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之“言”——论孔子诗学的哲学意义

孔子诗学视域中“不学诗,无以言”,从“诗”之意义视域的转换、“学诗”与“学礼”的对应、“诗”之“言”的价值依据,推动了孔子诗学“哲学的突破”。“《诗》《书》执礼,皆雅言也”,意味着孔子诗学的道德取向、语辞与语气的温文尔雅、“温柔敦厚”的君子人格、“执礼”与“仁”的相通。我们既不能仅以现代汉语的修辞方式,也不能以古希腊哲学传统的诗性语言,来评判孔子诗学视域中“诗”之“言”与“雅言”的思想价值,唯其如此,孔子诗学的哲学意义才能得到更合理的安顿与理解。     

试论《关雎》与圆

人们一直把《关雎》当作婚歌来读。其实,《关雎》是成妇礼祭仪上,对新妇的赞歌,由乐人以丈夫口吻所喟。本文试图从新的释读结论出发,对《关雎》中所体现的美学精神作一点探索。《礼记》中以“温柔敦厚,诗教也”括尽诗旨,以为教化之义。这是汉儒对孔子诗学理论的绝对化,却为我们寻绎《关雎》与诗教的文化联系、认识诗的审美内涵提供了现成的角度。一、中和:“完善”的“圆”性美感《易经》阴阳爻象的含义中包蕴着关于“和”的最古老的思辨哲理,从而成为古代美学思想中一个核心内容。“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是孔子最早地把“中和”美的文艺思想概括在对《关雎》的评述中。尽管在孔子的时代,独立的文艺观和美学观还没有形成,尽管“中和”思想更多     

论作为词学审美范畴的豪放

司空图首先提出“豪放”这一审美范畴并用于诗歌批评。随着苏轼的进入词坛,“豪放”一语被引入词学批评领域。它初指词的形式“不入律吕”,但其内涵迅速扩大至包括词的内容逸出传统范围,表达豪壮之情,阔大之景,词人的性情具有“豪放”的特征,等等。明代张（?）将“豪放”与“婉约”作为词的两种典型风格提出,这在对词体的认识上迈出了一大步;清代的词学家们从词调的要求、词的内容及词人的素质等方面论证了“豪放”作为一种词学风格存在的必然性,并进而探讨了“豪放”词风的艺术内蕴。     

“思无邪”与“诗”之“体”“用”——再论孔子诗学的哲学意义

春秋时代“诗”之兴盛与“礼坏乐崩”相伴相随。孔子对“诗”进行了哲学变革,“思无邪”与“仁”相互发明,是对道德生命的安顿,此为“诗”之“体”。“雅言”“礼后”“乐正”是孔子诗学的思想展开,此为“诗”之“用”。其中,“修辞立其诚”为“雅言”之确解;“礼后”指向“人而不仁如礼何”;“乐正”即“尽善尽美”、“乐”中涵“仁”。孔子诗学之“体”“用”,是从诗学理路对“仁”的体证与推阐,此即孔子诗学的哲学意义。     

中国美学若干局限分析

一、孔子美学在对中国美学的价值取舍中 ,一些学者因老庄美学涉及到审美的模糊性和超越性问题 ,往往容易将老庄美学作为中国美学的核心来看待 1,从而无形中忽略了“儒道释”是中国文化的基本结构 ,也是中国美学的基本结构 ,不可有所取舍和偏废。而孔子美学因涉及到“仁”、“温柔敦厚”以及“美善统一”等问题 ,至少在美的本质、中国美学的风格、人的现实性努力境界等方面 ,依然对当代美学建构多有启示。应该说 ,孔子的“我欲仁 ,斯仁至矣”2 ,“泛爱众而亲仁”,“其为人也孝悌 ,而好犯上者 ,鲜矣”3 ,基本能概括出孔子以“仁”为美的理想追…     

“兴、观、群、怨”说与《孔子诗论》

"兴、观、群、怨"说是孔子诗学的纲领,它建立在周代传统诗教基础上,并植根于孔子思想体系之中,其主要特点是强调诗歌的政治和道德功能。而《战国楚竹书》中的《孔子诗论》继承或内在地把握着"兴、观、群、怨"的诗学思想。解读二者的关系及其内涵有利于理解孔子及其后学的诗学特征。     

孔子“诗教”对于“诗教”传统的革新

孔子的诗教思想是对“诗教”传统思路的继承,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空前的革新。孔子重新整理和删订了“诗教”的教材,针对贵贱、贫富、善恶、性情等可能存在差异的不同对象,实行因材施教的启发诱导式的教育。孔子的“诗教”思想奠定了中国古代诗学的基础。     

现代学人之诗的两种范式

借助西方哲学美学观念清除了传统诗学中过于浓郁的伦理政治气息,王国维不仅使近代学者诗人那种强烈的现实冲动在哲学分析中平静下来,同时他还在审美独立的基本原则之上为现代学人创造了一种新的情感表现方式。根据王氏旧体诗、词的二分现象,可将学人之诗细分出两种类型,其一即作者以学者身份书写的“学人之诗”,它的主要特点即建立在中国现代学术基础上的“学之别体”;其二即学者以诗人身份而写作的“诗人之诗”,其根本特征则是建立在现代美学基础上的“诗之新声”。这是王国维先生的学术研究与文学创作对学人之诗的最大之现代性贡献。     

"礼义"的发现与《孔子诗论》的理论来源

战国时代是对“礼”进行理性思考和理论总结的重要时期。以孔门弟子为代表的儒家学派把“礼”当成了自己学派的理论标志。上博简《孔子诗论》和同时期其他文献中的大量论礼精言,反映出这一时期的“礼”论水平和诗学成就。从《诗》传承与接受的角度而言,用诗机制的延续和发展是《孔子诗论》的理论背景,《孔子诗论》是用诗的诗论。从礼乐文化的发展和礼乐制度的变迁而言,从西周春秋间重“礼仪”到战国时代重“礼义”的变化,是《孔子诗论》的礼学和哲学依据。“情生于性,礼生于情”,礼对性情的制约与调节是“礼义”发现的重要标志。以“礼义”和“性情”为思想前提的《孔子诗论》,是“礼义”诗学,也是“性情”诗学。     

论《诗大序》"情志"说对千年词学的辐射

我国第一篇诗学专论《诗大序》,在总结先秦儒家诗学的基础上首创了“情志”说。这一理论光源在煌煌普照诗学领域的同时,对千年词学亦产生了强烈辐射,由此引发了长期纷争不息的“情志”冲突。历代词学家或主张“缘情”,或主张“言志”,或主张“情志”统一。经过多方面的努力探索,终于调和了“情”与“志”这一对词学矛盾,最后为词体文学作出了恰当的定体定位,使词成为以“缘情”之体貌蕴含“言志”之内核的复合体,从而在文坛上与诗歌并驾齐驱,相映生辉。     

20世纪“诗缘情”阐释之述评

“诗缘情”是中国传统诗论中对诗的本质特征的认识的理论范畴。它最早见于西晋陆机《文赋》之中 ,后来它超越了文体论范畴 ,成为继“诗言志”之后又一重要诗学范畴。近百年来学术界对其阐释 ,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 :“诗缘情”与“诗言志”的比较、“诗缘情”的美学意义、“诗缘情”的诗学意义。对这一古老诗学命题 ,今后应从新的视角去分析它的内涵 ,挖掘其新的理论意义     

论叶朗对王夫之诗学意象思想的阐释

叶朗将古代美学资源的现代转化与当代中国美学理论的创新相结合,发展出独特的意象美学理论体系。其中,叶朗对王夫之诗学意象思想的阐释具有独特性,集中体现了他的阐释方法。叶朗将王夫之的诗学思想放在古代诗学的发展脉络中看待,认为“意象”是王夫之诗学思想的中心,并以此为基础对王夫之的诗学思想进行体系化。叶朗对王夫之诗学思想的这种阐释,是一种重构式阐释。重构式阐释在较大限度上打通了当代美学语境与古代美学思想之间的隔阂,使得古代美学资源在当代重新焕发出理论活力,是古代美学思想实现现代转化和当代美学实现理论创新的重要途径。     

存在主义诗学与象征主义诗艺——兼论法国象征主义诗潮与中国早期象征诗派的诗学通约性

中国早期象征诗派与法国象征主义诗潮具有对应性关系已为学界所共识,从存在主义诗学层面进行阐释,并由“纯诗”(诗质)、“契合论”(诗兴)、“神秘性”(诗思)等关键性话语入手解析两者的通约性则是一种新的研究途径.首先,两者都追求“纯诗”,而对“音乐”的追求是“纯诗”的至高理念;存在主义诗学也强调“音乐是本原性的艺术”,彼此之间的交集或对位意味着,“纯诗”中的“音乐精神”不仅是象征诗歌的最高艺术境界,也是其文化创造的原动力.其次,“契合论”作为两者的重要的诗学诉求,它一方面涉及存在主义美学的主体间性思维方式,同时更表现出诗人以感性生命同化万物,在审美活动中世界的意义、存在的意义得以显现,达到海德格尔所谓的“诗意地栖居”.其三,象征派诗人们将诗与“神秘性”联接起来并在存在论美学上予以体认,神秘主义是一种在理性思维之外诗性把握世界的方式,象征诗歌的诗性把握就是以有限的存在方式(语言)指向无限的存在意义(神秘),诗歌创作因此体现出一种领悟宇宙存在和生命存在意义的独特智慧,它使得原本具有艺术哲学意味的象征诗学扩展为文化诗学——获得存在本体论的意义.     

白居易中和美思想简论

在唐代诗坛上,白居易自觉地继承“诗经”、“汉乐府”、子美以来的现实主义传统,创作了大量优秀的诗歌。在诗歌美学理论方面,他明确地倡导诗歌创作要表现人民的疾苦;强调了感情在诗歌创作和欣赏中的作用;建立了比较完整的“中和美”的诗歌美学理论。从白居易的美学思想来看,他是以儒家思想为基础,兼取道、释以构成其诗歌美学理论的。所谓“中和美”也正是如此。它是中庸思想在审美领域里的运用,始于孔子“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论语·八佾》),后来发展成为长期统治中国文坛的原则,即“温柔敦厚”(《礼记·正义》)的诗教。中经思孟学派至董仲舒而走向玄秘化。白氏则利用了其中的合理因素,把它和老庄及荀子的辩证法结合起来;又兼取了释教中“无情有性”的自然泛神论思想;提倡有灵气、灵性(气势、生命力)的创作;从而在审美诸方面,构成其新的“中和美”的思想,用以指导自己的创作。本文拟就白氏的“中和美”作些分析,以就正于读者。     

女性形象的本色化和主体化——论花间词对“美人”意象的重塑及其意义

词是不同于诗的文学样式,给读者带来的是一种全新的审美感受,它的最大的特点就是艳美。所谓“艳”,实际是指一种女性化的美感,是由词“好写女性生活和女性之美而带来的审美新感受”。①所以说,女性形象是唐宋词中最突出也是最集中的意象。这一美学特征是祖《花间集》而来的,两宋词人对《花间集》的艺术风格推崇备至甚至将它奉为学习的法典,如李之仪就主张小令当以《花间集》所载为宗②。实际上,在《花间集》的影响下,“词为艳科”已成为指导两宋词人创作的主导思想。但是“美人”意象并不为中国文学作品所罕见,何以在词的创作领域…     

“温柔敦厚”宋代阐释的两个转向

"温柔敦厚"在宋代的接受与阐释发生了两大转变:一是由伦理学领域逐渐向诗学领域过渡,二是与"温厚和平"交替使用。这两大转变意味着"温柔敦厚"的性质和内涵都发生了重大变化。"温柔敦厚"从此由一个偏重政教功用的伦理学原则逐渐过渡为中国古典美学和文学典范。而在内涵方面,"温厚和平"更侧重于"向内转",更侧重于个体心性修养的一面。如此以来,"温柔敦厚"中蕴含的原始儒家"外求以大济天下"的理想精神相应就淡化了,逐渐转化为对一种文学风格类型的追求。     

陈师道诗学理论研究

与同时代诗人相比,陈师道诗歌别成一家,这与其推崇的诗学理论密不可分。陈师道的诗学主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重内轻外的创作灵感触发;学赡用变的诗歌创作手法;温柔敦厚的诗教观念以及反奇主真的美学追求,由此形成"后山体"独特的艺术个性,并对宋诗风貌形成有贡献。     

孔子诗学的价值

孔子诗学的价值蓝华增研究中国古代诗学的人，往往忽视了孔子诗学对中国诗学的开创意义。他们认为孔子对诗歌的见解只是属于文艺伦理学或文艺政治学的范围，谈的是“用诗”即施于政治、外交和日常交往的实用性，而不涉及“作诗”因而不属于文艺美学。他们还把后世懦家出于...     

审美诠释学:汉语诗学的创造之路

西方诗学中有 “ 审美学 ( aesthetics)”也有 诠释学 herm eneutics)”“ ,但似尚无 “ 审美诠释学 ( aestheticherm eneutics),审美诠释学”是汉语诗学创造自身现代思想形式的一种努力。“ 审美诠释学” 首先是指一种独特的艺术“ 意义” 理论,其独特性在于强调艺术表达形式“ 意义指向功能”与其“审美功能” 的高度统一。本文试图通过对西方诗学意义理论与审美理论的简单勾勒,并通过对汉语古典诗学“ ”“ 兴 、神韵”等范畴所作的具体分析,初步提出创建 “审美诠释学”的构想,为促成汉语诗学在现代思想中生成、同时也是促成现代诗学思想在汉语中生成作初步努力。     

儒家“温柔敦厚”诗教散论

在中国古代文论领域，儒家“温柔敦厚”诗教是个千年话题。是耶？非耶？古往今来，人们争论颇多。处在世纪末的今天，我们有必要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眼光来重新审视这一影响深远的文论命题，确立它在我国古代文论体系中应有地位。本文试图通过对“温柔敦厚”诗教系统的梳理，来诠估其正面价值。一、“温柔敦厚”诗教理论传统溯源最早提出“诗教”这一说法的当是《礼记·经解》篇：孔子曰：“人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洁静精微，《易》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属辞比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