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传统政治文化的角色取向

中国传统封建政治王朝虽然有“天下为公”的思想存在,但这种思想是寄生于家天下之下的.所以,总的来说,国家依然是君主及君主家族的私人财产.以科举制的设立为截点,之前的政治主要由士族参与,他们属于世袭官僚群体;科举制设立之后,平民阶层也有了可以参与政治的机会,但这有个前提——通过科举将自己变为精英阶层,即官僚群体.中国的平民阶层自古就是“非政治动物”,他们很少有机会参与政治.     

中西政治差异的文化渊源与影响

中国传统政治是以圣人为核心的圣人政治,西方传统政治是基于社会契约的契约政治。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圣人是理想和价值的体现,因此形成了“圣人为王”的政治传统,这个传统逻辑地预设了圣人的万能和常人的无能,常人需要圣人的指导,按照圣人的意图来生活,常人没有自己的权利,需要“圣人”为民做主,因此它无法形成民主思想。与儒家的圣人政治形成对比的是西方的契约政治,它基于西方的基督教文化,形成了一种平等与民主的政治传统。这是中国社会政治的追求方向。     

儒家圣人政治与西方契约政治比较

中国的传统政治是以圣人为核心的圣人政治,基于社会契约的西方传统政治是契约政治。在中国文化中,圣人是理想和价值的体现,因此形成了“圣人为王”的传统,这个传统逻辑地预设了圣人的万能和常人的无能,常人需要圣人的指导,按照圣人的意图来生活,常人没有自己的权利,因此无法形成民主思想。与儒家的圣人政治形成对比的是西方的契约政治,它基于西方的基督教文化,形成了一种平等与民主的政治传统。这是中国社会政治的追求方向。     

试论蒋经国的政治观念及其对台湾当局决策模式的影响

政治理想、政治责任、政治道德三个层面,大体上可以涵盖蒋经国的政治观念。其主要的特征为:泛道德主义倾向与现代政治意识的并存;“明君”“贤臣”的理想模式与“民本”思想现代内容的糅合;复兴民族传统文化和革新精神的共同提倡;善于充分运用现成的语言与文字符号以动员民众。这一政治观念作用于政治实践,对台湾当局的政治决策模式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与蒋介石相比,蒋经国的个人风格充满现实主义精神和平民色彩,因此他的政治性格便更具适应性,对于台湾社会的改造,也就会采用比他父亲更为实际、更为灵活的方略。     

对民主政治平民化的反思——欧债危机的启示

文章以精英主义与平民主义相均衡的理论为框架,提出“保持精英政治和平民政治的平衡,让精英团队保持领导力,让平民团队保持影响力,是最理想的政治状态”,指出民主主义、平民主义、福利主义三者高度相关,依此分析说明民主政治的平民化倾向是欧债危机的政治根源,并结合民主政治的不同状况,提出“大众民主政治所存在的问题,并不能成为精英寡头政治为自己辩护的理由”,认为社会建设和民主政治建设仍然是未来中国政治发展的首要任务.     

政治协商制度文化解析

一切政治制度都是文化的产物,中国政治协商制度是一种在“平等”、“沟通”的文化思维指导下构筑的以平民政治为理念的政治形式,其以形成政治认同为目标,促进社会团结和谐。政治协商制度根源于“和”的思维,其特征以及价值追求中贯穿着“中庸”、“和谐”的传统文化精神。同时,政治协商制度“异中求同、同中存异”的本质,也有利于实现社会“多样化要求”与“一致性规范”的统一,促进和谐社会的构建。     

试论孟子仁政理想的三重困境

孟子的“仁政”,简言之即以仁义为本 ,以德政治天下。但这一学说在孟子的政治理想中 ,先天的理论破绽是其在实践中面临的第一道难题 ;而诸侯的先“王”后“圣”与他先“圣”后“王”的背道而驰的价值追求则形成了其“仁政”理想的第二重困境 ;欲为王者师的传统心态和不得不行臣道的现实环境是其实践理想的第三重困境。正是由于这三重困境的存在 ,才使得孟子的仁政在当时无法践行     

中国政治学的苏联传统及其实践

如何解释中国政治学的组织建制以政治教育的训练体制为中心，这是中国政治学史研究必须回应的问题。从苏联政治教育传统出发，讨论根据地的干部政治教育实践，可以发现，中国革命的核心是“政才”的训练，这决定着中国政治学的组织建制必须围绕着基础理论层面的知识阐释与革命主体对理论的掌握，此即“政治教育”与“政治训练”的起源。同时，由“以俄为师”的留苏精英通过根据地干部培训学校的嫁接，逐渐形成了中国政治学的组织化建制模式。     

“知识论”在中国传统政治思想史研究中的意义——为什么需要对中国政治传统做“知识的拷问”

根据索绪尔语言学的法则，可把中国政治思想史划分为“事件叙述”和“思维规则”两个层面。前者相对于索绪尔语言学中的“言语”，而后者则相当于其理论中的“语言”。尽管古代政治思想家所处语境和面临问题不尽相同，但是他们却受到一套共同的思维模式所支配。这种具有“共时性”的思维模式，可以被称之为中国政治思想史的“语法”。这种“语法”隐藏和渗透在中国传统的知识论体系之中。因此，对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知识结构和规则进行探讨，就成为推进该学科深入发展的途径之一。     

中国和平发展道路的要义与特征

“和平发展”是中国发展模式的一种广泛认同的理念,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和”的道德价值观在国际政治中的运用,也是中国国际政治话语权对“中国威胁论”的有力抵御工具,它包括三个逻辑层面:和平中发展、和平地发展和和平的发展。     

构建执政政治共识的探索与完善——论中国共产党"共和"的政治共识

任何执政党都需要构建一定的政治共识来促进和加强执政,如何构建以及构建怎样的政治共识则根据各个政治体的历史与现实有所差异。中国共产党基于中国政治特点构建并持续推进以＂共和＂为核心的政治共识,并围绕＂共和＂积极合理利用自由、民主、法治等政治价值来配合构建执政的政治共识系统。构建＂共和＂的政治共识不仅符合执政党的性质宗旨和政治原则,而且符合最广大人民的政治认同。     

试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和合”文化意蕴

"和合"文化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代表性元素,其内涵主要包括和谐相生的自然观、中庸平和的道德观、和而不同的社会观等内容,彰显了中华民族内在的精神特质,也深刻地影响了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生成与发展。其中,新型政党制度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的制度基础是由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通过和衷共济、团结合作、共同奋斗所奠定;其制度结构具有核心一元性与结构多元性相结合,以及开放包容、求同存异、稳定有序、整合共治的特征;其理论体系则是由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理论、中国革命实践与本土化理论创新有机融合而成,从而使整个制度呈现出鲜明的"和合"价值取向。     

资本主义帝国——埃伦·M·伍德对美国的解读

伍德认为,"美国是第一个也是迄今为止惟一的一个资本主义帝国",它与传统帝国不同,属于新的帝国。传统帝国的统治模式是殖民主义,超经济手段(军事征服、政治统治)成为帝国统治的主导力量。新的帝国的统治模式是资本主义,纯经济手段(资本原则、市场机制)剥离于超经济手段,成为美帝国主义统治的主导力量。伍德还认为,由于资本的特性,美国在全球化背景下比以往更加需要民族国家,因此在经济和军事两个方面都加强了对民族国家的控制,形成了一个等级制的全球国家体系。她特别提到了美国目前出现的"无限战争"战略,认为这也是为维护美国的霸权服务的。     

辛亥革命与中国政治发展的新模式

辛亥革命具有政治发展的特征,它是传统中国政治发展的一种方式.辛亥革命造就了中华民国,从此,中国政治舞台上出现了国会、宪法和总统等西方的新制度文明,而倒下的是东方的帝王专制.辛亥革命开创了中国"宪政之治"的新传统,终结了传统中国"朝代国家"的形态.辛亥革命带来了中国政治的新发展,彻底变革了传统社会的政治结构,增强了国家和社会的力量,呈现了政治发展的新模式.政治权威的合理化、政治文化的世俗化和政治参与的扩大化是其鲜明表征.     

国际政治中的“势”

如果说建设中国特色的国际政治理论需要建立在一系列中国特色的学术概念之上,那么"势"就属于这样一类值得探索的概念。"势"是中国传统文化和政治思维中观察世界和事物的一种方式,可以弥补西方国际政治理论中着眼于权力、实力或力量等"力"(power)视角的不足。中国传统文化视阈中的"势"思想非常丰富,既包含了"力",又超越了"力"。"势"的概念不仅涉及政治、军事、哲学和历史发展规律等方面的思想,而且在更广泛的意义上成为了中国文化中的一种思维方式。"势"对当代许多国际政治现象的解释有"力"所不及的优越性。相对于"力","势"的模糊性和可感知性强于可测量性,而这正是中国传统文化思想和思维方式的重要特征,连接了科学和艺术。"势"可以发掘成为当代国际政治理论的一个学术概念,基础在于其解释的有效性。     

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现代转型的价值重构

自19世纪开始,西方现代政治思想涌入中国,它被接受和吸纳的速度与程度等受到了中国传统政治思想向现代转型程度的制约,其中传统政治价值的现代转型又是关键中的关键。传统政治思想的现代转型,首先是传统政治价值体系的现代转型,其次是以现代政治价值体系筛选、改造、吸纳传统的政治工具理性,最后是以现代政治价值为导引,注重从整体上改造和吸纳中国传统政治思想中的视角、方法等精华。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现代政治思想体系,只有在完成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现代转型之后才能形成。     

中国传统危机文化的脉络、特点及成因分析

危机文化是人们在长期应对危机事件的过程中所形成的较为稳定的思维模式和行为习惯,它在现代危机管理中有着重要作用。中国传统危机文化以《易经》为起点,随着传统社会的发展逐渐成熟。它在小农式的自然经济基础上形成,受到专制统治的政治因素和宗法制的社会因素影响,并存于儒家"天人感应"的文化内核之中。中国传统危机文化与政治文化、吉祥文化以及物质符号密不可分。     

明清时期《水浒传》研究方法及其现代承传

明清时期《水浒传》研究格局主要由传统的文献学手段、晚明以降的评点式研究、思想评论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等方法所支撑。20世纪初以来,现代意义上"水浒学"的形成与丰富,虽然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对种种西方理论方法的引进与采用,但传统研究方法的优势并没有被完全取代:在《水浒传》的成书、本事、版本及作者等方面,传统的文献学手段依然是最主流、最有效的途径;序跋式批评则在现代《水浒》传播中蜕变为"出版说明"、"前言"、"编者的话"等形式,仍旧发挥着"批评"的功能。20世纪初以来的《水浒传》研究多次被卷入政治斗争,其实也与明清时期《水浒传》思想评论中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有着内在的逻辑关联。     

电影与国家形象:产业、文化与美学

所谓国家形象,是一个国家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人口、历史、民族等方面的表象特征的总和,是通过大众传媒、影视产品等传播介质所塑造出的形象。它既包括一个国家在国内的形象,也包括在国外的形象。在全球信息和市场流通的前提下,一个国家的国际形象和国内形象之间往往相互参照、相互影响、相互作用。西方国家对中国形象的认知随着时代的变化也经历了一个不断变化的过程。直到20世纪,西方的中国形象仍表现出两个极端,而在文化的功能上则表现为西方文化的"他者"形象。国家文化形象是国家形象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独特的价值和意义。中国电影自其诞生之日起,一方面要保障自身健康发展,同时又要承担起塑造国家形象的使命。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是电影产业发展的前提,也是电影产业塑造中国国家形象的关键,只有如此,才能改变当下中国国家形象"他塑"的局面。     

社会主义“新孝道”的思想政治教育属性探析

"十八大"报告指出,要建设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孝道"思想是中国传统儒家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剔除其封建意识形态因素,丰富其内容和形式,形成独具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孝道"文化,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应有之义,也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的必要条件。社会主义"新孝道"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必要内容、文化载体和助推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