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原诗歌的楚文化情结及其生成原因新探

在先秦文学中,屈原诗歌具有迥异于《诗三百》及其所属的儒家“温柔敦厚”审美理想的特点。刘勰《文心雕龙·辨骚》中曾批评屈诗中多有所谓“诡异之词”、“谲怪之谈”、“狷狭之志”。鲁迅也评论道:“较之《诗》,则其言甚长,其思甚幻,其文甚丽,其旨甚明,凭心而言,不遵矩度。故后儒之服膺诗教者,或訾而绌之。” 为什么屈原诗歌中会有这种特殊风格呢?一种通行的解释是:这主要因为屈原所属     

论荀子和屈原的诗学观

荀子与屈原,是中国诗歌发展史上最早自觉地“作诗言志”的两位文学家。荀子通过作《佹诗》将已成为文献的《诗》还原为文体的诗,并界定诗人所言之“志”应在“圣人之道”的范畴,这对汉代诗学有着巨大的影响。屈原是新体诗的创造者,他在《离骚》、《九章》中所表现出来的诗学观念,归纳有三:一是“发愤以抒情”,“抚情效志”,确认诗是表达个人情志的文体;二是“露才扬己”,突出抒情诗歌的个性化表现;三是“怀质抱情”,“内美”与“脩能”并重,以“情”为文采与美的表现。屈原这些诗学观念,奠定了中国抒情文学的理论基础。     

屈原诗歌的故土情志

屈原诗歌具有迥异于《诗三百》及其所属的儒家“温柔敦厚”审美理想的特点。鲁迅评论道：“较之《诗》,则其言甚长,其思甚幻,其文甚丽,其旨甚明,凭心而言,不遵矩度。故后儒之服膺诗教者,或訾而绌之。”（《鲁迅全集》卷九,第370页）为什么屈原诗歌中会有这种特殊风格呢？这主要因为屈原所属楚国的社会制度、风俗、习惯等,比北方中原地区远为浓厚地保留着原始社会民族的传统,还没有经过礼的教化。“抓住楚国仍然有浓厚的氏族意识这样一个根本特点,这是正确了解屈原美学思想的关键”（见李泽厚、刘纲纪《中国美学史》中论屈原部分…     

再论丹辉诗歌的色彩美

关于丹辉诗歌的色彩美,拙著《“光彩的土地上”的歌唱》(载《开封师专学报》1989年第2期)已经论及。为了更进一步探讨丹辉诗歌的个性特征及美学价值,特再次为文以抒管见,以就正于诗家。 重视诗歌的色彩美,是我国诗歌的传统观念之一。刘勰《文心雕龙·物色》有云:“是以诗人感物,联类不穷。流连万象之际、沈吟视听之区;写气图貌,既随物以宛转;属采附声,亦与心而徘徊”。并以《诗经》为例。盛赞‘灼灼’状桃花之鲜,     

发扬古典诗歌传统 拯救古典诗歌危机

泠泠七弦上,静听松风寒。古调虽自爱,今人多不弹 ——刘长卿《弹琴》 我们从上文关于古典音乐方面的欣赏,联想到古典诗歌方面也有同样的问题。我国古典诗歌源远流长,数量之大,浩如烟海,其质量较高的诗篇,常常具有广泛的社会意义和崇高的艺术魅力,如“口之于味也,有同嗜焉;耳之于声也,有同听焉;目之于色也,有同美焉。”(《孟子·尽心上》)虽历时千载,流传万里,而犹脍炙人口,刻骨铭心。故《诗大序》云:“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     

“诗言志”新探

“诗言志”出于《尚书·尧典》，朱自清先生认为这是中国历代诗论“开山的纲领”《诗言志辨序》，对后来的诗歌理论有深远的影响。郭绍虞先生的《中国代历文论选》对“诗言志”又作了进一步的分析与论述，他说：“从马克思主义观点看来，诗人的‘志’是一定社会历史条件的产物，无不受阶级地位的制约。人们通过言‘志’的诗，也就能在不同程度上认识社会。古人对这一点没有作出明确的阐述，但已意识到诗的这方面的作用。《礼记·王制》云：‘命太师陈涛以观民风。’《汉书·艺文志》云：‘《书》日：‘诗言志，歌永言。’故哀乐之心感而歌咏…     

屈原故乡非秭归及其出身考

屈原故乡,《史记》本传阙如。云其为秭归人,首见于郦道元《水经注》引袁崧语:“屈原有贤姊,闻原放逐,亦来归,喻令自宽。全乡人冀其见从,因名曰秭归,即《离骚》所谓女媭婵媛,以詈余也。”(王国维《水经注校》第1069页,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显然是利用姊、秭同音,加以比附。秭,见西周中期“智鼎”铭文,是禾束的量词。姊,见《诗·邶风·泉水》,其义为女兄也。秭、姊之义完全歧异。     

楚辞:诗歌形式的纵深拓展

诗歌是语言的艺术。作为表情达意的基本媒介,语言的构成形式在诗歌创作中居于非常重要的地位。作为源远流长的中国文学一大主流的诗歌,其语言形式也随着历史的发展而不断孽生与演变,并逐渐形成诗、词、曲、赋等丰富多彩的体裁形式,从而极大地充实了中国诗歌的艺术内涵。王国维先生在《宋元戏曲史·序》中指出:“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朝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这就精辟地道出了中国诗歌(文学)体裁发展嬗递的基本过程。在此过程中,从诗歌语言形式的角度看,屈原,宋玉等人“轩翥《诗》人之后,奋飞辞家之前”,继《诗经》那种成熟的四言诗体之后,另辟一境,开创了具有崭新特征的“楚辞”新诗体,为诗歌形式的纵深拓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论汉末诗潮的情感表现

如果说刘勰《文心雕龙·明诗》所云“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是对诗歌创作动因之合理表述,而在汉代浓厚的诗歌氛围中又以“发乎情,止乎礼义”(《毛诗序》)对人情加以限制,并在很大程度上束缚了诗情的表现,那么,中国诗歌创作发展到汉末,以《古诗十九首》为代表之文人五言诗潮的出现,则意味着诗歌艺术中人生情感的一次解放。而作为一种具有时代意义的独特的文学更新力量,汉末诗潮不仅在创作上使自东汉中期以来文人之个性情感意识从潜滋暗长发展到汪洋恣肆,而且在思想观念上改变了汉儒说诗重教化之风气,形成了初具规模的以“情”为主体的表现理论。     

刘勰论诗歌的本质

刘勰论诗歌的本质姜小青，于维璋近人刘师培曾说：＂刘氏《文心雕龙》，集论文之大成；钟氏《诗品》，集论诗之大成。＂（《刘中叔先生遗书》）刘勰论文，确广涉深探，其中于诗，更有精道。在中国，伴随着诗歌的大量出现，从理论上探讨＂诗是什么＂就成为必然。《尚书·尧...     

“新安人歌舞离别之辞”的历史内容——徽商起源札记(一)

如下这条史料,并见于《世说新语·黜免》、《宋书·志·第二十五》、《晋书五行·中》。“世说”云: “司马唏未败四五年中,喜为挽歌,自摇大铃,使左右习和之。又燕会,使人作新     

读《全宋诗》札记(十)

补辑断句考辨（1）“江头枫叶赤愁容”,载《全宋诗·严武集》,此句辑自元林桢《联新事备诗学大成》卷十四。按,此句见唐严武《巴陵答社二见忆》,“枫叶赤”作“赤叶枫”。其诗颈联为“江头赤叶枫客愁,篱外黄花菊对谁”,“赤叶枫”对“黄花菊”,作“赤叶枫”是。“枫叶赤”盖为传抄之误。此句应为唐严武诗,《全宋诗》补辑为宋严武佚句,非。（2）“朝元阁成老君现”,载《全宋诗·黄裳集》卷十三,此句辑自《类编长安志》卷三,题为《津阳门诗》。按,此句为唐郑《津阳门诗》第三十一句,《全宋诗》作黄裳佚句,非。（3）“月窗花院…     

怎样评价陆机的拟古诗

陆机的诗、赋、文中,遭贬责最多的是诗歌;而诗歌中遭贬责最多的,则要算拟古诗了。自宋以来,人们一直对它进行抨击,“陆士衡拟古诗名重当时,余每病其呆板”,“平原拟古,步趋若一”,就是解放以来新编的文学史,不是说它“因袭原作”(中国文学所本),就是说它“意不出原诗,只略为变换词句而已”(游国恩、萧涤非本)。当然,也有对拟古诗肯定的,如钟嵘就认为它和曹植的《赠白马王彪》、阮籍的《咏怀》、左思的《咏史》、鲍照的《代出自蓟北门行》等一样,“斯皆五言之警策者也。此谓篇章之珠泽,文采之邓林。”(《诗品·序》)清代毛先舒也肯定其中某些诗体现了“士衡之藻思”(《诗辩坻》卷二)。不过这一派     

汉大赋与建安诗歌

汉魏文人认为诗、赋本为一源 ,赋流出于诗。汉大赋与建安诗歌的关系十分密切 ,建安文人对于汉大赋是十分仰慕和推崇的 ;建安诗歌在内容、艺术、诗体三方面深受大赋的影响 ,形成了独特的艺术特质 ;建安诗人在审美情趣上也与两汉赋家一以贯之 ,《典论·论文》的“诗赋欲丽”说就明显受两汉审美观念影响 ,因此不应被认作是魏晋时期“文学自觉”的标志     

李白诗歌与庄子美学

李白与庄子有一种特殊的关系。不仅李白的思想曾受到《庄子》一书的巨大影响,就是李白的文艺美学思想及诗歌艺术风格,均与庄子有密切的师承关系。李白的诗歌与庄子的文章,在思想内容和艺术风格方面,都有许多相似之处。明人胡应麟说:“千古词场称逸者,吾于文得一人,曰庄周;于诗得一人,曰李白。知二子之为逸,则逸与神,信难优劣论矣。”(《诗薮.外编卷四·唐下》)明人杨升庵也说:“庄周、李白,神于文者也,非工于文者所及也。文非至工,则不可谓神。然神非工之所可至也。”(《杨升庵外集》转引《李白集校注·丛说》)胡、杨二人均指出庄子文与李白诗的特点是“神”与“逸”,虽说得有些飘渺玄妙,我们还是可以体会的。“神”,是指其文章诗歌高超绝妙,无与伦比;又指其诗文神韵隽永,含蓄不尽,耐人寻味。“逸”,是指他们才华横溢,诗思奇纵,感情逸荡,文笔横肆,往往逸出法度之外。这些特点,都与他们的美学思想有着密切的关系。     

钱谦益诗歌略论

<正> 谦益是明末清初诗坛大家,曾被称为“明末诗雄”、“清诗开山”,于当世及整个清代都具有很大影响。凌凤翔在其《初学集序》中说:“窃惟宗伯诗,适当诗派中衰之际,实开熙朝风气之先”。凌氏历数诗派递嬗,指出明诗至竟陵和云间体而衰微。“牧斋宗伯起而振之,而诗家翕然宗之,天下靡然从风,一归于正。其学之淹博,气之雄厚,诚足以囊括诸家,包罗万有,其诗清而绮,和而壮,感叹而不促狭,论事广肆而不诽排,洵大雅元音,诗人之冠冕也。”凌凤翔在《有学集》序中又赞谦益之诗:自天启甲子后迄于本朝初年,有诗如干篇,时贤共称其昌大宏肆,奇怪险绝,变幻不可测者,洵煌煌乎一代大著作乎。《采苓》怀美人,《风雨》思君子,其悯时忧世,三致意焉,宜可传也夫!谦益共约2300余首的诗歌,内容相当广泛。他用诗歌反映了他所处的明清鼎革、历史巨     

“南仲大祖”考——读《诗经》札记

《诗·大雅·常武》云:“赫赫明明,王命卿土,南仲大祖;大师皇父,整我六师,以修我戎。”南仲之名又见于《诗·小雅·出车》:“王命南仲,往城于方。”《常武》诗《毛传》曰:“王命南仲於大祖,皇父为大师。”《孔颖达疏》说:毛以为宣王“命卿士南仲者於王大祖之庙”。是《毛传》把大祖释为王命之所——大祖之庙。按《诗经》中“祖”字凡二十七见,除     

论宋词的感伤美

一文学中写感伤，古已有之，并非来人的发明。《诗经》就有《采蔽》写戌卒羁愁，州e兮》写思妇闺怨等。孔子说：“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但他只是以“怨”作为诗的四个功能之一，并没有说非0怨”不可。宋玉的《九辩》则写贫士失意的悲怨：“坎摸兮贫士失职而志不平，”开后世怀才不遇的感伤诗的先河；而他在诗中慨叹“悲哉秋之为气也”，更成为中国诗歌“悲秋”的老祖宗，故有“宋玉悲秋”这句熟语。但从总的来说，汉代诗写感伤并未成为风气。《汉书·艺文志》说：“故哀乐之心感，而歌咏之声发。”仍然是哀、乐并提的。至…     

公刘迁出地考

《诗·大雅·公刘》是周人史诗之一,它叙述了周人先祖带领周民迁豳的史绩。诗中生动地描述了周人告别故地、沿途辗转、寻找、最后定居于豳的情景。但诗中并未明确交代迁出之地。自《诗毛传》以来,治《诗》者多主自邰迁出之说,然按诸史籍,殊为不符,故今为之考。公刘迁豳非自邰邰,是周的始祖后稷的封地,故址在今武功县境内。首倡迁由自邰说者为《诗毛传》。《公刘》第一章《毛传》：“公刘居于邰而遭夏人乱,迫逐公刘。公刘乃辟中国之难,遂平西戎,而迁其邑于豳。”其后,治诗者多从其说。郑玄《诗·豳谱》、孔颖达《毛诗正义》、王先…     

“豫章郡出石可燃”的出处

邢润川、杨文衡《我国古代对煤的认识利用史略》一文说:“到了汉代,《汉书·地理志》则说:‘豫章郡出石可燃,为薪’。”(见《学术研究》一九八二年第六期99页)但查遍《汉书·地理志》也找不到这句话。作者可能是误信了前人旧说而未加考辨.南宋朱弁《曲洧旧闻》卷四云:“余观前汉地理志:豫章郡出石可燃为薪”。清汪价《中州杂俎》卷二十物类十四沿袭朱弁之误说:“按《前汉书·地理志》:豫章郡生石可燃,为薪”。张萱《疑耀》卷二则全同《中州杂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