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自珍对经学纷争的评议

汉学与宋学、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的优劣长短之争,是晚清经学面临的重要课题.龚自珍对此经学纷争,既反对汉学与宋学之分,又持今、古文经学同源说,并主张汉学宋学、今古文经学无偏废,兼采并收.所以,说龚自珍的经学乃今文经学是根本站不住脚的;不分门户,兼采汉宋、古今文经学,实事求是,才是龚自珍的经学根本,而这与乾嘉汉学的基本精神是一致的.     

论明中期经学对宋学的反动——以杨慎对经学的阐释为中心

在明中期的学术环境中,学者对宋学的推崇态度已大加转变,开始检讨宋学之失,重新肯定汉学之功,强调汉、宋学之间的传承关系。反宋学必定回复至汉、唐之学,故学者多倡言古注疏的重要性,在经书注解方面注重文字、声韵的研究和名物制度的考订等,逐渐突破宋学空发议论的解经方式。杨慎敢于对宋儒进行大胆批评,认为宋儒之失乃因其"废汉儒而自用己见",他倡导汉学,重视音韵训诂,又对传统经典提出了许多有意义的解释,开创了新的经学研究风气。尽管他的研究缺乏系统性,但这毕竟是考据学兴起的开端。杨慎对经学的阐释已表现出其倡导汉学、强调考据训诂、崇尚博洽、以实证的研究拒斥宋学思辨的趋向。汉学自明中期起即日渐复兴,明中期经学的反宋学是清人"复汉学"的先导。     

王夫之经学的基本特征

王夫之经学汉宋兼采,古今文兼治,集经学方法之大成。相对于古文经学和今文经学,王夫之经学属于今文经学;相对于汉学考据和宋学义理,王夫之经学属于宋学义理;相对于今文经学和经学义理学,其本质特征是经学义理学。     

从清代前期学术流变看桐城派与"汉学"关系——"桐城派与汉宋学之争"札记之二

"汉宋学之争"是清代学术史上的焦点之一。最初,以姚鼐与戴震之间的争论最为引人注目,"汉宋学之争"也因此而成为桐城派研究中常常涉及的问题。但学术界多从"扬汉抑宋"角度评论这场争论,或用戴震拒绝姚鼐师从的请求来解释这场争论的发生。"汉宋学之争"是关于儒学本质与功能之争,它是清代学术流变的产物,即"汉学"家放弃了顾炎武所倡导的"通经致用"的"实学"思想,而将经学蜕变为考据训诂之学,并以考据训诂作为汉、宋学的分界线,从而引发了"汉宋学之争";其导火线则是戴震在谈到义理、考据、文章三者关系时,以"考核"自诩而视文章为"等而末者",贬抑了义理、文章,从而引起与姚鼐的冲突。     

略谈清代中期的“汉宋之争”

清代中期,汉学形成了独立的学术派别,与宋学形成了壁垒分明的对立,汉学对宋学大张挞伐.但是,程朱理学强大的思想影响力是根深蒂固的,仍有不少人推尊宋学,汉宋之争越演越烈.一些学者看到门户之争的局限,开始提出融合汉宋学术的主张.     

论姚鼐与四库馆内汉宋之争

四库馆的开启（1773）为姚鼐与汉学派之间冲突的爆发提供了契机。如何对待以程朱理学为核心的宋学,是姚鼐与戴震等汉学家分歧的焦点所在。汉学诸家尊汉抑宋、弃宋,甚至反宋、意欲代宋,姚鼐则始终将宋学凌驾于汉学之上。在四库馆内,汉学派占绝对优势,并深得庙堂之助;傲岸的姚鼐不顾力小而孤,奋起抗争。由于那时学、政两界边线不明,姚鼐逆流而动,不仪被挤向学坛边缘,在仕途上也再无发展余地。因此,他最终被迫选择了退居林下之路。姚鼐裹进汉宋之争及其告退,是其学术生涯中最为重大的事件,对此后清代的古文史和学术史影响至巨.     

康乾时期的官方修史活动与汉宋之学

由于政治统治的需要,康熙、乾隆二帝一方面尊崇程朱理学,提倡宋学;另一方面又重视汉学考证.他们这种汉、宋兼采的经学思想被贯彻到官方修史活动中,仿照朱熹《通鉴纲目》修纂了一批纲目体史籍,阐发清廷的正统之论、纲常之道和君臣之义,与此同时,又在官方其他史籍的修纂中贯彻了严密考订的求实精神.通过这些史书的修纂,清廷对宋学的义理说教进行了可靠的历史论证,把汉学治经的方法移植到官方修史之中,在义理发挥和严密考证两个方面占尽先机,既垄断了对历史的解释权,又披上了一层学术的外衣,不仅将经史之间的关系打通,而且影响了康乾时期学界对待汉、宋之学的态度.     

从汉宋兼采思想兴起看清代学术的现代转向——以翁方纲、章学诚、许宗彦三家学说为考察中心

汉宋兼采思想学派是清中后期崛起的重要学术派别,前后流衍数百年,其兴起原因十分复杂,而乾嘉时期的翁方纲、章学诚和许宗彦的言论无疑起了非常重要的启迪作用。翁方纲认为汉学与宋学合则双美;章学诚则认为二者离则两伤;许宗彦认为汉学为下学,必须上达宋学才算圣贤之道。三人言论虽略有异,却都是为了补汉学之偏,救宋学之弊,透露出清代学术从前现代向现代转向的消息,今日探讨,仍有现实意义。?更多还原     

阮元《儒林传稿》与清代汉宋学术之争

根据阮元《儒林传稿》的学术立场和初始影响,阮氏实是造成道光初年汉宋纷争的关键人物,《儒林传稿》是激化纷争的导火索。阮元本人持"汉学"立场,他在周围某些学人的支持下,将其本人的"汉学"树为清代儒学正宗,并以此为中心编写了清代学术史。《儒林传稿》对江藩的《宋学渊源记》等有直接影响,导致方东树撰写《汉学商兑》。     

朱一新经学思想探析

朱一新以义理为枢机会通汉宋,一方面用它来维护汉学正宗,批驳汉学末流;一方面用它来维护宋学正宗,批驳宋学末流。朱一新批评春秋公羊学,多次为古文经辩护,并非简单地持古文家立场,而是坚持以儒家根本大义统合今古。在清末宋学衰微时期,朱一新以一种更具可接受性的坚持义理、批驳异端的方式维持了宋学精义。     

经学背景下的肌理说

在清代学术史上,翁方纲乃持汉、宋之平者。其论诗核心概念“肌理”之理,亦包含汉、宋两种学术背景。仅关注其表面上的汉学家考订之“理”的成分,而忽略其背后隐藏着的宋学家的义理之理,是对翁方纲诗学思想的最大误解。     

方苞与颜李学派

方苞既是文士,又是经师,但他更看重后者,故以程、朱之学自命。他对于当时的颜李之学,既有兼容并包的一面,也有诋毁卫道的一面。他对清初汉学家多有不满,汉学与宋学之交恶,实肇始于方苞。     

北宋中后期词坛“曲词派”词体诗化理论发皇

北宋中后期词坛,曲词派理论家虽仍多尊奉《花间集》,以"协律和声"和"娱宾遣兴"之类理论观点,守护晚唐五代以来形成的词体特性,但在时代新风的吹拂下,在词体演变规律和文学创作规律的作用下,其理论和创作都出现或强或弱的诗化的倾向,从而在客观上成为诗化派和词体诗化理论的襄助者和补苴者。他们所取得的具体理论成就,应予充分关注和科学辨析。     

戴震对理学的批判改造

戴震是我国 18世纪的著名学者和杰出的思想家。戴氏之学 ,博通经史 ,融贯汉宋 ,为乾嘉之际学术重镇 ,不仅在文字、音韵、经史、考据、天文、算学诸方面有专精造诣 ,而且对宋明性理之学有独到的批判诠释。他对“理”范畴的新诠释 ,对理学先验论的批判 ,对理欲之辨的新见解 ,对程朱“借阶”佛老思想的揭示 ,具有反封建启蒙意义。在只有学者而没有哲学家的乾嘉时代 ,尤为可贵。     

中国宋学的历史贡献

中国宋学兴起的时代是中国学术思想史上继先秦“百家争鸣”之后的第二个发展高峰、黄金时代。发端之学、救弊之学、象数之学、气化之学、天理之学、事功之学、宗心之学、综合之学等学派的兴起,使中国哲学思想更趋理论化、系统化、完整化。     

孟子与两汉《诗》学

孟子是孔子之后儒家传经的一大功臣 ,他的诗学思想对汉代诗学有深远影响。孟子的某些观点为汉儒所继承或发挥 ,四家诗皆与其有一定的渊源关系 ,而孟子的诗论则初步限定了汉代《诗经》学体系的框架 ,奠定了汉儒说《诗》的规范 ,至此 ,“仁义”理念成为诗学的焦点与亮点。     

关于宋鈃、尹文学派划分的思考

关于先秦诸子所属学派的划分 ,历来就存在分岐。而对宋、尹文的学派属性 ,争议尤多 ,自先秦以降 ,众说纷纭 ,莫衷一是 ,总结起来有如下三种不同意见 :一、名家学派说 ,认定宋、尹文是名家学者 ;二、墨家学派说 ,认为宋、尹文是墨家后学 ,属于“别墨”的一支 ;三、道家黄老学派说 ,认为此二人是活动于稷下学宫的道家黄老学派的学者。宋、尹文究竟属于哪一学派呢 ?笔者认为应将此二人分而论之 :宋属墨家 ,尹归稷下道家黄老。     

从濂溪书院的演变看学人的圣化——以周敦颐为例

周敦颐是宋代著名理学家。在他生活的年代,甚至在他死后相当长时间内,他的学术成就和地位并没有得到普遍的认同。但是,南宋初年之后,他忽然变成了一个大儒,一个圣人,随着他生前命名的濂溪书院或类似书院的大批修建,周敦颐就顺理成章地变成了书院文庙中受供的圣人,一尊与孔子同列的文化偶像。书院的历史与偶像的历史竟然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了。     

《汉武故事》作者与成书时代辨析

自唐代始,班固、王俭为《汉武故事》作者两说并行,然两说均难以成立。自宋以来,刘弇等据《故事》中“今上元延”之语断定其作者为西汉成帝时人,此说亦非;盖“今上元延”之谓乃《故事》抄引前人著作原文的遗迹。从《故事》中“汉有六七之厄”、“代汉者当涂高”的谶语和潘岳《西征赋》化引《故事》典故等情况综合分析,《故事》的成书时代应在东汉献帝时期,其作者是一位看到汉家气数已尽、对汉家江山仍有些许留恋的文人,而非亲曹派的文人。     

孟学的演进及其时代特色

自战国时代以荀子对孟子思想的批判发其端,两汉时期名物训诂与思想辩驳并重,魏晋至隋唐偏重音义注释,宋、元、明则偏重义理阐发。清代孟学承前代之余绪,走出了一条与时俱进、返本赋新的发展道路,在偏重考据的基础上,义理阐释等方面亦异彩纷呈,硕果累累。随着孟学的发展,孟子的思想也在不断地被改造。一部孟学史,从学术思想的角度进行考察,就是一部《孟子》诠释史。孟学的发展与儒脉的兴衰是同步的,并且还促进了儒学的自我更新与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