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古代的"言意之辨"看语言的局限

"言意之辨"是我国古代玄学中的一个重要哲学命题,它不仅涉及到哲学认识论的一些问题,而且涉及到"道不可言"、"言不尽意"、"意不称物"等重要的有关语言局限的问题.本文着重从"言不尽意"理论的提出、发展以及它对后世文论的影响等方面,来认识人类语言在其所要表达的内容上存在的缺陷.     

“言意之辨”从哲学和玄学向诗学的转换——论刘勰的言意观

刘勰的言意观是<文心雕龙>诗学体系中的核心论题,但是龙学界对这一问题却存在着简单化、片面化的理解,其原因就在于他们把哲学和魏晋玄学中的言意之辨等同于诗学中言意关系.刘勰言意观的价值和意义就在于,他对这一论题进行了诗学转换,强调了文学语言在文学创作中的重要性,揭示了文学创作的一般规律,对作家的创作和诗学的发展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庄子“言意之论”与审美

由“言不尽意”和“得意忘言”构成的庄子“言意之论”,是建立在“体道”基础上的。它作为一种哲学思想不无偏颇,但揭示了审美创造与欣赏的内在规律,丰富了我国古典美学理论,对中华民族审美趣味和特征的形成有导源启流之功     

论"言意之辨"对六朝文论的影响

“言意之辨”对六朝文论产生了重大影响 ,具体表现在它触发了文论家对“言”和“意”的重视 ,以及对言意关系的探究。刘勰将“言不尽意”与“言尽意”巧妙地结合在一起 ,肯定了以“言”尽“言外之意”的艺术可能性 ,将“言有尽而意无穷”作为最高的艺术境界。这一言意关系的突破对我国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心理默契中领悟人生真谛——庄子的“言”“意”之辨及其认识论价值

本文从一个新的视角分析了庄子“言”“意”之辨的特点及其认识论价值。认为他从反命题立论,揭示了“言”“意”的内在矛盾及其“意会”法的重要意义,并在实践中通过寓哲理于形象直观之中的“三言”表达形式,将“言传”与“意会”统一起来,创直觉思维形式,奠定了中国传统艺术认识论的表达原则。但具有偏重经验直觉,轻视逻辑思维的局限性。只有在历史唯物主义原则指导下,吸收西方自然科学方面的优秀成就,把直觉与逻辑有机统一起来,才能实现对其创造性的价值转换。     

庄子"言意之辩"的本体论探析

"言意之辩"是哲学史上的基本论题之一.先秦时期以儒、墨为主导的"言尽意"论和老子主张的"言不尽意"论相继提出.在二者基础上,庄子对言意问题进行了更加深入的讨论,明确提出了"得意忘言"论.对本源的思索是道家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对庄子"言意之辩"问题的探析也首先从形而上层面上展开,辨析庄子"言"和"意"的基本概念,由"言"和"意"的基本内涵出发,分析"道不可言"的内在原因.从"道"的高度把握庄子言意观的核心思想——"得意忘言",论述在"道"的本体境界上从存在的分离走向存在的统一的过程.庄子的"得意忘言"论,使言意之辩的讨论进入了一个新的高度,为魏晋言意问题的讨论奠定了理论基础.     

魏晋“言意之辨”及其教育教学思想

魏晋“言意之辨”可分为“言不尽意、得意忘言、言尽意”三派，他们既相互联系又彼此区别。“言意之辨”的产生具有深刻的社会政治、思想和教育背景，其实质是为魏晋人思虑教育问题提供方法论。“言意之辨”在教育上表现为“言教”和“意教”两种根本对立的教育观。“意教”派提出的“寻（寄）言观（出）意、忘言得（存）意、不言之教”反映了教学过程的三个阶段和教学认识的三种水平，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教学的特点和规律，与现代教育教学理论有许多不谋而合之处     

从《庄子》“三言”看庄子的语用

文章从语用角度学视域,分析了《庄子》的＂寓言＂、＂重言＂和＂卮言＂等＂三言＂的语用特色。＂寓言＂体现了最小信息量原则,＂重言＂反映了话语角色对＂以言取效＂之力的运用,＂卮言＂是语用综观理念的反映。     

“言意之辨”与两晋南北朝的拟古诗

面对前代诗歌耸峙的艺术高峰,"后来者能否居上"式的困惑使得两晋南北朝诗人在竭力摹拟前代诗歌的基础上,以期找到一条"能够居上"的道路.魏晋玄学对于"言意之辨"理论的探讨,尤其是王弼"言不尽意"、"得意忘象"解<易>方法的出现,正为拟古诗作的涌现和蔚兴奠定了理论基础.虽然这些作品中不乏名家之作,但作为一种为艺术创新所作的尝试,它付出也必须付出"少有佳作"的代价,即在理论上巨大进步的同时亦导致创作实践上某种程度的退步,创作受到了理论的束缚.因此,两晋南北朝时期的拟古诗不可避免地受到后世诗评家的诟病.这是诗歌自身在其演进的过程中付出的必然代价,是其发展规律所决定的.陆机及其<拟古诗>十二首正是这样的一个典型范例.     

庄子《齐物论》新释——兼谈名道之辨

《齐物论》篇是反映庄子与名家思想交锋撞击的一篇重要著作。如其中所提出的“以指喻指之非指,不若以非指喻指之非指也”是理解庄子与公孙龙不同思想理论的重要论述;又如战国时代“正名”思潮盛行的情况下,《齐物论》篇提出“天下莫大于秋毫之末,而太山为小”,也是一个颇有意义的命题;其所提出的“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相当深刻地表达了庄子以“道通为一”的平等观念来“齐一万物”的思想。结合庄子思想的学术背景和其文本的语境是解读《庄子》行之有效的方法。     

从伽达默尔看庄子的“游戏”态度

庄子在主客统一、物我两忘的精神境界中展现出一种对待人生的本真"游戏"态度。这种"游戏"态度具有非功利性、无目的性和无约束性的特征。在西方思想中,伽达默尔对游戏现象也作过深入的分析,从他"游戏活动的真正主体就是游戏本身"的思想出发,我们更能理解庄子这种本真的"游戏"态度以及他"无待"的人生追求。     

从“义利之辨”看市场经济条件下的道德建设

“义”与“利”的关系是历代哲学家争论的主要问题之一。对这一关系的不同回答形成了“重义轻利”、“重利轻义”和“义利兼顾”三大派别。“重义轻利”派在中国哲学史上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目前，“重利轻义”思想十分流行，而“重义轻利”和“重利轻义”各有弊端，只有“义利兼顾”才是解决义利关系的最好办法，是建立良好道德的关键所在。     

也谈“言意之辨”——基于德语将来时的形式

基于＂言意之辨＂这一中国古代哲学原创理论和方法,藉助现代西方哲学＂语言转向＂的思辨性解说,对德语＂将来时＂这一语法现象进行了逻辑形式上的辨析。突破从语意方面说明＂言＂与＂意＂辩证关系的传统,从语法规则和形式逻辑方面进行了语言哲学相关课题的研究。     

言意之辨:贯穿金代的美学理论

言意之辨是贯穿整个金代的美学理论。周昂、赵秉文较早提出以意为主之论,反对求奇、求巧,拘于形式。王若虚对前人加以发挥,高扬"真"、"自然"和"自得",倡导"求是",打破了传统文论"文以载道"的局限。元好问以"诚"为核心概念,强调"知本"、崇尚"情性",倡导"得唐人为指归"。金代的言意之辨,对元明清审美观念产生了重要影响。     

从言意之辨到言文之争——中国文学批评语言意识的嬗变

在中国文学和文学观念由古典向现代转型的进程中,语言是一个重要的维度。这一点又集中体现在时代命题从＂言意之辨＂向＂言文之争＂的转换上。本文主要从三个方面展开论述：一是出发点从言意矛盾到启蒙国民,二是解决方案从立象尽意到言文一致,三是立足点从工具观念到本体意识。语言意识嬗变的得与失,也深深影响着中国文学观念现代转型的深度。     

言意之辨：贯穿金代的美学理论

言意之辨是贯穿整个金代的美学理论。周昂、赵秉文较早提出以意为主之论,反对求奇、求巧,拘于形式。王若虚对前人加以发挥,高扬“真”、“自然”和“自得”,倡导“求是”,打破了传统文论“文以载道”的局限。元好问以“诚”为核心概念,强调“知本”、崇尚“情性”,倡导“得唐人为指归”。金代的言意之辨,对元明清审美观念产生了重要影响。     

新时期的“郭沫若与庄子”文艺关系研究

郭沫若的文艺思想及其创作不同程度地有承于庄子。新时期以来,郭沫若的研究者在"郭沫若与庄子"文艺关系这一领域亦有可贵探索,其探索涉及的重点主要集中在泛神论、文艺的非功利观及文艺的"自然流露"说诸方面,这些也正是郭沫若融贯中西文艺思想、促成中国古典文艺美学转向现代的重要表现。     

“忘”生“梦”死——从“庄周梦蝶”看庄子的生死观

“庄周梦蝶”提供了一种沟通生死的方法——“梦”。对“死”的未知,带来对死亡的极度恐惧与对生命的极度热爱以及二者之间的深重矛盾;通过“忘”生进入“死”的状态——“梦”死,则沟通了生死,由此解除了对死亡的未知以及对死亡的恐惧;生死相互为梦,不辨梦里梦外,不知是梦是醒,最后等同了生死,达到了“齐物”的最高境界。     

言意之辨与魏晋学术的分流(下)

先秦时期的言意之辨,在魏晋时代已经由语言学命题上升为本体方法理论。玄学中的激进、保守与温和三派各以言不尽意、言尽意和得意忘言为形上前提。因此,言意之辨以本体方法论促进了魏晋学术的演变与发展,其本身也就成为理解魏晋学术思想的一个关键所在     

孟子“三辨之学”平议

孟子志在救治功利主义横行的整个战国时代,以“人禽之辨”拔本塞源,以“义利之辨”崇本息末,以“王霸之辨”治乱救弊,旨在开显一种不仅可为当世开太平亦可为万世开太平的修身治世之道。这是平议孟子“三辨之学”,澄清后人误解或创造性诠释,避免厚责古人或厚诬古人的重要线索与研究基础。由此出发,可以清晰判断古今学者有关《孟子》“三辨之学”的代表性观点哪些分别与孟子的“本有之意”“当有之意”与“未有之意”相对应,从而有助于在对孟子尽可能平实了解的基础之上,还原《孟子》义理架构的本来面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