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石川啄木的托尔斯泰观

明治时代末期浪漫主义歌人与诗人石川啄木(1886-1912),颇具国际化眼光.他不迷信权威,对托尔斯泰的作品并非一味赞赏,而是立足客观立场,明确承认受到了托尔斯泰的某些积极影响,同时,对托尔斯泰主张靠宗教来解决一切问题的态度,旗帜鲜明地表示批判.托尔斯泰本着基督教博爱主义精神来反对战争,强烈批判与宗教对立的科学.对此,啄木并不赞同.批判“科学”,一切问题全靠“宗教”来解决,托尔斯泰的这个一主张发表后,在日本人中间产生了疑问.啄木批判托尔斯泰,焦点对准的是他的宗教感情.     

有关完颜宗弼(兀术)生平和评价的几个问题

完颜宗弼即兀术,是宋金战争史上的一个重要人物。由于《金史》的疏略、文字资料的缺乏,以及史料记载中的谬误,遂使这一重要人物的生平事历至今尚存在多处歧异;对其评价不尽相同,则在其次。这表明了我们在宋金史研究中的某些不足之处,亟须改变。本文所考求探索的,即其中几个主要问题,愿以此就正于宋金史学界。一、兀术是否为“四太子”的问题在宋人史籍中,在后世演说宋金史事的小说戏文中,兀术一直被称为“四太子”,这似乎早成定论,没有人     

布莱希特的"间离效果"论与布列松的"电影书写"论之比较

布莱希特把绝大多数的传统戏剧形容为“美食戏剧”,激烈对抗从亚里士多德到斯坦尼斯拉夫斯基雄踞欧洲剧坛两千余年的移情———共鸣理论,提出以间离效果为核心的叙述体戏剧的新主张。布列松严格区分了“电影书写”与“电影”的概念内涵,认为只有前者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艺术创作。“间离效果”是“布莱希特主义”的核心,布莱希特认为它完全可以代替情感共鸣成为艺术享受的根基。布列松理想的“电影书写”中的影像和声音是自在自为的,模特儿在行动,在说话,可他没有也不需要演技,他并不是另一个人,仍是他自己。布莱希特与布列松在表演理论上的重大分歧其实是两人关于艺术本质和功用问题迥异理解的具体体现。布莱希特倡导演出和观剧中的“间离效果”,着眼点并非仅仅在于戏剧艺术本身,而是蕴涵着引导正确人生观与世界观的政治功用的。布列松是艺术宗教的信徒,在他那里,如果说艺术有什么功用的话,那便是令我们在一瞬间感知到“实在”的神秘与无限。     

关于《阿Q正传》

鲁迅先生在日本留学时就加入光复会,从事革命。当杭州光复的消息传到绍兴时,绍兴城内开大会,公举鲁迅先生做主席。他就说明革命时期人民武装的必要。他组织武装讲演团,亲自带着他们到街上去宣传革命,安定人心。绍兴光复以后他做师范学校的校长,并且办了报。可是不久,他就感觉到辛亥革命已经失败。他于一九一二年在悼范爱农的《哀诗》上说,“狐狸方去穴,桃偶已登场。”     

孙诒让的经济主张及其实践

孙治让(1848—1908)是晚清著名学者。他不仅对经学、诸子学、古文字学有开新造大的贡献,还好为匡时救国议论。特别在中年以后,外祸日迫,内政日非,他目睹清廷蠹朽,曾提出一整套改革经济,变法图强的主张。孙诒让的经济主张,有散见于友朋书牍札记文稿中的。例如,他与两广总督陶之模“常通书论时务”,论议“开矿、筑路、兴学、制器诸端”;他赞赏镇海巨商叶澄衷的“慨然有振揽商务之志”,为之作家传,并阐发自己振兴商务的见解;他手撰的东瓯通利公司章程序,曾论及水陆交通,四方畅达,对促进物质     

"寡人"意义考辨

“寡人”一词在古代注疏中一般都认为是君王用以自称的谦词,含有“少德之人”的含义。“寡人”在先秦典籍《左传》中,并不是一个自谦的词,而是一个能够标明诸侯的等级和特定身份即他的“嫡正”身份的一个词。也不含有“少德”之意,“少德”之意的注疏,是汉以后儒学占统治地位后,一些儒学大师以“温良恭俭让”为思维准则,主观臆断的结果。     

对杜牧艳情诗的反思

提到杜牧 ,人们常喜冠之以“风流才子” ,其实在对其艳情诗的解读之后 ,不难发现 ,他并非一味地纵情声色之辈。其艳情类诗歌创作 ,一方面体现了他报国无门的苦闷 ,以期通过爱情得到宣泄 ;一方面表现了他身为文人对于女人的边缘性认同的深刻思想     

南宋“浙东学派”研究的一项硕果

潘富恩、徐余庆师生第三度合作的结晶——《吕祖谦评传》(以下略作《评传》),作为匡亚明先生主编的大型学术工程《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之一种,前不久由南京大学出版社刊行了。这是近年来国内有关宋代思想史研究,更确切地说是南宋“浙东学派”研究所获得的一项重大成果。(一) 吕祖谦是南宋时期的著名思想家、教育家,又是个造诣颇深的史学家和文学家。他生于宋高宗绍兴七年(1137),卒于宋孝宗淳熙八年(1181)。字伯恭,学者称东莱先生,为别于乃伯祖“大东莱先生”吕本中,又有“小东莱”之号。溢曰:“成”,学者亦多尊之为“吕成公”。吕氏祖籍山西,后世屡迁,北宋时曾居安徽寿春、河南开封等地。靖康之乱,宋室南渡,曾祖吕好问亦携家南徙,至婺州     

试论叶适经济思想的社会基础

叶适是南宋永嘉事功学派的集大成者。关于他的经济思想已有若干论述,本文拟将其放置宋朝整个社会背景中作一粗略探讨。 两税法问世后,具有悠久历史传统的田制和相沿成习的限制兼并政策到宋代逐步衰弱。宋代统治者曾公开实行“不抑兼并”的政策。赵匡胤“杯酒释兵权”,让石守信等拥兵权臣“市田宅以遗子孙”,“择便好田宅市之,为子孙立永久之业……。”①标志着宋王朝纵容、放任地主大肆兼并土地以及“不抑兼并”政策的确立。此外,宋朝“许民辟士,州县无得检括,止以见佃为额。”②表面上利于小农,实际上手无分文的赤贫小农束手无策,而为地主…     

北朝"褒衣博带"装束渊源考辨

“褒衣博带”装束应该区分为世俗人物装束和佛像装束两个类别,这两种类别在南北朝同时存在。南朝的“褒衣博带”世俗人物装束有别于北朝,北朝“褒衣博带”世俗人物装束也并非效仿南朝,而是渊源于汉魏古法。而南北朝的“褒衣博带”佛像装束异源而同流,风格式样在南北两地相差不大。     

"小说"与"杂家"

本文将"小说"放置在传统目录学文类系统发展过程中,全面系统地梳理总结了"小说"与"杂家"之间的种种联系、区分及其流变,力求回归"小说"文类原有的文化语境来把握其非叙事类作品的文类规定性.     

"散文化"与"自然主义"——论陶渊明诗歌的审美特征

陶渊明诗把"时序感"种植到田园之中,超脱了政治、历史,自然主义为其基本主题.自然就是自己生存的家园,他与田园为邻,从事劳作,饮酒赋诗.陶公作诗执持一种"欲辨已忘言"的玄学态度和"但使愿无违"的个体追求.既无须在诗中汲汲于抒情,也不必刻意表现自我,且不再调用"比兴"来高扬道德人格.陶诗对自然和人生取珍视当下、目前的观法,是庄子的逍遥哲学和玄学的独化、顺化哲学相结合的产物,正是此一观法,要求把自然和人生视同一篇自然主义散文.散文化已然成为他的基本世界观及生活态度,它表现为一种平等的对话,陶诗描写邻居饮酒过从,体现了自然和知音之双重关系,而其诗中大量出现的群鸟日常生活意象即此关系之镜相.     

“麟”之别证——兼谈“二南”诗的地域

《诗经·周南·麟之趾》中的“麟” ,应是《山海经》中的怪兽“犭婴如” ,其生活时代久远 ,活动范围在陕南秦巴山林中 ,类似长颈鹿。从历史地理角度进行考察 ,“二南”诗的地域应在汉水中上游地区。     

"全球化"与"东突"、"藏独"之动向

受经济全球化、民族主义、恐怖主义浪潮国际性互动影响,民族分裂型和宗教极端型恐怖主义在我国西部边疆地区时隐时显。受猖獗一时的“东突”势力暂时进入战略蛰伏期;“藏独”势力暴力恐怖倾向凸显。     

"气"与艺术的"空白"经营

艺术讲究"气韵"、"气脉"、"气骨"、"气象",讲究"风气"、"意气"、"神气"、"逸气"。并将"气"纳入艺术美学范畴,成为艺术评论的一个重要标准。其中艺术的中"气"与"空白"经营与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长期的艺术设计与创造的实践过程中,人们逐渐认识到存在于这些特质材料之间及其周围的"空白"也在积极参与着艺术创造,而且发挥着奇特的作用。艺术设计中的一、"透风漏目"的虚实处理、"借景移光"的整体留白、"烘云托月"的蓄势铺垫、"取法自然"的借景抒情等都是这种空白运用。     

"积极自由"与"自由个性"——柏林对马克思"自由"概念的误读

马克思的自由概念是扬弃了"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的"自由个性"。由于柏林不懂得,马克思是从否定的方面去理解物化的现实的,并且强调的是"抽象的自由"和"现实的自由"之分,从而把马克思的自由概念误解为"积极自由"。在当代中国的语境中,澄清柏林对马克思的误解,科学地阐释马克思的自由概念,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政治的"纯化"与"泛化":也谈"中国模式"

霍布斯给了我们一个政治的"利维坦",外在的、反自然的国家权力,于是在洛克那里就有了作为"利维坦"的对立面的社会;到康德,再讨论社会的"伦理秩序"与"政治秩序",认为生活在一个"伦理共同体"中是人类的特殊义务,或者说只有人类才可能生活在人与人的伦理关系之中,但这种关系又应该以健全的政治秩序为前提.本文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讨论了国家(政治)与社会(伦理)的关系,认为就世界范围里的现代性而言,"组织"这样一种社会化形式综合了国家与社会的特征,并进而取代了政治与伦理,使得人们更愿意以放弃公民的政治身份与伦理义务为代价而扮演一个更令人满意的"组织成员"的角色;而这一点,至少有助于我们对什么才是当今的"中国模式"的理解.     

“低碳生活”与“节能”

珍惜地球资源,转变发展方式,倡导低碳生活与节能是社会发展的需求。低碳生活就是生活作息时所耗用的能量要尽力减少,从而减低二氧化碳的排放量。节能就是应用技术上现实可靠、经济上可行合理、环境和社会都可以接受的方法,有效地利用能源,提高用能设备或工艺的能量利用效率。低碳生活与节能是人类的深度思考。     

论"社会行为"与"制度文化"--兼论社会学的研究对象

社会学要回答"单个的人怎样组成了社会"这个问题."社会行为"与"制度文化"这两个范畴,对把握"单个的人怎样组成了社会"的问题具有十分关键的作用.可以说,"社会行为与制度文化的相互关系",就是"单个的人怎样组成了社会"这个问题的理论表述形态.考察西方社会学发展史上形形色色的具体理论,归纳起来可以看作,一是人文主义社会学流派主张的"社会行为"决定"制度文化"的研究范式;二是实证主义社会学流派主张的"制度文化"决定"社会行为"的研究范式.因此可以说西方社会学的发展史,就是关于"社会行为和制度文化相互关系"的两种不同研究范式的学说史.另外,从范畴的学科属性看,"社会行为与制度文化的相互关系"是社会哲学中"个人与社会的关系"范畴在社会科学层次上的具体表达,它属于社会科学层次的范畴.将"社会行为与制度文化的相互关系"定义为社会学的研究对象,有利于解决我国社会学对象研究中一直困扰着研究者们的以下问题"社会学宏观研究和微观研究的同一性"问题,"社会学和其他社会科学在研究角度上的关系"问题,"研究对象和范畴体系的内在联系"问题,"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有机结合"的问题,以及"西方理论和本土理论的关系"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