毒品案件办理中存在的问题与对策

毒品犯罪案件一直是公安机关办理中的一个难点。公安机关由于主客观多种原因在对毒品案件尤其是贩毒案件的办理中存在着较为突出的问题,从而影响了对毒品犯罪的打击。注重毒品案件的办案质量,培养和增强民警的证据意识等是有效打击毒品犯罪的重要途径。     

走私毒品罪的扩张适用与理性回归

随着全球毒品情势的变化,走私毒品罪的适用在立法及司法上都呈现出扩张适用的现象与趋势,虽然《全国法院毒品案件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纠正了走私毒品罪中药毒不分的问题,但并未突破走私毒品罪"跨境即构罪"的机械认定标准,实践中仍存在将吸毒行为的准备行为、吸毒行为的衍生行为认定为走私毒品罪等问题,引发了类推解释、客观归罪等诸多悖论。究其原因,既源于从严打击毒品犯罪刑事政策下,对国内外市场逐渐融合的客观事实、毒源差异淡化的现实情况及毒品认识鸿沟日益加深等毒情变化的忽略;也来自于罪名理解上将不同语境中的走私内涵相混淆,即将行政法语境、走私犯罪语境、毒品犯罪语境中的"走私"概念相混同;还源自毒品走私目的认定难等现实困境。实际上,刑法对于毒品管控的目的不在于消灭,而在于防范毒品流入社会可能带来的危害。因此,回归到刑法语境、毒品犯罪语境之下,从犯罪概念的三性统一、毒品犯罪客体的融贯性、选择性罪名的同质性及流通经济学的要求上出发,不难发现,走私毒品实际上是毒品交易链条从生产(供应)端到消费(使用)端的流通环节,其实质作用在于消除地域鸿沟、拓宽或制造毒品交易市场、提高毒品交易效率,需以是否具有"毒品流通风险"为其构罪与否的实质判断标准,不能简单地以是否发生跨境的客观位移为认定依据。由此,在司法实践中,对走私毒品罪的适用,应以行为是否具有"毒品流通风险"为依据,在立法或司法上对走私毒品罪处罚范围予以理性限缩,即对于主观上不具有希望或放任毒品外溢目的、客观上不具有毒品外溢风险的行为,不宜以走私毒品罪认定。     

论涉众型网络犯罪中电子证据的审查与认定

《关于办理网络犯罪案件适用刑事诉讼程序若干问题的意见》 第一次对涉众型网络犯罪做出了官方定义, 将其列为网络犯罪的四大类别之一. 该类案件因波及的被害人众多且位置分散, 而产生了证据审查与认定中的新困难. 建议在形式审查中, 将被告审核证据的时间提到庭审之前, 依托侦查机关或检察机关的硬件设施, 以庭前会议的方式, 来保障辩方充分行使质证权; 在内容验真时, 建议区分静态存储和动态演示两类电子证据来审查. 而司法解释中对于证据难以逐一查实的情况之规定, 放宽了认定犯罪事实的尺度, 但因有 "排除合理怀疑" 证明标准相冲突之嫌, 故在实践中应从严适用为宜.     

非法持有毒品罪故意的认识因素

非法持有毒品罪故意的认识因素，包括认识到持有物为毒品；对毒品的数量、持有行为及行为的违法性有所认识；对毒品的种类、纯度等因素不需要认识。对持有行为的认识为确定性认识；对毒品、毒品的数量及行为违法性的认识为可能性认识。在司法实践中，当收集不到充分的证据证明行为人故意的认识内容时，可采取推定的方式予以认定，并允许行为人提出反证，予以推翻。     

存在管辖争议的毒品案件专项分析——以雁塔区检察院受理毒品犯罪案件为例

毒品问题是一个全球性的社会问题,与艾滋病、恐怖活动并称为世界“三大公害”.而毒品犯罪案件由于其案件和侦破的特殊性,其管辖问题在刑检工作一直是困扰检察机关公诉部门的重要问题.本文通过西安市雁塔区人民检察院2014年第一季度受理移送毒品犯罪案件及审查起诉工作进行总结、归纳,分析办理行为地系外辖区的毒品案件在受案、办理中存在的管辖争议的原因,并依据法律规定联系实际,提出办理此类移送案件相关工作建议.     

民事诉讼中电子数据的认定

我国《民事诉讼法》明确地规定了"电子数据"为法定独立的证据形式,肯定了电子数据在民事诉讼活动中的证据能力和法律地位,然而并未对其认定规则作出详细规定,从而导致在认定方面存在较大的分歧。对于电子数据的认定,应当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中对证据审查认定的一般性规定,同时也应当针对电子数据的独特性作出特殊性规定,肯定CA认证、EDI中心、DRM、数字签名和时间戳等新型收集手段的合法性、变更对其原件的要求、肯定单一电子数据的证明力、明确数个电子数据证明同一事实时各电子数据证明力大小的认定原则。     

简析非法持有毒品罪的司法认定

非法持有毒品罪的设立,对严惩毒品犯罪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为正确理解和把握本罪,在司法实践中,必须从犯罪的构成着手,正确把握非法持有毒品罪的客体、客观、主体、主观等方面的特征,准确认定非法持有毒品罪的罪与非罪的标准,明确区分非法持有毒品罪与其他以"持有"为前提的毒品犯罪的界限,以期严惩当今日益严重的毒品犯罪现象.     

民事诉讼法中“新的证据”的理解与适用

在民事诉讼"新的证据"的认定标准上,最高人民法院前后出台的司法解释奉行不同的标准。而且,在界定"新的证据"这一概念时,人民法院未能将其与一般证据区别开来,难以彰显"新的证据"的特性和制度功能。事实上,"新的证据"与案件事实的认定,乃至纠纷的有效解决休戚相关。故而,最高人民法院应从有效解决民事纠纷的宗旨出发,对"新的证据"的特性进一步解释,统一"新的证据"的认定标准,以确保法律适用的统一性和权威性。     

毒品犯罪共犯成立问题研究

认定特殊的毒品共同犯罪,如毒品集团犯罪、毒品团伙犯罪、以共犯论处的毒品犯罪等时,必须以共犯基本理论为基础,全面考察毒品犯罪的特殊性,综合作出认定。当然,也有一些毒品犯罪,从外形上看,具有共犯的部分特征,但实质上欠缺共犯成立的部分要件,故应被排除出毒品共同犯罪的范畴。     

非法种植毒品原植物罪定罪若干问题研究

非法种植毒品原植物罪是我国刑法规定的一个重要罪名,该罪名的存在使司法机关对毒品原植物的管制有了充分的法律依据.经过多年的实践,人们对该罪名的概念基本上达成了共识,但在一些具体问题的认定上则存有争议,如"种植"的起点和终点、收获割浆行为的认定、三种定罪情节的理解等,均是值得探究的问题.     

关于侵华日军细菌战罪行的研究

侵华日军细菌战罪行的研究要注重731部队罪证的保护和研究,要抓住日军细菌部队要害罪行取得证据,要抢救性地寻找日军细菌战罪行的人证,要着重揭开日军细菌部队“防疫给水”的面纱,要加强国际合作以推进日军细菌战罪行的研究。     

帮助毁灭、伪造证据罪若干问题探微

帮助毁灭、伪造证据罪系现行刑法增设的新罪名。刑法学界就该罪名中“帮助毁灭证据、伪造证据”等基本概念存在较多歧义。本文就有关帮助毁灭、伪造证据罪概念、客观方面、主体以及适用上的若干较存争议的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     

中国封建社会诉讼证明原则--以情折狱原则之原理论

中国封建社会的诉讼证明原则是"以情折狱"原则,"以情折狱"原则的原理由三个部分构成:封建司法官吏依据封建法律规定的方式收集证据;运用逻辑方法审查判断证据并认定案件事实;根据案件事实参照实体法条款定罪量刑.这三个方面的内容构成了"以情折狱"原则之原理的全部内容.前两个方面的内容可以概括为"以情",第三个方面可以概括为"折狱","以情"是"折狱"的手段,"折狱"是"以情"的目的,二者相辅相成,"以情折狱"原则是一个统一体,"以情"是诉讼证明的中心,"折狱"是诉讼证明的目的.     

试论刑事诉讼中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刑事诉讼中非法证据的采证问题是立法机关、学术界争论的一个热点。对刑事非法证据如何抉择,关系到法律真实与程序正当、控制犯罪与保障人权的价值取向、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之间利益冲突的权衡和刑事诉讼目的的实现。笔者试对刑事诉讼中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作一探讨,以期推动我国刑事诉讼理论、立法与司法实务的科学化、民主化和现代化。     

伪造、变造国家机关公文、证件罪争点新诠

伪造、变造国家机关公文、证件罪侵犯客体是文书的证据机能。公文书和私文书的界限在于文书是否出自于公务人员职务上的制作,并且是否具有证据机能。伪造、变造国家机关、证据罪的伪造、变造包括有形伪造、有形变造和无形伪造、无形变造两种形式。该罪的主观方面应作“以行使为目的”的主观目的限定。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若干问题思辨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在刑法理论界及实务界历来颇受争议。综合评述各种观点的基础上对该罪的立法正当性、客观行为、法定刑及举证责任等问题进行了深入论证，认为立法上的功利补足性、客观行为的持有性、法定刑的宜轻选择以及举证责任的程序性分别是以上各个方面应该坚持的立论观点。     

非法经营同类营业罪的立案与查处

非法经营同类营业罪是我国刑法中涉及经济犯罪问题的重要内容之一。从非法经营同类营业罪的含义和特征入手,通过对此罪的行为发生的审查和对关联事项审查确定了立案环节的关键及对证据内容和各项证据设计,为非法经营同类营业罪的侦查策略和侦查途径的选择提供了基础,也为此类犯罪案件的查处提供了保障。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价值取向

对非法证据概念进行梳理,阐释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理念,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反映了刑事诉讼中控制犯罪与保障人权的博弈.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无论是理论上的争议,还是实务中的操作,在社会上都引起极大的关注,从尊重和保障人权理念、促进司法公正、体现法治尊严方面,探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价值取向.     

我国证据犯罪立法评析

证据是诉讼的灵魂,保证各种诉讼的顺利进行是刑法的内容之一,文章对我国刑法分则中的证据犯罪立法进行了评析,分析了现行刑法在证据犯罪立法方面的不足,表现为我国证据犯罪的覆盖面偏窄,立法技术的严密性和系统性欠佳,不能适应诉讼程序的需要,影响实体法功能的实现。     

诱惑侦查获得证据证明能力之探讨

诱惑侦查是侦破犯罪、收集证据的行之有效的手段,但却面临着保障人权和打击犯罪的两难选择。为了最大限度地限制诱惑侦查的负面影响,有必要对诱惑侦查所取得证据证明能力进行规制。通过对诱惑侦查所获得证据采信规则的剖析,有必要对诱惑侦查获得证据的适法性要件进行考究,从而确立诱惑侦查所取得证据采信的合法性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