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化风险社会对危机传播环境的改变

结合媒介化社会与风险社会的相关理论,探讨了媒介化风险社会的基本内涵,指出我国媒介化风险社会的变迁过程促进了我国危机传播研究的不断深入,随着媒介化风险社会的持续发展,危机传播环境将面临利益相关者压力日益多元,传播客体网络化趋势,信息短缺和信息泛滥两难,舆论引导与控制成本加大,谣言噪音与次生风险严重,危机传播从区域走向全球等六大现实问题。     

基于利益相关者视角的科技风险认知与规制

科技风险的利益相关者主要包括科技专家、企业、政府、公众和媒体,在具体的科技风险事件中由于其相关度、紧急性、影响力各不相同,具有不同的认知特点。由于在社会地位、知识水平、权力资源、社会价值观等方面的巨大差异,在科技风险的认知与规制中出现了专家(系统)与公众、媒体与公众、"专家企业"科技共同体与"媒体?公众"社会共同体等多重冲突。建构以每个利益相关者为中心,以其他利益相关者为联动的复杂、多层次、多中心的"行动者网络"和科技风险治理模式,既能充分利用各利益相关者的认知优势和权力资源,又能弥补自身的缺陷和不足,其核心是责任与信任的双向建构。     

危机传播中新闻媒体的放大器效应及行为选择

在危机传播情态下,新闻媒体有三种行为选择策略:一是采取放任的危机报道行为；二是利用反复核实甄别的负反馈手段,尽量缩小报道与事实之间的“失真”程度；三是隔绝危机信息.这三种不同的行为策略带给各利益相关者不同的利弊.通过对危机组织、社会公众、政府部门以及媒体本身在危机传播中的利弊博弈分析,可以发现,对各方利益受损最小化方案就是由新闻媒体对危机事件进行及时而准确的报道.各利益主体必须学会通过媒体向利益相关者宣示自己的危机管理措施,表达自己负责任的态度,利用媒体塑造组织形象,以期转危为安、化危为机.     

论政府传播的客体——“利益相关者”视角

政府传播是政府议程(或公共政策)、政府施政行为等内政外交之信息和价值观的扩散、接收、交互、认同、内化等有机系统的运作过程.文章从“利益相关者”视角,解析了政府传播的客体国内公众和国际公众的角色功能及其对主体的影响.同时论述了某种情形下,这些“利益相关者”中“确定型利益相关者”、“预期型利益相关者”及“潜在的利益相关者”的角色,并非一成不变.文章还进而探析了一个更值得注意的问题:web2.0新传播技术背景下利益相关者在政府传播中另一层面的角色变化.随着web2.0的发展和普及,利益相关群体(或个人),透过某一平台与其他利益相关者进行联系与交流,日渐成为另一个“传播中心”.他们彼此进行讨论、质疑政府决策的优劣.通过此,利益相关者获得了更大的权力和影响力、号召力.     

融媒体环境下国内高校危机管理与对策研究

高校校园危机是一种不确定性情景或事件,会严重威胁高校或校内师生的自身利益和正常发展状态,并可能带来破坏性后果。[1]高校作为一个特殊形态的社会组织,受到社会外界和自身内部的多重矛盾影响,学生群体缺乏社会经验,缺少理性分析的能力,情绪化的表达和无意识的传播将成为危机事件发酵的助推剂,诱发不同程度的危机事件,阻碍高等教育质量的提升。高校处理危机事件的态度及措施一定程度上影响学生的行为。本文梳理有关文章,通过三起典例,结合动机理论和创新扩散理论,通过考虑利益相关者的需求、满足其自主性和人际关系需求、影响公众认知和态度,以及增强应对能力和信心,有效地管理和应对高校危机,得出应对高校校园危机的对策。     

公共危机治理的两个理论追问——"何以必要"与"何以可能"

围绕公共危机治理“何以必要”与“何以可能”这两个问题展开分析与考察,认为在伴随全球化到来的风险社会中,公共危机治理的转型不仅必要,而且可能。公共危机的特性以及传统的政府危机管理模式自身所固有的缺陷,已使得国家单中心治理模式日渐式微,必须向现代的公共危机治理转型。与此同时,公共危机治理的利益相关者模式也为公共危机治理的转型提供了一个可操作性的行动指南,它要求在公共危机治理的过程中充分发挥各利益相关者的能动性与合作精神,实现公共危机的复合治理。     

论大型事件利益相关者分类及其相互关系

会展业是综合性较强的服务产业,具有很强的集聚效应,涉及到的范围广泛。文章借鉴西方较成熟的利益相关者理论,以实地访谈和问卷调查的方式,从主动性、重要性和紧急性三个维度上对大型事件利益相关者进行分类,同时探讨各类利益相关者的关系,伴随会展企业的集团化和所有制结构的优化,企业作为大型事件主体理所当然成为核心利益相关者。     

基于利益相关者视角的人力资源管理分析框架重构

为了理解在一个由不同的参与者组成的复杂系统中,人力资源管理实践是如何由各类参与者的相互作用决定的,非常有必要开发出一个概念性的分析框架。在这方面,已有一些学者的相关研究开创了管理理论的新视角,认为组织可以被理解为是由利益相关者组成的政治～经济系统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利益相关者不仅会与组织的管理实践之间产生互动,还会对其形成重大影响,且每一个利益相关者都会尽力最优化并保护自己的固有利益。笔者则认为利益相关者分析框架提供了一种重新认识人力资源管理的途径,有助于人们更好地理解公司内部冲突的本质;基于利益相关者视角的分析框架有助于识别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存在,并将各个利益相关者植入管理理论与管理实践当中;利益相关者的参与有助于确定并改造公司的管理架构与管理决策。     

利益相关者利益要求正当性探析

不同的利益相关者有不同的利益要求,对于不同的利益相关者,企业必须采用恰当的方式满足这些利益要求。企业为什么要考虑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这是利益相关者理论必须回答的问题。文章从企业契约论、产权论、资产风险论等角度对企业考虑利益相关者利益要求的正当性进行了探析。文章的观点:企业对各个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要求,应该分层次地对待,在一定时期、一定条件下、以一个或几个利益相关者的利益为主,同时兼顾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利益。     

海洋管理的风险防范——基于博弈论的一种分析框架

对海洋的有效管理是保证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前提。大量事实表明,长期以来海洋管理未如人意。海洋产业间和海洋产业内的海洋经济利益相关者的跨界影响是海洋管理过程中面对的直接和首要问题。以自身利益最大化为目标的海洋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博弈必然会致使各博弈主体行为偏差程度较大,进而很可能会给海洋管理带来一定的风险,加强对这种风险的防范意识,是保证海洋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的前提和基础。     

谈判中"合意贫困化"的化解——基于法律谈判的视角

理想的谈判在于实现真正的合意，但由于谈判主体易受目的理性和竞争思维的操控，在压迫、妥协和博弈的相互作用下，合意丧失了真诚、正当、真实的有效条件，异化为“同意”“好意”“恣意”，引发“合意贫困化”危机。虽然原则谈判为化解合意危机提供了新的路径，但在具体实践层面存在着局限。为了彻实有效地消除合意危机，应当超越原则谈判，引入法律谈判。在秉持充分沟通的理念下，经由双方平等对话、理性交涉形成一致意见。通过介入法律因素，增强谈判主体的自我约束，使双方基于交往理性达成共识，防止谈判转向策略性行为，进而实现真正的合意。     

立急管理：对地方政府和民众公共事件信息信任危机的审析

网络信息时代下的危机应急处置是公共事件信息信任危机要应对的一个新课题。处于信息互动双方的地方政府和民众在公共事件信息互动上的信任不足,会衍生出次生危机,影响到目前全社会的信任建立,故应和公共事件一起,作为危机加以治理。公共事件官民双方的信息互动本质上是一种博弈的过程,信任危机的产生源于官民双方在信息的发布与接受上背离了良性互动的契合点。利用均衡对等性原理的进一步分析可知,当事各方的信任来自价值（特别是非价值意义上）的“对等”,而对等又产生于平衡的体系中。一旦对等丧失,平衡就会遭到破坏,信任就会失去,但各方都有修复信任体系的愿望和可能。因此,要治理公共事件官民信息互动信任危机,须以“将心换心”式的对等为伦理方向,以区分不同主体的责任为策略,以纠正当下有碍对等信任伦理努力的不当行为为途径,通过官民分治和共同配合,达到地方政府和民众重归公共事件信息良性互动的契合点进而重建信任之目的．     

建筑工程企业危机事件处理团队沟通过程问题研究

现代经济管理组织中的活动大多是通过团队的协作来完成的,而团队有效沟通是决策过程中不可缺少的一环。在对建筑工程企业危机事件处理团队与经营环境关系问题分析的基础上,构造了企业危机处理团队成员与企业经营环境关系的概念模型,并建立了相应的定量模型;对基于企业危机事件触发的企业危机处理团队成员间Ei-Ej沟通过程进行了阐述,并对建筑工程企业危机事件处理团队沟通过程定量模型进行了实证分析,表明该模型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苏轼族类生命意识的来源与特征

族类生命意识区别于"爱国"的政治概念,是人类所共有的,包括族类生存与发展双重含义,并可以脱离国家的政治依托而独立存在的文化概念。中国历史延续至宋代,与中原王朝跨入后期封建社会相对应,汉族与周边民族的政治军事关系开始出现了历史性的逆转,汉族在与周边民族争取政治生存空间的过程中逐步走向劣势。亲身经历着这一历史过程的苏轼在这种民族关系环境的刺激下,结合汉族原有传统中的族类生命观念,以及家学渊源,对汉族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中的生存与文化发展的可延续性问题,给予了高度关注,并以其强烈的危机意识与不为空言的特点,诠释了他自己以汉族为本位的族类生命意识。尽管苏轼的这种族类生命意识在北宋时代还具有相当的历史局限性,但在今天世界文化交融日益紧密的形势下,对以"中华民族"为整体概念的宏观性族群与世界其他民族的交流,仍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新媒体语境下网络表情包的后现代性批判与秩序重构

网络表情包是后现代社会人际交往的产物,具有去中心性、反理性和不确定性等特征,它在传递信息的过程中会导致信息出现意义不明甚至无意义的状况。长此以往,人们必将陷入虚假的自我认知而无法前进,后现代社会的交往危机也将由此产生,表现为叙事危机与知识非法化。哈贝马斯的交往行动理论为化解该危机提出了可行性解决方案：应在主体互动基础上,遵循有效性原则,通过实践实现交往理性、语用意义和主体认同。     

全媒体时代网络素养培育的交互式生态模型构建—基于杭州市青年群体的抽样调查分析

网络素养已经成为现代人综合素质评价中不可或缺的部分。随着全媒体时代的到来,媒体融合及新的媒体发展形势的改变对网络素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对网络素养的概念进行解析的基础上,对杭州市青年网络素养现状调查进行了分析,并基于调查结果提出交互式网络素养培育的生态系统模型,以期有效帮助青年人提高信息判断解读能力、网络交流和交际能力,使他们成为健康网络文化的塑造者。     

农村突发事件中非正式制度对公众心理危机的影响研究

文章首先分析了非正式制度影响下的农村突发事件中公众心理危机的发生发展机理,然后对农村突发事件中公众的个体风险认知和群体风险沟通、风险认知中的非正式制度因素进行了识别,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规避非正式制度对农村突发事件中公众心理危机的负面影响的相关措施。     

生态经济与生态经济农业

生态与经济正在形成一种紧密联动的新型发展关系。要解决传统模式下生态与经济发展的矛盾 ,缓解生态危机 ,关键在于建立能实现经济与生态共同繁荣的发展模式 ,使经济发展与生态发展融合为一个完整的有机整体 ,达到生态与经济、人与自然在更高发展水平上的和谐统一 ,农业生产是自然再生产和经济再生产相互交织的过程。应该用生态经济农业的观念指导现代农业 ,把农业经济行为同生态环境看作一个相互制约的系统。建立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 ,减少和避免违反自然规律和经济规律的行为。     

微博:政府危机公关新手段

微博作为一种新型的舆论传播工具和重要的信息传播渠道,因其快速和便捷的特点成为政府和民众沟通的重要平台,在政府的各类公共危机事件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危机前、危机中和危机后,政府都可以借用微博进行舆情监测、民众沟通和形象修复,从而获得危机公关的胜利     

以交涉为核心的纠纷解决过程 ——基于法律接受的法社会学分析

交涉是各方主体围绕纠纷解决所展开的互动行为及其过程.交涉的性质、交涉得以展开的基础、交涉的层次和内容、开展交涉的过程以及如何通过交涉推动纠纷解决进度,是我们理解真实世界中纠纷解决过程的关键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