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新诗周刊》的历史地位及其贡献

1951年11月5日,纪弦等人创办的《新诗周刊》借《自立晚报》副刊版面出版。这是当代台湾第一份面向全岛的新诗园地,率先为中国新诗在宝岛开创新局面。它的创刊带动了50年代台湾诗坛的活跃,其近二百名作者发表了许多优秀作品,并发掘了一些有才华的新进诗人。它通过译诗、译著介绍世界新诗潮,其中许多作者成为后来“现代派”运动的中坚,它催生了现代诗运动的展开。它继承了古代诗歌的抒情传统并延续于后世。它重视提携本土诗人,使两岸新诗精神得以汇流。     

当代语境与五、六十年代的新诗道路讨论

20世纪50-60年代,曾发生一场声势浩大的新诗发展道路的讨论。在阶级性、革命性为主导意识的文化环境中,这次讨论的重点限定在诗歌形式方面。为了完成对新诗的“改造”,民歌和古典诗被指定为新诗的“学习”对象。由于民歌与古典诗在存在状态与方式上的差异,“学习”过程中被不同程度地强调和运用着,因此对新诗的实际影响并不一样。也由于“学习”对象本身的规定性及其之间的差异性,一部分诗人、诗评家意外获得了一些属于诗本身的并不开阔的话语空间。     

"废名圈"新诗批评话语的生成

"废名圈"是中国现代新诗史上一个真实存在的派别,在新诗创作和批评方面均有独特的造就.20世纪30年代中前期这一派圈子形成,同时形成了谈诗、讲诗、论诗的风气.这一风气一直延续到沦陷后的北平诗坛,北平沦陷区的教育、文化环境为这一派诗学话语的生成提供了条件."废名圈"围绕自由诗这一观念和理想,建构自己的新诗批评话语.这既离不开对当时新诗发展问题的正视,也离不开对中国古典诗学和西方现代诗学的选择性继承."废名圈"新诗批评话语也是一种隐微的政治性话语.考察这一派新诗批评话语的生成过程和意味,有助于更好地认识这一派的具体存在,认识中国现代新诗史和新诗批评史的发展.     

“功用与审美”的“二律背反”——中国新诗的政治文化价值考辨

“功用与审美”作为一种“二律背反”,一直是研讨文学是一种审美意识形态的重要内容,同时,也是研讨“文学与政治”之命题的重要方面.这里,主要以中国新诗写作为个案,通过具体探讨二者在新诗写作中的历史关联与呈现等层面,论述中国新诗与“政治”的历史关系,从而在反思历史的过程中,拓展新诗的研讨空间.     

庞德对中国新诗的影响

美国现代派诗歌的发起人埃兹拉·庞德的意象派诗歌理论对中国新诗的发生与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庞德为中国新诗运动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其诗歌创作又对20世纪30年代“现代”诗派与左翼诗人产生程度不同的影响,而且一直延续到40年代的中国新诗派。     

从吴芳吉白屋体新诗看中国新诗的发展途径

吴芳吉早在20世纪20、30年代就对新诗发展提出了许多重要的见解,并身体力行写下了大量的白屋体新诗.吴芳吉主张新诗要随时代的变化而发展,要与西方平等交流,要继承传统精华为我所用,要创新,要有时代新精神,倡导写真诗、抒真情.     

论金克木对“纯诗”理论的建构与践行

金克木在20世纪30年代对“纯诗”进行过系统的理论阐释、建构与践行,其话语中的“纯诗”是使诗之为诗的一种质素,是新诗与旧诗、中国诗与外国诗共通的“诗”。具体而言,金克木认为纯诗是必然难懂的、主智的、小众的、有“无定形的形式”,并在自己的诗歌创作中以智情合一的智慧诗、“不能一读即了解”的含蓄和外自由而内严密的韵律对其建构的“纯诗论”进行实践,反拨了初期新诗只注重“新”与“白话”而不注重“诗”的误区,切入问题的本体层面,发现了中国新诗建设过程中最基本的问题,对1930年代及后来诗歌的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     

论1980年代新诗的国家主题

受主题学研究的启发,"国家主题"主要涉及文学主题、题材、意象等多方面内容,并可以以类型化、个性化、动态的视野把握文学与历史、文化、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从文学史的角度上说,1980年代新诗的国家主题由于步入新时期而更具转型的意义。在充分联系1980年代新诗语境的前提下,从若干方面研讨"国家主题"在这一时期新诗中的表现及内涵,可以在重绘1980年代新诗图谱的过程中,为中国新诗的国家主题研究提供参考个案。     

对“古典”的挪用、转化与重置——当代台湾新诗语言构造的重要维度

由于各种历史因素的综合作用,当代台湾新诗在语言构造上有一个重要维度,是时“古典”的执守与坚持。通过考察台湾1950～1960年代的“现代派”、1970年代的“乡土诗”和1980年代以后的“后现代”诗歌的状况,可分析当代台湾新诗语言对“古典”进行挪用、转化与重置的情形,“古典”资源一方面积极参与了当代台湾新诗语言的创造．另一方面也带来了某些负面影响,其间得失会给大陆新诗带来启示。     

鼎革与延续：北京政府“修约外交”与 南京国民政府“改定新约运动”之比较

南京国民政府的“改订新约运动”是北京政府修约外交的继承和发展,二者在修约方针、修约方式、修约内容等方面均有相当的继承和延续,政权鼎革并没有完全取代其外交的内在延续,二者在中国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历史进程中均做出了自身独特的贡献。     

由“学人之诗”到“画人之诗”:论陈师曾诗

近代著名画家陈师曾,又是同光体江西派著名诗人。其父陈三立是近代同光体大诗人,而师曾诗风逸于其父的西江家法之外。这是师曾在艺术家才情的激发下,自然而然地同讲求学问,视艺术为余事,重视"学人之诗"的同光体有所背离,形成陶写性灵、疏朗清新的"画人之诗"。其诗歌以赤诚淳厚的悼亡诗和讲意境、性灵的题画诗为主。其诗歌融汇众流,力求打通魏晋六朝、唐宋并驰之轨,是对近代学江西派的末流作诗晦涩喑哑如土羹尘饭的反戈一击。     

学人之诗与肌理说辨析

清代诗学家翁方纲倡肌理说,又倡"学人之诗",二者经常被混为一谈。其实,"学人之诗"指涉的是诗歌的题材内容,肌理说指涉的是诗艺。翁方纲本人以数以千计的题跋考据诗实践了自己所提倡的"学人之诗",他却不具备足够才力为悬格极高的肌理说提供样本。     

新诗理论的开拓和周作人的新诗主张

考察与分析周作人关于中国新诗的理论主张———从诗的本质、特点 ,诗人的个性表现与诗的地方性、民族性的关系 ,诗的内容与形式的关系 ,诗人“梦想”的素质和诗歌语言的“简练”、“含蓄” ,到新诗人对中国古代诗歌和对外国近现代诗歌的态度 ,中国现代诗歌的发展道路 ,以及怎样进行诗歌批评等问题。周作人对于中国新诗这些见解和主张 ,不仅对中国现代诗歌的理论建设具有开拓性的意义 ,并具有完整性、系统性、开放性和包容性的特点     

《逃禅诗话》与《围炉诗话》之关系

清初重要的诗歌理论家吴乔著有两部诗话：《逃禅诗话》与《围炉诗话》。前者一直以稿本流传,世人罕知。其稿本今藏于台湾中央图书馆,虽已影印出版多年,但研究清代诗学者未予重视。笔者仔细比较两本的文字与内容,断定《逃禅诗话》为《围炉诗话》的雏形,保留了吴乔早年的诗学观念。本文通过分析两本的异同,探明吴乔撰写诗话的过程及修订宗旨,指出作者诗学观念的具体演变,并对其诗学的渊源与倾向性提出一些看法。     

辨"诗"

诗 ,是一个不断流变的概念。从广义的“文化之诗”演变成狭义的“文学之诗” ,其间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诗言志”的“诗”与“诗缘情”的“诗 ,本不是同一个意义上的诗。文化之诗借用了古歌的形式 ,传达的是规范和禁忌、法度和礼仪 ;《诗》是古歌与文化之诗的合流 ,它利用弦歌讽谏来履行其政治使命 ;而文学之诗则是个体意识和文学意识觉醒的产物 ,是我们今天所理解的狭义之“诗”     

北宋重要诗案与诗歌发展的转向

诗案对诗歌的发展影响深远,是北宋诗歌和政治关系的一个重要切入点。北宋以儒立国,诗人以诗议政,发挥儒家政教精神,但屡屡因诗得祸。诗祸与新旧党争密切相连,从乌台诗案的政见之争,到车盖亭诗案的党同伐异,再到崇宁全面文禁的意气用事,始终贯穿着鲜明的政治特色。诗人的命运随着政党的得势与否而浮沉,而且波及的诗人一次比一次多。党派之间的权力之争、喜同恶异使诗人难以独善其身及保持创作的独立批评精神。诗人的创作经此连绵的政治打击,由经世致用转向寻求安身立命和追求纯粹技艺,崇宁四年(1105)后,北宋诗坛批评政治的诗歌陷入历史低谷。凡此,与北宋诗案的政治化本质而造成的负面影响息息相关。     

诗界革命:词体的"缺席"

“诗界革命”是19世纪末为了革新诗歌而提出的重要口号,吸引诗坛不少人参与其中。但是,“诗界革命”的参与者们所创作的词,却很少受到这一口号的影响,他们似乎也并没有把关注的目光投向词,因而使得当时已经成为抒情诗一种的词,没有像一直以来的趋势那样,力图与诗歌同步发展,而是有所疏离,甚至“缺席”。这一现象表明,即使表现全新的内容,词仍然大多沿用传统的语言要素,而这些要素,经过长时间的积淀,已经具有一定的惯性,构成了特定的语码。由此看来,即使在词的诗化已经日渐成为趋势时,词坛上坚持诗词之别的力量仍然非常强大。这也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词在总体诗化的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独特性。     

论宫体诗派的艺术贡献

如果把宫体诗派置于中国古典诗歌发展衍变的历史长河中 ,给以历时性的扫描与意象建构的剖析 ,就会发现她的艺术贡献与历代批评家对她的蔑视之间存在着相当悬隔的落差。宫体诗派作家所创作的大量诗章并非一堆毫无价值的垃圾文件 ,它们“吟咏情性” ,传承了诗歌的永恒主题 ;变革求新 ,推进了古诗的律化进程 ;体物寓情 ,拓宽了诗歌表现的意象领域     

从上博简《孔子诗论》看孔子《诗》教

上博简竹书<孔子诗论>是孔子教<诗>的记录,它的整理和出版为研究孔子诗教思想和实践提供了新的直接的材料.分析<孔子诗论>的文本,可以更深入地理解孔子的<诗>教思想,了解孔子教<诗>的内容和方法,总结孔子教<诗>的特点.     

让远古的歌声自由歌唱——我的《诗经》“读白”

<诗经>是中国的第一个诗歌总集,是一个民族从远古发出的第一段歌唱的旋律,是一部民族的心灵史.<诗经>的解读要从儒家的那种道德、修身的角度中解放出来,从民歌的角度理解"国风".对现代人来说,要以诗心翻译<诗经>,在理解的基础上,理解诗歌是唱谁的,谁唱的,唱什么东西,让<诗经>真正回到"诗"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