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传统新探

儒家产生时并没有一种传统,儒家的传统在其发展过程中逐步产生和发展。孔子曾认为他的思想是“以一道以贯之”的,他并没有说明“一道”是什么,而他的学生则把它理解为“忠”和“恕”。《中庸》自称是“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但是从未有人描写过尧舜的传统制度如何。中庸之所以能成为儒家传统的中心概念,是因为中庸是儒家传统的开始。“中”有两层含义,一个是适度的、恰当的,《中庸》:“知者过之,愚者不及也”,《论语》:“过狁不及”等等都是此意。另一个含义就是程颐提出的不偏执一端的说法。“中”的思想在儒家的第二代《大学》、     

《白虎通》中的忠孝思想研究

东汉的《白虎通》既体现了儒家的文化背景,又有着极其浓重的神秘谶纬色彩,其中运用了大量的阴阳五行思想来阐述“天”的至高无上与“天”“人”之间的关系.但是理论的创建不是凭空出现的,其产生与发展必然有现实的社会基础,《白虎通》在对现实社会中的三纲六纪尤其是君臣关系进行大量“天理”论证的同时,还紧密结合社会现实,把“忠”与“孝”进行理论结合并融会贯通成为一体,“忠”以“孝”为基础,“孝”反过来为“忠”服务,这为后世延续近两千年的君权至上奠定了基调.     

《诗经》人物个性心灵的刻画

《诗经》这部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之所以被冠上“经”字，是因为它在很早就被纳入儒家理论体系之中，成为儒家理论重要的教科书。在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中，历代儒家学者不把《诗经》看作文学作品，无视《诗经》的文学特征，把对《诗经》的诠释变成了封建理论的说教。现代的学...     

通往"共同"语言之路——海德格尔与一个日本探访者的对话

在《存在与时间》中,海德格尔把语言比喻成“存在之家”,在《关于语言的对话》中,这一语言比喻变成了“道说”,在《语言的本质》中,他又把语言称为“口舌之花”。海德格尔对语言的这些不同比喻既显示了其语言观从本体论向宇宙论的转向,也与跨文化交流的可能性问题相关。     

儒家学说中的个人与群体:从关系出发的观点

家族的重要地位在一个以人为中心的社会,孔子创立了一种人本主义的伦理学。儒家所关注的是现实的社会生活,如何建立一个凡俗与和谐的社会,是儒家孜孜以求的理论和实践问题。论及个人与群体的关系,首先,儒家从来不把个人看作独立存在的实体,而是把人理解为社会性的存在。儒家认为,“五伦”是人的最基本的社会关系。这五种关系及其相应的道德规定是:父母与孩子间的“亲”,统治者与百姓间的“义”,丈夫与妻子间的“别”,年长者与年幼者间的“序”,朋友     

丘濬礼乐思想中的政治伦理意蕴——以《大学衍义补》为中心的考察

丘濬是明代政治思想家。《大学衍义补》是其倾尽毕生精力完成的最具代表性的著作,被誉为“集儒家治国平天下言论之大成”。书中对礼乐问题非常重视。丘濬将“明礼乐”定位为“治国平天下之要道”,并把“明礼乐”归属于传统儒家的“德治”内容,指出了“详于政刑而略于礼乐”的不足,论证了“礼”与“乐”的辩证关系和“礼乐”的精神内涵。他还详细论述了“礼仪之节”,即礼仪的要义和基本内涵;从可操作层面提出了“乐律之制”,即“乐”的政治伦理功能、最高境界和“乐”的制作原则与方法等。丘濬礼乐伦理思想是对传统儒家政治伦理思想的总结与完善,在中国伦理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伦理文化建设也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孟子哲学是对子思子哲学的深化与发展——兼论子思子哲学及“慎独”与孔子的关系

子思子哲学是先秦儒家哲学的重要阶段。竹书《五行》以成德为主题,并在德之行的基础上子思子区分了“五行和”与“四行和”的两种道德境界,指明“为一”“慎独”是君子“为德”“为善”的工夫。孟子反省、深化和发展了《五行》思想,他所提出的人性善观念为四行成德提供了内在之“善”的本源。孟子又区分了君子和圣人的两种人格,并强调了四行为善说的重要性。在性善说和新四行说的基础上,孟子将子思子的忧思之心转变为四端之心,并以“尽心”为根本工夫。孟子对于《中庸》思想有所取舍,他放弃了慎独说和中和说,而选取了中庸说和诚身说。从宋明儒学来看,《中庸》的思想价值集中在中和说和诚身说上。从《缁衣》等篇的书写体例来看,子思子构造了一个二帝三王相承继及孔子传之的新王道说。孟子的王道论是先秦儒家王道论的高峰。此外,根据安大简《仲尼曰》,“慎独”本是孔子之学,其本义很可能同于《五行》的“慎独”观念;曾子和子思子不过传述和推阐了孔子的“慎独”说。     

严复语言哲学探微

严复是中国近代语言哲学史上一位重要的思想家,其《英文汉诂》是一部可与《马氏文通》相媲美的语言哲学名著,二著并驾齐驱,同被梁启超誉为“文典学”之椎轮。此外,其语言哲学思想在诸如《穆勒名学》《名学浅说》《政治讲义》等著作中都得到很好的呈现。要言之,严复在中国语言哲学史中的贡献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其一,强调了语言作为人的本质规定性方面的意义（“人所以能为人者,在能言语”）,其关于语言本质的观点几与西方语言学家赫德、洪堡特等人接近;其二,分析了中西语言的异同,并提出了“即异观其同”的语言学习方法;其三,阐述了其地理语言学视域下的文谱观,凸显了语言受具体的地理背景、社会条件和文化语境影响的观点,其文谱观是他对人类语言形式与人类思维形式、逻辑形式思考的集中反映;其四,关注到了语言与民族精神之间的内在联系,他虽然承认中华语言形式影响了中国人对“自然之道”的追求,但秉承“国语者,精神之所寄”的观点,强调中国语言与中华民族精神的关系是末与本、器与道的关系,因而否定尊国语与爱国之间存在必然的联系;最后,论证了界说之于中国语言哲学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体现了同一律和矛盾律的内容和要求,为中西思想文化交流、中国近...     

论政府间国际制度与国家的关系--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与中国为例

本文以制度性多边主义为背景 ,首先从理论角度分析了政府间国际制度与国家的关系问题。继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与中国的关系为例 ,着重讨论了在国家考虑“参与”国际制度和“参与以后”两个阶段里《公约》与中国的关系 ,具体阐述了“中国为什么要求加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和“参与《公约》对中国产生的影响”两个问题。     

自由、秩序、道德、法律——关于儒家思想与现代法律的若干思考

儒家学说以建立秩序井然的社会作为终极目标，其理论核心是把道德价值高扬至极，其学说把人从“神权”枷锁解放出来，但又以牺牲个人自由为特征，与以“他律”为特征的现代法律思想相悖。本文探讨儒家学说与现代法律建设问题     

俄国形式主义批评理论探源——以亚里士多德《诗学》为研究视角

20世纪俄国形式主义批评的出现,既与当时语言科学的发展趋势密切相关,也具有文学自身发展的深层原因。俄国形式主义批评的理论渊源最早可以追溯到柏拉图的“模仿论”。亚里士多德作为柏拉图的学生,他所著的《诗学》是第一部对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产生深远影响的理论专著。《诗学》中的相关论述或直接或间接地成为后世文学批评的理论来源。作为近现代以来的第一个文学批评理论,俄国形式主义主张将语言学的相关方法用于文学批评实践,强调将文学的语言“形式”作为研究重点,以此分析文学作品的本质属性“文学性”。这种方法论的理论来源与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对言词的相关论述是密切关联的。因此,《诗学》的这些论述本质上为俄国形式主义批评奠定了理论基础。     

儒家与宗教：一个当代文化难局

“儒家与宗教”的关系特别是“儒家(或儒学、儒教)是不是宗教”的问题是一个具有历史性与世界性的问题,它早已成为一个世界性的学术话题,远不限于中国学者所论,西方及日本、韩国等国学者关于儒家是否为宗教的观点,也是我们不能忽视的一个重要方面。而且从历史上看,关于儒家是不是宗教的争论最初是由西方传教士引发的。公元16世纪起,历史上先后展开过五次大规模的“儒家与宗教”问题的争论。     

政治哲学:为马克思主义“正名”的一种应有视野

在某种语境中,马克思主义其实始终“活”在不断的“非正用”(或名之滥用,名之僭窃)与不断的“正名”之中.“正名”之作为一种必然的要求,是理解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前提,这一要求引导我们洞悉“语言的政治”或“政治的语言”.我们试图将“正名”的政治性质和政治的“正名”要求熔于一炉,用哲学和政治的相互关系来阐释马克思主义,它要表明政治哲学能够被当成理解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基地.但如果我们不是从存在论而是从认识论的角度去理解马克思哲学和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学说,那就错了,从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中可以看到这一点.     

“艺术与语言统一说”的内在矛盾

自克罗齐提出艺术与语言的统一说以来,关于艺术与语言之关系的论述,就不再仅以片言只语的形式出现于美学论著中了。他的美学代表作,其书名就是:《作为表现的科学和一般语言学的美学》。在其第一部分《美学原理》中,他主张艺术的科学与语言的科学、美学与语言学是一回事而不是两回事,“世间并没有一门特别的语言学。人们所孳孳寻求的语言的科学,普通语言学,就它的内容可化为哲学而言,其实就是美学。任何人研究普通语言学,或哲学的语言学,也就是研究美学的问题;研究美学的问题,也就是研究普通语言学。语言的哲学就是艺术的哲学。”①对于这个问题,朱光潜先生曾评论指出:“至于艺术与语言的统一说则是他首次提出来的,对于语言学与美学都有深刻的意义;不过关于这方面,我们还有待于进一步的探讨。”②     

仓孝和对科学史学科建设的贡献及影响——从“李约瑟难题”研究到科学史教育的开拓

仓孝和以“李约瑟难题”为切入点,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了人类科学技术在世界范围的重要成果及其社会影响。仓孝和在其专著《自然科学史简编》中特别列举了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对人类社会发展的贡献,并回应了“李约瑟难题”。他在研究科技史过程中考察了科学与“闲暇”、科学与教育的关系,他的科研活动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社会影响,他注重将科研成果转化为教学成果,为我国科学技术史的教育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     

古代东北地区少数民族禁忌习俗刍论

禁忌是一种民俗事象。所谓“禁忌”,我国古籍早有记载,如论述秦汉以前各种礼仪制度的儒家经典《礼记·曲礼》即载：“入竟（境）而问禁,入国而问俗,入门而问讳。”《汉书·艺文志·阴阳家》中的“及拘者为之,则牵于禁忌,泥于小数,舍人事而任鬼神”,大概是“禁忌”...     

何休历史哲学理论探析

儒家历史哲学理论是其整个思想体系中的有机组成部分，也是中国古代历史观念的主导形态。何休作为东汉时期最著名的今文经学大师，他关于历史发展的特征、规律之认识同样系统而深刻，他在这方面的贡献，在于将《公羊》“张三世”说与“通三统”观点加以新的整合与融会，首次提出了以“衰乱——升平——太平”为中心内容的社会发展模式，强调“大一统”“夷夏一体”、“天下远近小大若一”为人类社会的理想境界，从而使儒家的历史哲学理论发展到一个崭新的阶段     

国内外对社会科学技术是否生产力问题的研究简述

(1)“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一命题的最早提出者,是在联邦德国和美国很有影响的法兰克福学派成员哈贝马斯。他是非马克思主义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论者之一。 哈氏生于1929年,著有《理论与实践》(1963年)、《认识与人的兴趣》(1968年)、《技术与科学是意识形态》(1968年)、《晚期资本主义的合法化问题》(1973年)等书。他继承了本学派马尔库塞关于科学技术已经成为“主要生产力”的观点,于1968年明确提出了科学技术已经成为“第一生产力”的命题。这一命题概括了当代新     

Contrasting Confucian Virtue Ethics and Maclntyre's Aristotelian Virtue Theory

在一篇关于“儒家与亚里士多德主义者关于美德的会话”的文章中,麦金泰尔对儒家与亚里士多德美德理论之间的问题做出了一种“亚里士多德式的阐释”。本文则力图提供一种儒家的美德伦理阐释,而非对亚里士多德主义的美德理论做儒家式的阐释(与麦金泰尔的做法相对),并由此尝试对“儒家与亚里士多德美德理论之间的问题”做出一种儒家式的回答。讨论的问题主要涉及两个方面:个人与人伦:美德主体的概念视差;“成就”与“成人”:美德评价的标准视差。     

巴赫金的语言、意义和意识形态观

《文艺学中的形式主义方法》和《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是巴赫金分析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探讨语言与意识形态问题的重要著作。在这两部著作中巴赫金通过梳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提出了自己独特的意识形态概念体系,并以此为基础分析了语言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阐述了语言的物质性、对话性和阶级斗争特点,揭示了语言意义的产生过程,形成了具有唯物主义性质的语言哲学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