瓦屋山道教文考察刍议

四川洪雅瓦屋山在汉代是少数民族 (羌族、獠族 )聚居地。五斗米教创教与西南少数民族的巫术有关。五斗米教创始人张陵所设立的传教区“二十四治”中有稠禾更治、北平治、本竹治、平盖治、平冈治、主薄山治 ,以及后来张鲁所设“八品游治”中的第一治“峨嵋治”都在瓦屋山周围。据现存史料推断张道陵在瓦屋山传教是十分可能的。瓦屋山道教文化底蕴相当深厚 ,堪称道教胜地。如果可以把二十四治及有关地方称作早期道教发祥地的话 ,那么 ,瓦屋山也可以看作是这种发祥地之一。     

《吕氏春秋》的社会治理观

《吕氏春秋》一书的根本宗旨是一个“治”字。它全面吸收前人的社会治理思想 ,融汇贯通诸子百家的观点 ,形成了关于治国平天下的三个“理论群”。其一是治理总纲 ,主张“治天下之要 ,存乎除奸 ;除奸之要 ,存乎治官 ;治官之要 ,存乎治道” ,要治理者不纵欲、不妄作 ,顺应天地自然无为、公而无私之道 ,建立起稳定恒久的治理秩序。其二、其三分别是“治人”和“治物”理论 ,主张“治人先于治物 ,治物本于治人” ,无论管理士、农、工、商 ,千行百业 ,必先建立起对人管理的有效网络 ,进而再把“治物”目标纳入“治人”的网络中去。这些思想今天仍有明显的借鉴作用     

“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试析——北宋政治架构探微

宋代政治架构 ,一言蔽之 ,即“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 ,这是理解与认识宋代官僚政治体系的关键。皇权、相权、台谏之权 ,构成宋代中央政府中的三角 ,三者互相限制 ,又互相倚恃 ,形成“共治”架构。宋初完善法制 ,提倡依法办事 ,奠定了“共治”架构的稳定基础。而中唐以来社会思想的发展 ,为“共治”局面的出现创造了条件。有宋一代 ,最能体现“共治”架构的 ,是宋仁宗朝 ,故有“庆历之治”的美誉。剖析宋仁朝政治 ,有助于进一步认识“共治”架构。     

中原王朝的治边方略

为贯彻“守中治边”与“守在四夷”等治边思想,历代中原王朝实行一系列行乏有效的治边方略。本文研究了历代中原王朝实行的和亲、盟誓、教化、互市等治边方略,考证了这些方略的来源、形式、施行方法及其用途,并分析了这些方略实行后的效果以及产生的深远影响。     

制度变迁中的信任问题——对鄂西两村村治实践的调查分析

一、研究角度及理论构建纬度村治即村级治理 ,指村落公共权力对社区内部公共资源的调配和对公共事务的组织、管理与协调。目前的村治研究集中在三个层面 ,即对村治功能 (规范功能 )的研究 ,对村治具体处境的研究以及村治对策的设计 ① 。作者认为 ,当下的实际工作部门和理论界多是站在传统———现代二元对立及其转轨的视角上对村治功能和村治对策进行探讨 ,缺乏对村治具体处境的细致考察 ,从而在实际操作中往往缺乏对乡村社会已存在的本土资源的尊重和利用 ,使村治难以找到一个乡村社会的生存基础 ,不得不靠国家权力来维持。本文要引入的概…     

简论楚服

在中国古代社会中,服装是区别民族的一个重要标志,是一个民族在特定时代的文化风俗现象,是政治、经济、心理、习惯等诸多因素的综合表现.《墨子·公孟篇》说:"昔者齐桓公高冠博带,金剑木盾,以治其国,其国治;昔者晋文公大布之衣,?羊之裘,韦以带剑,以治其国,其国治;昔者楚庄王鲜冠组缨,绛衣博袍,以治其国,其国治;昔者越王勾践剪发文身,以治其国,其国治".可见当时列国风俗,从发式     

多元共治：明代官民协同治灾模式及其实践效益

明代是古代中国灾害治理的成熟期,治灾理念日愈革新,治灾机制日渐完善,治灾能力日益提升,治灾主体日趋多元,并形成官方主导、民间参与的社会化、集体性官民协同治灾模式。灾前备灾时,明廷从政策层面督劝民众种植桑枣,修水利,建设仓储,以实现“长远性”减灾效益。灾中救灾时,明廷从应急层面调配社会资源,劝励民众以捕蝗、代赈等方式参与救灾,以实现“安全性”救灾效益。灾后重建时,明廷从规划层面组织民众复籍复业,重振重建,并通过反思灾中赈救的利弊得失,进一步强化治灾举措,以实现“持续性”灾后重建效益。明代官民协同治灾模式是官方自主、社会自治和民众自救等治灾机制彼此互动的结果,也是官主民辅、官退民进和官民协同等治灾路径综合联动的表现,一定程度上彰显了明代多元主体“共治”灾害的独特历史格局。     

论唐代江苏的经济发展

今天江苏的政区在唐代分别属于河南道的徐州、泗州、(治今宿迁县)、海州(治今东海县),淮南道的扬州、楚州(治今淮安市),江南道的升州(治今南京市)、润州(治今镇江市)、常州、苏州,计9州40县。它位于长江、淮河下游,是古代经济重心南移过程中的前沿阵地。那么,在唐代经济重心迅速南移过程中,江苏经济发展的状况及在全国经济发展中的地位究竟怎样?本文拟就此作一初步探讨。一、州县级别与人口数量     

试论依法治市的工作机制

依法治市是依法治国的重要组部分,建立依法治市的工作机制对于推进城市法治化进程具有重要意义。依法治市的工作机制分为静态和动态两个方面,二者相互联系、相互影响。在总的工作机制中,领导机制、制衡机制、育成机制三个机制起着最为主要的作用。     

人大在依法治市中应发挥哪些作用

依法治市是落实依法治国、治省的具体措施．实行依法治市，对于严格依法行政、公正司法、保证宪法和法律的正确执行，对于推进经济的发展、社会的稳定、保障人民民主权利，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作为地方国家权力机关的人大常委会，在依法治市中应发挥哪些作用，这里初步作些探讨。一、人大在依法治市中要充分发挥主导作用（一）人大在国家机关中所处地位决定它必须起主导作用。人大及其常委会的崇高法律地位，是由人民的国家主人地位和我们国家的国体及政体决定的。人大的主要任务，就是围绕经济建设中心，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保障改…     

宋代治史队伍的多元化

随着宋代官方修史规模不断扩大,史官群体日益壮大,传统主要由独自著史者、具有家传或师承的史家以及地域性鲜明的史家所构成的治史队伍格局被打破,由此形成崭新的官私治史队伍。在该队伍中,不仅涌现出了史官世家、史学世家以及门派与地域性鲜明的治史群体,而且这些群体著史成就突出,连带治史效应明显。这种治史队伍与史家史学传承方式的多元化与规模化,是官方重视史学及史家积极参与史学活动所形成的结果。     

皮锡瑞经学的特色

皮锡瑞治经的汉学风格主要体现在他对汉人的经注经说作了大量的辑佚工作、采用疏证体以解经、重视文字训诂和名物制度的考证以及治经态度矜慎等方面。对于今古文经学、汉学宋学,皮氏皆持包容的态度。在孔教衰微的晚清时期,皮氏强调需要破除今古汉宋的门户之见而求学之会通。皮氏治经重家法,体现在他的郑学研究中,还体现在他对《尚书》、《礼记.王制》等所作的笺注上。皮氏治经讲求微言大义,体现在他为《春秋》、《尚书》、《诗经》等经典所作的解义上。皮氏治经重经世致用,他以是否经世致用作为评判治经优劣的标准。     

村民自治研究的兴起与拓展

本文主要对村治研究中有关村治的功能的设定、村民自治的动力机制、对农村治理的体制构想及一些具体对策、村民自治的绩效及前景 ,村治的研究方法等方面的研究状况作了比较系统的梳理与总结 ,并就其中一些重要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中国共产党100年:从"中国之制"到"中国之治"

中国共产党的100年,是开创历史、奠定基业、开辟未来的100年.中国共产党100年历史的鲜明特征就是不断把革命、建设、改革、复兴事业推向前进;中国共产党100年历史的庄严使命就是实现救国、兴国、富国、强国的奋斗目标.中国共产党传承中华民族5000多年悠久文明的深厚历史底蕴,遵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结合中国具体实际,在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和复兴的伟大实践历程中逐步创立丰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中国之制"擘画"中国之治","中国之治"彰显"中国之制"."中国之制"越加牢固,"中国之治"令世界惊叹."中国之制"具有组织优势、力量优势、政治优势与文化自信优势的四大优势,"中国之治"蕴含政党之治、人民之治、文明之治与世界之治的四重内涵.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人类社会向何处去的重大时代问题,中国共产党始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以"中国之治"引领和推动"全球之治".     

自治空间里的共治模式及其实现路径——基于天津市D区社区治理“约吧”案例研究

自治是社区治理的制度设计和政策导向,自治强调的是自主治理,而非自行治理。具体来说,社区治理不仅需要通过制度赋权,使社区群众享有参与社区公共事务的自治权力,也需要通过机制赋能,使包括基层党组织、基层行政力量、社会组织在内的其他治理主体拥有参与社区公共服务的共治渠道。综合来看,在自治空间里有效实现多元共治,才是社区治理和基层社会治理的题中之意。多元共治是社区治理实现社区善治的路径,如何实现共治,如何在共治中体现自治理念和思想,需要从理论和实践层面予以探究。政策文本和已有的研究综述为“自治空间里需要共治”探寻政策依据和理论阐释;“约吧”模式的五条主线和五个着力点为“自治空间里的共治实践”提供了具体参照和分析样本;“约吧”模式的运行逻辑和基本原则,为“自治空间里的共治路径”提供了改革思路和价值评估。     

汉字义码的研究

汉字编码,许多人都觉得:耳以治声,目以治形,舍此以外,寂然无物。而我则曰:人以治事,脑以治义,由义而及形、声,据其总要,纲举目张,无义则无声无形。 1.音码需要细分声母、韵母、声调,而汉字中同声韵字太多,现用键盘的键位又太少,     

哈耶克法哲学中的四对概念辨析

法律、法治、自由、平等是法学中的核心概念。在哈耶克的法哲学中,这四个概念分别内化为意义相反的四对概念：即形式的法律和实质的法律,公法之治和私法之治,肯定自由和否定自由,结果平等和平等对人。这四对概念又形成两组对应的逻辑关系：形式的法律→公法之治→肯定自由→结果平等;实质的法律→私法之治→否定自由→平等对人。     

我国村治模式的演进与农民利益的实现

中国的村治制度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在经历了皇权统治下的村治模式、人民公社式的村治模式以及村民自治模式之后,我国的村治模式实现了由传统向现代的跨跃.但是纵现这一演进的过程,我们看到唯有发轫于农民群众之中、植根于乡土社会之上的村民自治制度真正实现和维护了广大农民群众的切身利益.     

试论国民政府训政党治的制度危机

南京国民政府的训政党治本身是个矛盾的运作体,其党治实践对孙中山党治理论的某些背悖,造成正统传承上的危机;党治体制内中央与地方的矛盾和人治军治现象,违背党治原则;在推进“攘外必先安内”政策过程中,党治作为一种权威主义的治国模式因缺乏民主内涵而陷入全面的制度危机。     

我国村治模式的演进与农民利益的实现

中国的村治制度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在经历了皇权统治下的村治模式、人民公社式的村治模式以及村民自治模式之后．我国的村治模式实现了由传统向现代的跨跃。但是纵观这一演进的过程，我们看到唯有发轫于农民群众之中、植根于乡土社会之上的村民自治制度真正实现和维护了广大农民群众的切身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