利归属、权利内容以及在民族医药的非遗保护等方面均存在司法保护不足的问题;为提升民族医药文化财产的传承与发展的质量,以及参与市场的竞争力,民族医药需要从“文化遗产”单一结构向“文化遗产、文化产品和服务、知识产权”三位一体的财产结构转变,并形成货物贸易、服务贸易和知识产权贸易等多种创新发展方式,利用新载体与新传播方式进行跨界发展,积极开发文化衍生产品和服务,推动民族医药文化表现形式资源与其他资源跨界整合集聚,用跨界发展实现财产结构转变;后非遗时代对民族医药知识产权行政保护工作的重心应该由“保存、保护”向“知识产权促进”转移,提升民族医药自主知识产权的研究和运用能力,适时制定地方性民族医药单行条例,打造和保护民族医药品牌,推动民族医药知识产权贸易与融资。     

文化-教育-经济共生机制: 西南民族地区教育反贫困战略选择

西南民族地区的基本特征是自然人文资源富集与经济科技滞后并存,这种特征要求西南民族 地区的反贫困策略必须以“文化-教育-经济共生”为根本向度。在“文化-教育-经济”共生系统中,教育通 过培养能将自然与人文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促进经济持续发展的“恰切”人才,盘活文化与经济关系,从而促 使经济发展与文化传承在“人”这个教育对象上实现“共生”,达到西南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和民族传统文化传承 的双赢目标。     

中国少数民族政权的产生和性质

民族政权是少数民族经济、文化发展的必然产物 ,它的产生具有自然环境、经济、文化、军事、中原王朝国力的变化、外来影响等多方面的因素。民族政权的性质因时代和与中原王朝的关系而不同 ,并且处于不停的变化之中 ,总的趋势是和中原王朝的联系越来越紧密 ,由“独立政权”经“结盟政权”向“藩属政权”转化 ,在清王朝的“康乾盛世”时完成了整个的转化过程。     

现代主义诗潮在抗战中的历史命运(续完)

三 诗人深层心态的矛盾与斗争 民族斗争的急剧发展提出了诗歌与现实关系、诗歌与民族关系进行自我调整的任务。这种调整,对于由现代派诗潮走入抗战诗歌运动洪流的诗人,在心理上引起的震动和变化,是相当激烈和复杂的。这里很重要的是在深层心态中进行审美习惯的变革所引起的矛盾和斗争,也就是深入到深层心理的新的美学习性的蜕变引起的抵抗与适应,痛苦与欢欣。大时代的风暴卷起一代诗人,特别是过去沉溺在“纯诗”探索中的诗人们内心的波澜。一种“无可适应的彷徨”感往往成为一些诗人心灵深处潜在的矛盾形态。当时的论者准确地说明了这一心态的痛苦所在:     

差距与加速

对于民族地区经济发展问题,从认识论及指导思想上来说,有一个发展的过程。这可以划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即1978年三中全会以前。在指导思想上,党中央一贯重视国内民族问题,把它同党和国家的命运联系在一起。毛主席和周总理在许多次讲话中都反复强调搞好民族关系做好民族工作的极端重要性。那时候对于发展民族地区经济一般的与经常的提法是:“要诚心诚意地帮助少数民族(或民族地区)发展经济文化。”主题词是,“帮助发展”,经济与文化并列。这种认识延续了很长时间。     

高质量发展背景下民族地区职业教育文化的持守与转型

高质量发展背景下,民族地区职业教育文化建设要遵循持守与转型的逻辑理路,传承“道技合一”的育人文化、“精益求精”的学徒文化、“在地致用”的服务文化和“一脉相承”的民族文化,这是民族地区职业教育以应万变的精神根脉。面对育人价值的二元失衡、育人模式的类型模糊、一元管理的过度强化以及地方特色标识的简单塑造等现实困境,须推动民族地区职业教育文化价值由“以人为本”向“生命关怀”转型,文化模式由“参照普通教育”向“确定不同类型”转型,文化品牌由“地方标识”向“国家名片”转型,以塑造民族地区职业教育服务高质量发展的核心驱动。     

“一带一路”建设背景下对民族文化影响国际贸易的理论探讨

“一带一路”作为我国新时期对外开放重要战略，其构想及实施所依托的一个重要条件就是我国少数民族地区与沿线国家具有千百年来民族文化交融和认同的深厚基础。民族文化通过影响相关产业的产生和发展，进而影响到国际贸易的内容并最终对国际贸易的规模和格局产生深刻影响。不同地区的民族文化既存在“异质性”，也存在“同质性”。民族文化“异质性”赋予产品的差异化促进国际贸易的产生并形成强大竞争力，民族文化“同质性”形成的民族文化禀赋优势有利于国际贸易“网络效应”的形成并强化国际贸易关系。在“一带一路”建设中民族文化是我国经济欠发达少数民族地区发展国际贸易的重要推力，是对经济方面“劣势”的有效补充。     

论全球化背景下艺术设计中的文化认同

全球化浪潮对各民族的文化观念，文化审美方式和文化行为等方面提出了尖锐的挑战，民族文化认同问题日益突出。西方文化理念与中华民族精神的交锋与融合已经成为全球化背景下中国艺术设计界需要思考和回应的课题。对中国艺术设计的发展来说，要注意正确理解“民族性”与“全球性”的关系。应该认识到本民族文化是全球所有文化中不可缺少的部分，树立自己的信心，以避免在学习和借鉴中迷失自己。     

论闻一多民族主义思想的发生与特征

闻一多的民族主义思想是反西方现代文化的产物 ,民族历史、传统文化是其民族身份认同的基础和民族主义情绪表达的最有效的场景 ,是其民族主义张扬的核心内容。这种民族主义思想 ,一方面因缺乏历史批判意识而无补于本土文化的良性循环与新生 ;但另一方面 ,它因致力于“民族”、“国家”意识的启蒙而获得历史的合法性与意义。到 194 0年代 ,他的民族主义思想完成了由早期的以民族传统反抗西方现代文化向以西方现代文化透视、批判民族传统的转换 ,这种转换记录了特立独行的诗人痛苦的情感历程与思想探寻的真实轨迹。     

试论澳大利亚多元文化主义

多元文化主义虽源于加拿大,但作为政府的一项政策,却在澳大利亚得到充分的发展。澳大利亚是一个由许多不同民族背景的移民组成的国家,随着澳大利亚历史上三次大的移民浪潮发生,澳大利亚的移民政策也经历了由“同化、融合”转向“多元主义文化”。澳大利亚正是以其社会的宽容性、包容性和文化的多样性而形成澳大利亚民族的一个特征,并且这种多元文化主义作为澳大利亚价值观的核心已得到牢固的确立。本文在对多元文化主义溯本求源的同时,着重对澳大利亚多元主义文化的形成及特点作一述评;同时还注意从澳大利亚“白澳”政策的失败来窥视澳大利亚多元文化形成的必然性,从民族中心论的衰落来关注多元文化主义产生的民族性与世界性。     

文化建设与西部民族地区的内源发展

贫困文化是西部少数民族贫困地区现代化过程中产生的一种经济文化现象。它是由外源发展造成的 ,对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形成巨大的消极影响 ,只有通过内源发展的方式才能克服这种影响。它以人民的“所是、所为、所愿、所思和所信”为根据 ,提倡发展应该是“由人自己并为自己来完成的发展过程”。内源性发展是一种尊重民族文化个性 ,在人民的广泛参与下并且强调民族文化特色的发展观。通过文化建设来培育少数民族的内源发展动力 ,应该作为西部大开发中的重大战略问题来解决。     

文化生态学语境下的共生互补观——关于散杂居民族关系研究的新视野

文化生态学给研究散杂居民族关系提供了前提和可能,其通过人类文化与自然生态的互动有力地证明了民族分布格局和民族关系的形成原因,这成为共生互补理念的理论前提之一。在这种语境下,多元文化的生态关联、系统论的分析脉络是散杂居民族关系研究中不容忽视的新内容,共生互补理念在此基础上构建了基本视野、方法论和话语体系,并对散杂居民族关系作出逻辑上的推演,提出多元民族文化共存与相互尊重、各民族在共生中发展互补性竞争与规则性合作。     

论西部民族地区产业结构的优化和产业竞争力的再造

围绕提高核心竞争力 ,积极调整产业结构 ,举全力发展特色优势产业 ,是实施西部大开发的关键。本文全面论述了西部民族地区产业结构的基本特点 ,指出西部民族地区产业结构的一个典型特征是二元性 ;讨论了西部民族地区产业发展的资源优势和成本优势 ,分析了产业发展的各种制约因素 ;提出了西部民族地区产业结构调整的原则 ,认为西部民族地区产业结构调整要坚持 :正确处理政府、企业和市场的关系 ,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产业结构调整中的主导作用 ;产业结构的调整要与所有制结构调整相结合 ,与国有经济战略性改组相结合 ;产业结构调整要突出区域特色 ,形成区域竞争优势 ;正确处理产业进入和退出的关系 ,既要重视消除“退出市场”障碍 ,也要重视解决“进入市场”困难 ;资源开发要以生态环境保护为前提。最后提出了基于这些原则的政策措施     

批判与重构——试论巴金、老舍、曹禺对家族文化的批判

〕本文从对腐朽文化的批判与民族新文化的重构这一视角出发,分析巴金、老舍、曹禺作品中所反映的家族文化,指出这种批判与重构,实际就是我们民族的自我更新和自我调整,同时也是民族发展的必然要求。     

传统文化谱系与现代审美变革 ———浅析阿库乌雾«混血时代»中的动物意象

阿库乌雾的动物意象叙事以现代性审美对传统文化意象进行转译和重铸,让传统谱系的文化符号从意指单薄的传统 原型意象转向现代流动多变“镜像”,对族群历史记忆(传统遗产)和现实个体遭遇(都市生存)进行了多重的投射,实现了传 统审美符号与现代经验情境彼此激发的能动关系。 这种意象策略实现了少数民族文学传统意象由抒情性转向叙事性的现代 性变革,也对少数民族文学的都市写作提供了诸多可供借鉴的范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