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以来关于桐城派问题研究讨论情况综述

桐城派是清代散文的一个最大流派,先后统治中国文坛二百余年,南北影响十几省,前后作家有六百余人。桐城派自清初产生起,就毁誉繁兴,但自“五四”时新文学运动兴起,被斥为“桐城谬种”以后,除在一些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中有专章进行评介外,很少专门研究和讨论。一九五七至一九六二年间,《江海学刊》、《天津日报》、《安徽历史学报》等报刊先后发表了一些关于桐城派的研究、讨论文章,大都收在安徽人民出版社六三年出版的《桐城派研究论文集》中。这以后,很少有关于“桐城派”的文章发表,《中国古代文艺理论研究》八○年发表了《桐城派     

桐城派诗论初探

桐城派作为清代散文的一个主要流派,其历时之久,影响之广,已为人所共知。然桐城派文人对诗歌的看法在清代派别众多的诗论中也不失为一种较为重要的理论,前人曾有“论诗转贵桐城派,比似文章孰重轻”之说(程秉钊《国朝名人集题词》)。桐城派诗论对清代中后期诗坛有着重大影响,故笔者以为在讨论桐城派文论的同时也应对其诗论予以适当重视。本文就试图在这方面作一点初步探讨,以就正于专家及清代文学的研究者。     

康有为、谭嗣同、梁启超不属桐城派

《江淮论坛》一九八二年第四期发表的《桐城派末代主要作家》一文,简要地评介了桐城派后期一些作家的情况,很有参考价值;对于进一步展开关于桐城派的研究,是有帮助的。但是,文章在援引胡适的“严复、林纾是桐城嫡派,谭嗣同、康有为、梁启     

试论“桐城派”的艺术特点

“桐城派”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过去论者虽多,但犹有“补其缺而纠其失”的必要。我试从这一文派的历史渊源与其艺术手法、语言使用等方面来分析其艺术特点,认识其历史地位。     

晚期桐城派作家的职业形态与文学生产

晚期桐城派作家的职业形态与近代文学生产密切相关.两代作家经历了从幕僚、教育家到职业作家的现代转型,家庭经济状况与传统士人“文以载道”理想促成了这种选择.幕僚与传统教育职业对于桐城派文风的转变和现代文学心理建构的积淀起到了重要作用.新式教育和职业作家虽然给晚期桐城派提供了现代转型的平台,但也给桐城派带来了诸多负面影响.     

《文学研究法》：桐城派文章理论的总结

学术界对于桐城派的研究多集中于前期与中期，而晚期的创作转变与理论整合却未得到相应重视。姚永朴的《文学研究法》是桐城派文章理论的结穴之作，曾得到钱基博的激赏。此书师法《文心雕龙》，有较强的系统性与理论色彩，具有融汇弥缝的特点，对于末流缺失多有涉及，有效纠补了桐城派文章理论的不足，反映出桐城派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所作出的应对与调整。黄侃在北京大学授课时曾激烈抨击桐城文章，而姚永朴拒不应战，其实具有理论方面的充足理由，黄侃所针砭的缺失在《文学研究法》中早已得到补充修正。     

现代古典主义批评视野中的文学与人生

现代古典主义批评视野中的文学与人生·李怀亮钱振文在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上,一直存在着古典主义的批评倾向。从“学衡”派到“新月”派再到“京派”,虽然这些流派呈现出各种各样的面目,但是其总的倾向还是一致的,这种一致性就形成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古典主义倾向。本文...     

方东树《昭昧詹言》的价值取向

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有清一代的桐城派,不仅是文派,也是诗派。钱钟书在其《谈艺录》中,曾专列“桐城诗派”一条,并对该派的重要作家以及流派嬗变,做了简明扼要的价值评述。郭绍虞也指出：“古文义法之谈原是桐城始补祖方望溪的主张,此谈初立,本极简单;其后经刘海峰为之推阐而使之具体化,再经姚惜抱为之补充而使之抽象化,于是到方东树再加以综合而集其大成！”由此可知方东树在桐城派中的地位,而其”综合而集大成”的业绩,就具体体现在其桐城派诗话代表作《昭昧詹言》上。方东树在论述桐城三祖鼎足而立之态势时云：“愚尝论方、…     

关于“新批评派”成员构成的几点认识

说到“新批评派”的成员构成,国内外学界有许多不同理解.这些认识,虽不乏真知灼见,但也不乏随意甚至混乱之嫌.为进一步推进国内“新批评”研究,文章提出,“新批评派”本身复杂丰富,须分人、分层、分国籍考察;对“新批评派”成员的译介须统一译名,避免混淆而用全称;祛除对“新批评派”单质化和标签化理解,还原其丰富性和复杂性.     

林纾的矛盾——兼谈他与“五四”文学先驱者文学观念的异同

林纾在其译序中所反映的思想观念映现了 2 0世纪文学初始阶段某些新质的萌生 ,尤其是他的文学观和维新观与“五四”文化先驱者颇有些相似处。但是林纾古文名家的自我身份认同和老年日趋保守的文化倾向 ,使他的思想前后呈观出巨大的差异。在文学观上 ,他有时特别强调文学的功利性 ,有时则将文学的功利与政教截然分开 ,只看重文学本体的审美特性。青年林纾曾是矢志维新的风云人物 ,但随年龄渐长 ,其维新立场在逐年蜕变。其与“桐城派”的关系 ,说他是“桐城派”或反“桐城派” ,均属误解。林纾视“桐城派”与《左传》、马、班、唐宋古文一脉相承 ,为“正轨” ,但他为文则能脱其窠臼 ,自成格局。我们要认识林纾 ,就必须理清他的矛盾 ,还林纾在文学史上的一个真实的面目。     

桐城派与汉宋学术之争

桐城派是文派,也是学派,桐城派的发展与汉宋学术之争有着密切联系。清代朝廷重视程朱理学,而桐城一些世家的祖籍又源于徽州——徽州婺源是朱熹祖籍所在地,于是桐城之地逐渐形成了推崇“宋学”这一牢固的学术传统。桐城派文人进行的汉宋学术之争在方苞那里就已出现,后来姚鼐、方东树等人又将争辩愈演愈烈,其内容主要涉及儒家道统的承接、“汉学”与清代“汉学”的区分、为学动机的选择等方面。总体来看,桐城派文人在汉宋学术之争中处于明显的劣势,但其争辩还是有着积极意义：他们矫正清代“汉学”学者反对“宋学”之枉,有利于促进学术的正常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产生了学术在正反力量的猛烈拉拽中所形成的相互之间的张力作用;他们推崇非功利性的“宋学”,有利于维护“宋学”的本真,为后来的“宋学”复兴奠定了基础。由于在女子守贞节的问题上深受程颐“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的影响,桐城派文人推崇“宋学”也给自身思想打上了鲜明而又不良的时代烙印。     

清代碑志义例:金石学与辞章学的交汇

清代金石学勃兴,义例分支亦随之蔚成大观。清代义例探求扩展了“金石三例”仅限于唐宋大家、名家的原有范围,分裂为骈文、古文、折中三派。金石学领域的关涉义例之作繁琐且有考史倾向,背离了“金石三例”开创的有裨文章的传统;辞章学维度的碑志义例研究与现世创作紧密相连,直接服务于创作,其探讨具有重要的文章学和文体学意义。     

桐城派三题

前年曾写了《试论桐城派的艺术特点》一文。现在因为《江淮论坛》正开展对桐城派的讨论,故再就几个问题,略陈鄙见。其中一些看法虽也博采通人,但多出于胸臆;订谬砭愚,望之贤哲。桐城派在历史上的革新意义“桐城派”曾被誉为“一代正宗”,但后来又被目为“桐城谬种”。其实,把它目     

继承·创新·超越——文化理论三题

文化,对于社会生活方式,对于人们思想、行为,对于政治、经济和人的全面发展都有着重要的影响。因此,文化问题就成了一个常谈常新的话题。人类自从产生了文化,便有了文化模式选择的论争,形成不同的文化学派。在中国,从古至今支化上的论战绵延不绝,有先秦诸子百家的论战,有汉代关于“独尊儒术”的论战;有唐代关于复古运动的论战,有宋代关于革新运动的论战;在明、清,有前、后七子、公安派、桐城派等的论战。近代以降,文     

才雄气肆 笔峻辞丰——论刘大櫆的散文创作

桐城派的散文影响很大.姚鼐在《海峰先生八十寿序》中说:“昔有方侍郎,今有刘先生.天下文章,其出于桐城乎?”此说虽遭“党同乡”之讥,但由此可见桐城散文在清代文坛上的地位.对方苞、刘魁(号海峰)姚鼐三位桐城派的开派人物,人们作过许多研究.但比较起来,学界对方、姚较为重视,评价也较高,而对刘氏则研究不够,评价也偏低.如清代邵懿辰在比较方、刘、姚三家散文成就时便说:“刘居其间,如蜂腰鹤膝”(《答方君书》).平心而论,方、刘、姚三家散文各有特点.通读刘氏散文我们便会看到,他的不少文章不囿于传统,不拘于时俗,大胆地阐发已见,在艺术上表现出才雄气肆,笔峻辞丰的风格,这是方、姚之文多所不及的.郭绍虞先生在其《中国文学批评史》中指出,“后人之论桐城者,往往称方姚而摒弃海峰,这实在不是公允之论”.本文拟对刘海峰的散文作一概略考察.     

桐城派“沉郁顿挫”论

桐城派极为重视“沉郁顿挫”之法，将其视为抵制诗文通俗化的有效手段。在桐城派看来，俚俗诗人崇尚性灵，反对闻见道理，故其诗“凡鄙浅近”;而“沉郁顿挫”之文法蕴含着高广的胸襟、渊博的学识、丰富的阅历。在表述上，俚俗诗风轻利快便，一往无余，失之佻巧；而“沉郁顿挫”则以顿、断之法形成高古厚重的语体。在风格上，俚俗诗风或失之软弱，或失之偾强，不得其中；而“沉郁顿挫”之法则兼容阳刚与阴柔，实现相济之美。在诗文通俗化倾向日益显著之际，桐城派为维护正统士人文言文化的统治地位，赋予“沉郁顿挫”以新的意蕴，雅俗之别被浓缩在这一文法之中。     

近代“桐城派”研究述评

桐城古文派从兴起到衰亡,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它的发展,跨越了古代、近代两个不同的历史时期。研究者在勾画出它完整历史轨迹的同时,也考察了它进入近代大变革时代以后的兴衰变化。这里介绍的,就是关于近代桐城派的研究情况。在“五四”文学革命中,桐城派就被新文学运动的倡导者斥为“桐城谬种”和“选学妖孽”一起被打倒。在一场大的运动的高潮中,对某些旧事物采取一概否定的态度,而这种态度又往往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影响了对该事物进行较为客观、公允评价的事是常有的。但在这样的时候,也总是还会有人能保持一种清醒的认识。胡适是“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倡导者,但他却能够较早地提出对桐城派进行实事求是的研究,据他的学生魏际昌回     

简论方苞的“雅洁”

雅洁,是桐城派对于散文语言的要求,也是他们在创作中努力追求的目标。桐城派文家最先提出“雅洁”的是方苞。他说:“震川之文……其辞号雅洁,仍有近俚而伤于繁者。”(《书归震川文集后》)     

清代浙籍散文家的几个特点

清代浙籍散文家自由思想,恣肆落笔,少与桐城派相涉,受八股和程朱理学的影响也不大,表现出不同流俗的悖异倾向。其特点有四:1.几乎没有专治古文的大家;2.在众多浙籍散文家中只有两人是桐城派,且无足轻重;3.孜孜于程朱理学者不多,反程朱理学者不少;4.浓烈的民族意识和始终存在的对清朝统治者的离心倾向。     

钱基博与桐城派关系考辨

钱基博是我国现代著名学者、古文家和教育家,以集部研究著称于世。桐城派是我国文学史上最大的古文流派。虽然钱基博主张不立宗派,但也不排斥宗派,尤其与桐城派关系密切。不管是从宗族到出生地,从人生到交游,从教学到研究,钱基博与桐城派都有颇深的渊源。通过钱基博与桐城派的关系的深入探讨,我们既可以更好地了解钱基博的学术特征以及发展历程,也可以窥见桐城派在中国现代学术中的接受与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