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教育小说《倪焕之》

叶圣陶长期从事小学教育,对旧中国的教育界十分熟悉,描写旧教育的内幕,表现少年儿童的生活,刻画旧时教员的形象和内心世界就成为他创作中最重要的题材.<倪焕之>是他具有重要影响的长篇教育小说,由这部小说入手研究倪焕之的教育思想,发掘叶圣陶的教育理想,透视他的教育世界,发掘<倪焕之>的文学价值.     

模式中的模式——关于《倪焕之》的叙事模式

20世纪初,面对动荡混乱的社会现实,知识分子们以“匹夫有责”之精神,探索寻求强盛国家、改造社会的道路——叶圣陶的小说《倪焕之》真实地反映了那个时代的风雨。在知识分子们普遍的反抗、逃离中,倪焕之的追求（行为）有其普遍中的特殊意义。“失败-构建-失败”的模式本身反映了当时的知识分子们、也包括作者的态度。     

《倪焕之》的版本变迁

《倪焕之》有四个重要的版本 :初刊本、初版本、删节本和文集本 ,其版本的变迁体现了三种不同的修改意向 :艺术完善、与新的文学规范接轨、语言规范化。这部小说具有不同的版 (文 )本“本”性。     

试论《倪焕之》的形容词重叠

《倪焕之》中使用了丰富的重叠词,其中形容词重叠存在着多种形式类型,在归纳形容词重叠的形式类型的基础上,初步探讨形容词重叠的语法功能,语法意义以及可重叠的形容词的范围。     

论现代长篇小说之知识分子心灵叙事——重读《倪焕之》

运用文本细读法,重新审视<倪焕之>,认为<倪焕之>作为一部现代经典长篇小说,代表了中国现代长篇小说的心灵叙事传统,绵延呈现出20世纪中国现代知识分子集体性的一种激进性心理状态,即急切狂热坚定地追求理想,表达了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在社会变革中对自我价值的焦灼寻觅和痛苦抉择,其叙事特征和心灵书写具有不可替代的文学史意义.     

民国教育视阈下的文学想象与文学书写———从叶圣陶的长篇小说《倪焕之》说起

在中国现代文学关于民国教育的文学想象与文学书写中,叶圣陶的长篇小说《倪焕之》是无法绕开的一部重要作品。叶圣陶正是通过《倪焕之》对民国政治、民国教育以及在此历史大潮裹挟下的个人命运进行的文学想象与文学书写,展现了历史蜕变的艰难历程。在《倪焕之》这部小说中,叶圣陶在民国教育视阈下对女性困惑和代际冲突的文学想象与文学书写,不仅使其具有了超越时空的文学魅力,而且成为中国现代文学书写的一个基本范式。无意于成为作家的叶圣陶,却开了中国现代长篇小说的先河,成为中国文学史无法绕开的一个重要存在,其内在的缘由值得深入阐释。     

论《倪焕之》的深层结构及其现代意义

抛开表层的、具体的历史时间,以乡镇和上海两个地点为分节点,《倪焕之》的时间可分为三段,在三个时间段中,主人公各完成了一个希望—失望—希望的过程,三个过程的循环构成小说的深层结构。通过这一深层结构,《倪焕之》既暗示了20、30年代作家们为了希望进行失望书写的创作心理,也为现代文学史塑造了一个浮士德式的执着追求的主人公形象,同时隐喻了中华民族100年不懈追求的苦难历程。从这个意义上说,《倪焕之》超越了同时代那些沉浸于书写失望的小说,具有了形而上的象征意味。     

左翼时期青年知识分子转化为革命无产阶级的心理历程——读《韦护》和《流亡》

二十年代末,左翼文学界出现的一批“革命加爱情”模式小说,反映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于转化为革命无产阶级的艰难程度和过程。这些小说反映左翼时期的青年知识分子在转型的过程中,以坚定的“阶级性的责任感”与自身内在的种种个人伤感不断地斗争,最终克服“个人主义”和“感伤主义”的小资产阶级根性,走向革命无产阶级道路,从而塑造了从个人主义迈向集体主义的新一代革命无产阶级形象。     

双重身份创作下的自我迷失——重读草明《原动力》、《火车头》及《乘风破浪》

党员与知识分子的双重身份,使建国初期以草明为代表的工业题材创作者,在处理党、工人阶级与知识分子的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时经常陷入困惑。政治化的文艺批判下,摈弃了创作者主体情感的作品反而解救了身份与创作的冲突,使党对工人阶级领导话语权的确立工作得以顺利完成。     

组织部又来了个年轻人 ——重读《沧浪之水》

从文学史的角度来看,《沧浪之水》讲述的是一个“组织部又来了个年轻人”的故事,是对这一主题的续写和改编,也是对“年轻人”和“人”的又一次重新想象。同时,《沧浪之水》是在“新写实”之后现实主义创作的又一次尝试,它在再一次充分地释放现实主义能量的同时,也同样受到了这一写作方式的限制。这一限制既体现在小说的创作当中,也体现在批评家的批评文本里。     

对知识分子独具特色的审视——新时期女性学者小说家的理性意识

新时期女性学者小说家的小说创作同其理论研究一样,极富特色。她们的作品都有深刻的思想内涵,隐约见出当代中国的知识分子从信念坚定到困惑迷惘直至悲哀无奈的心路历程。     

消费文化语境下艺术经典的另类变容

近年来,艺术界出现了一系列的"改编"、"翻拍"、"翻唱"之风,其对象是被称为"经典"的老影视剧、老歌以及更早的文艺名作,改编的方向是适应新一代受众的审美心理,最终目的则是获取最大的市场份额。从"老戏新拍"、"老歌新唱"等现象来看,传统的艺术经典似乎又获得了新生。通过对消费文化语境下的艺术经典变容的途径与产生这种现象的社会根源的分析认为:大多数改编后的作品并没有将原有的精神继承下来,也没有融入真正的现代精神,改编者首先考虑的是如何将古老的经典与现代观众的文化心理对接起来,对"经典"本身的继承或创新则退居其次,这种改编者与观众的互动影响产生的只能是貌似繁荣实则颓败的艺术经典的另类"变容"。     

试论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的双向"角色认同"及其影响

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以封建"士大夫"形式存在,"学而优则仕",与政治紧密结合,形成了以治国平天下为己任,投身仕途的"角色认同",造成了千年的角色错位。到了近代,在中国特殊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背景下,近代知识分子逐渐产生。他们一方面继承并发挥了士大夫与政治密切结合、忧国忧民、以天下兴亡为己任的传统角色认同;另一方面,又开始与政治分离、向知识回归,以卓越的学术成就服务于社会科学文教事业,实现了近代知识分子的双向"角色认同"。近代知识分子角色的转变,一方面促进了近代社会的变革,另一方面推动了近代文化事业的发展,在中国社会产生重要影响。     

传统与现代之间: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的嬗变特征

从鸦片战争到新文化运动半个多世纪的近代历程中,随着中国社会的转型,中国知识分子也开始了由传统向现代的嬗变。这一过程可以大略分为以鸦片战争时期"师夷"思想的提出,学习西方自然科技和初步探求西方社会政治思想,以西方社会政治思想为基础寻求中国社会根本变革三个时期。在逐步加深对西方文化的学习和认识中,富于社会责任意识的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在寻求救亡图存的道路中不断地改变着自身的知识结构和思想意识,与传统渐行渐远而趋向现代。     

论东北近代知识分子的历史特征

指出东北知识分子与中原近代知识分子相比近代化起步晚且发展缓慢 ,但反帝思想极为突出 ,并与发展东北的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相结合。分析了东北近代知识分子的这些独有的地方性特征及其对东北近代社会发展的历史作用 ,从而对认识当代东北知识分子的价值和作用具有深刻的启迪意义     

《三国演义》人物描写略论

《三国演义》在人物形象塑造方面并非像传统观点所认为的那样“叙好人完全是好 ,坏人完全是坏” ,而是在基本尊重历史事实的基础上 ,对人物进行了全面和多方位的刻画。尤其在曹操、关羽、周瑜、刘备等人物形象的塑造上 ,既写出了人物性格的复杂性 ,也写出了人物性格的发展变化 ,或二者兼而有之 ,从而为我们研究中国古代小说的人物描写提供了新的视角。     

沈阳“西洋古典式”住宅建筑探析

通过对沈阳“西洋古典式”住宅建筑的调查考证,研究此类型住宅建筑所反映出的近代沈阳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背景,总结此类型住宅建筑的特点。利用大量的实地考察和历史文献资料,研究和分析沈阳“西洋古典式”住宅建筑的历史背景,并对几个典型建筑实例进行了分析总结,归纳出此类型住宅建筑的建造特点和建筑风格,确定了沈阳近代建筑发展中的一个重要类型建筑的形式。由于沈阳近代历史时期的背景,决定着此时期的住宅建筑是中西结合的建筑风格,反映出近代西洋建筑文化和中国传统建筑文化在沈阳的相互碰撞、交融,形成了沈阳地区近代住宅建筑独特的篇章。     

中国神话产生及其编创机制

中国神话有其产生的社会机制和编创机制,原始时期人类特殊的生存条件,争取狩猎和获得食物成功及避免自然灾害的巫祭仪式成为维系生存的重大社会活动,构成神话产生的社会机制。巫祭仪式所含幻象式意向和观念构成神话,神话是巫祭仪式的意象和内容,它的外化是巫祭仪式的形象,巫祭仪式成为神话的编创机制和载体。现存的中国神话中携带着巫祭仪式的印痕,反映出巫祭仪式的一些情形。典籍中早期神话中许多相对完整的片段,可能是巫祭仪式的记录。     

近代中国新型知识分子群体的形成、发展及作用

近代中国新型知识分子群体的出现，是中国古老的知识界在经过巨大的震裂之后急骤转变的结果。新型知识分子第一代产生于洋务运动时期，第二代产生于戊戌时代，第三代产生于辛亥时代，辛亥革命后到二十年代初第四代新型知识分子队伍形成。几代新型知识分子为改变中国落后、愚昧的状况，进行了顽强奋斗。今天进一步研究、探讨他们的轨迹，仍具有历史和现实的意义。     

海德格尔世界现象学的四个来源

世界是贯穿海德格尔思想的一个核心问题。在对亚里士多德的实际生活世界,康德的先验想象力,胡塞尔的视域理论,雅斯贝尔斯的限界思想的批判性继承的基础上,海德格尔形成了自身独特的世界现象学,提出了既内在于主体又超越于主体之外的"在之中"结构。我们只有在理清这四个来源的基础上,才能准确地进入到海德格尔的世界现象学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