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秦拔郢之战——兼探夷陵之所在

拔郢之战在楚国历史上是很关键的一战,过去有楚“都郢而强,去郢而亡”的说法。楚郢都被秦占领以后,楚也的确由强盛走向衰落了。有关文献对拔郢之战的记载都非常简略,扼要摘录如下: 《战国策·秦策四》:“(楚)顷襄王二十年(公元前279年),秦白起拔楚西陵,或拔鄢、郢、夷陵,烧先王之墓。王徙东北,保于陈城。楚遂削弱,为秦所轻。”《史记·楚世家》:“(顷襄王)十九年,秦伐楚,楚军败,割上庸、汉北地予秦。二十年, 秦将白起拔我西陵,二十一年,秦将白起遂拔我郢,烧先王墓夷陵。楚襄王兵散,遂不复战,东北保于陈城。”正因这些记载非常简略,过去一些史家也就把拔郢之战看得很简单,好像白起占领鄢、邓之后,向郢一进攻,楚国几乎没有任何抵抗,即往东北逃窜。细审各种史料以及     

论春秋五伯的争霸战略

春秋五伯都有一套集政治、经济、军事与外交为一体的争霸战略。齐桓公的政治与外交战略是安民、尊王、亲邻与攘夷。军事战略是先代戎狄，后抑强楚。晋文公的政治、经济战略是尊王、利民、讲信、修礼、正官。军事与外交战略是联合齐、秦，侵曹伐卫，调动楚军北上而击之。楚庄王的政治、经济与外交战略是柔服中小国家，协调君民关系，发展综合国力，选拔亲、故人才。军事战略是加强军队建设，征代中问国家，团结齐、秦，克庸击晋。吴王阖间的政治、经济战略是任贤亲民，施恩行惠。军事外交战略是治兵奋、结晋、鲁，东并大越，西击强楚。越王勾践的政治战略是对内尊贤礼士，对外惑乱吴国。经济战略是奖励生产，蕃衍人口。军事与外交战略是遮掩军实，结齐、亲楚、附晋以制吴。     

论彭越在楚汉战争中的作用

彭越是刘邦麾下的的一员骁将。在楚汉战争中，他以昌邑为依托，多次出兵干扰楚军后方，烧毁楚军粮草，从而有效地调动和牵制项羽，对汉军重新夺得荥阳、城皋等军事重镇和敖仓粮库起到了关键作用。垓下决战，彭越也立下突出战功     

春秋时期楚司马系列考述

春秋时期楚国司马的系列,《左传》、《国语》诸书虽然有所提示,但在不少地方仍然含混不清,或多存缺环.古今史家对此系列的论述亦不乏错误之处.以下,笔者想从分析史料、辨正诸说的途径入手,对这一时期楚国的司马依次作一考述,以图能显示出一个大致无误的春秋楚司马系列.斗子良若敖之孙,伯比之子.这是见于《左传》的楚国首任司马.不过,《左传》不是正面记载,而是以追叙的笔法,将他任司马一事补记于鲁宣四年:"初,楚司马子良生子越椒."子良是令尹子文之弟.子文任令尹长达二十八年(前664-前637),子良为司马亦当在这一时期.子文任令尹的前期,有职掌相当于司马的莫敖屈完主管军事,后期司马为成得臣(详下),故子良任司马当在子     

古邺城的两种风筝

一、凤诏风筝 《邺中记》载:“石季龙与皇后在观上为诏书,五色纸,著凤口中。凤既衔诏,侍人放百丈绯绳,辘轳回转,凤凰飞下,谓之‘凤诏’。凤以木作之,五色漆画,咮脚皆用金”。它反映了当时风筝制作技术的较高水平。 二、席翅风筝 公元559年,北齐的君主高洋是个残暴的统治者,因与一元姓大家族有矛盾,先后将元姓家族的成员721人杀死,只有一个名叫元黄头逃生。为杀害元黄头,高洋命令将元黄头和许多囚犯集中在高37丈的铜雀台上,让他们乘着席做的风筝从台顶上往下“飞”。唯独元黄头未被摔死却随风“飞”到城外,后来元黄头还是被高洋杀害。这是我国风筝载人的一次成功的飞行。(张鸿:《中国古代经济专题史话·古代飞行的故事》)《河朔访古     

从《诅楚文》看楚怀王前期的朝政改革

北宋嘉祐年间,在凤翔开元寺下出土了一块秦国的刻石文,后人称之为《诅楚文》.《诅楚文》作为秦国"告于丕显大神巫咸,以底楚王熊相之多罪"的祝诅之文,对楚怀王前期的内政外交,进行了刻骨铭心的抨击.其所述内容,有不少未见载于《战国策》和《史记》.姜亮夫先生指出:"细绎其内容,则与战国时势关系至大,可补史公之缺,以见从亲一派之大力未遂,且亦关一时     

略论稷下人物宋钘

<正> 宋钘,战国时宋国人,与尹文齐名,同游稷下,因并言黄老之意,被后世称为宋尹学派,在当时很有影响。在《孟子》书中,宋钘写作宋牼,《庄子·逍遥游》、《韩非子》写作宋荣,《荀子》、《庄子·天下篇》写作家钘。宋钘的生卒年代不可确考,我们只能根据《孟子》的记载推其大概。《告子下篇》说:“宋牼将之楚,孟子遇于石丘,曰:‘先生将何之?’曰:‘吾闻秦楚构兵,我将见楚王说而置之;楚王不悦,我将见秦王说而罢之。二王我将有所遇焉。’曰:‘轲也请无问其详,愿闻其指,说之将何如?’曰:‘我将言其不利也。”这里说的秦楚构兵发生在周赧王三年,楚怀王十七年。《史记·楚世家》说:“怀王十六年,……发兵西击秦,秦亦发兵击之。十七年春,与秦战丹阳,秦大败我军,斩甲士八万……,遂取汉中之郡。楚怀王大怒,乃悉国兵复袭秦,战于蓝田,大败楚军。”当时,正值燕人畔齐(见《孟     

楚考烈王“徙于钜阳”有充分事实根据——与陈伟、徐少华、杨玉彬等商榷

《史记·六国年表》载楚考烈王十年"徙于钜阳",元明以降学者信疑参半,近年研究者提出此前三十多年楚国外部环境相对安稳,没有必要迁都,因而否认之。此论不可取。据《韩非子》记载,楚国迁徙钜阳前魏国于陈城周边三败楚军,对楚都形成三面包抄态势,说明楚王不迁都无以自安,此与《六国年表》记载可以相互印证。还有,《战国策》记楚令尹春申君言"魏、齐新怨楚",以及春申君让出寿春封邑以建设新楚都等,可以进一步说明楚与魏、齐之矛盾,及匆忙迁徙后之考虑。《韩非子》、《战国策》为先秦旧籍,有关记载也可以和其它文献资料相对证,足以信人。再说《六国年表》所述有早期官方谱牒历记以为参照,较之纪传可信度要高,文字简短,传抄误写的可能性亦小,不可随意否定。钜阳的位置大略当今阜阳市以北颍、淝二水间,正当郢陈南下江淮的冲要地带。     

训诂笺识

二句见于《左传·昭公二十年》所载伍员奔吴故事。故事说楚大夫费无极忌贤妒能,诬陷伍奢欲与太子建叛变,使楚平王拘捕伍奢之后,又设圈套置伍氏父子于死地:“无极曰:‘奢之子材,若在吴,必忧楚国。盍以免其父召之,彼仁,必来。不然将为患。’王使召之,曰:‘来,吾免而父。’棠君尚谓其弟员曰:‘尔适吴,我将归死。吾知不逮,我能死,尔能报。闻     

论艺术与军事的价值关系

艺术是花,军事是剑,然而,花与剑又有着不解之缘。毛泽东同志于1938年亲笔题写《临江仙》词赠给作家丁玲,有佳句云:“纤笔一支谁与似,三千毛瑟精兵”,这是对她的作品的军事价值的高度赞赏,不久前报载悼念肖劲光将军的诗文,有作者道:“肖公一生大诗篇,起伏跌宕有波澜”,这是对他的戎马生涯的艺术价值的热情赞扬。可供证明艺术与军事之缘分的事例堪称恒河沙数,不过,要从中概括出具备普遍意义的理性认识,就必须全面研究艺术与军事如何满足对方的需要,从而确定二者之间的价值联系。     

五十年来楚族源研究综述

关于楚族的起源,我国史学界在过去的数十年中已作过一些研究,最近儿年讨论尤为热烈。本文仅对此作一简要综述,并就研究方法上的几个问题谈些个人的粗浅看法,以就教于专家,读者。《史记·楚世家》说:“熊绎当周成王之时,举文、武勤劳之后嗣,而封熊绎于楚蛮,封以子男之田,姓芈氏,居丹阳。”史学家一般据此认为楚立国于周初。至于丹阳地望,历来说法不一,有安徽当涂说,湖北枝江说、秭归说,河南丹淅说,陕西商县诸说。但不管丹阳在哪里,楚的统治中心长期在江汉流域,是毫无疑义的。研究楚的族源,就     

19世吴王寿梦时期的吴、晋国家关系——春秋时期吴、晋国家关系及文化互动论述之二

19世吴王寿梦接位时,吴国为楚国属国。其后,晋国推行＂联吴制楚＂战略,成功瓦解了吴、楚联盟,吴始伐楚。在其时晋、楚争霸的战略态势中,晋国为巩固所获取的战略利益,紧紧地拉住吴国。为此,晋国多次主持盟会,邀请吴国参加,同时让晋国集团内的其他诸国＂会吴＂。吴国在这一时期,对晋国集团组织的盟会等事务,却显得冷淡与消极。形成这一状况的原因有三：政治因素、军事因素、文化因素。     

《春秋左传注》注文商榷五则

杨伯峻先生的《春秋左传注》,注文尚有可商榷之处。其中《左传》隐公五年的“未及国”,非杨注的“城郭内”．而是“郊以内”;庄公四年的“荆尸”,非“正月”,而是“军阵之法”;庄二十八年的“小戎子”,非“狐姬之妹”,而是“别一戎而子其姓”;“楚言而出”,非楚军“复操楚语而出”,而是郑“出兵而效楚言”;僖公五年的“天策”之“策星”,非‘’傅说星”,而是“王良五星,前一星为策,是天策”。     

武汉沿革釋略

(一)夏汭在哪里? 武汉的古称是夏汭。《左传》說:“昭公四年,吳伐楚,楚沈尹射奔命于夏汭。五年冬十月,楚于以诸侯及东夷伐吳,蓬射以繁杨之师会于夏汭。”晋杜预注:“汉水曲入江处,今夏口也。”不过,春秋时的汉水入江之处究竟在什么地方?过去方志家大多以为就是武汉。其实,汉水入江,历代并不是只在一个地方。《长江图說》就說过:“江汉由合之势,多誤者;又大別之誤误之。大     

有关楚国沈邑及沈尹诸问题的讨论

春秋时楚国于穆王后期在寝丘(今安徽省临泉县)设沈邑,作为中原战场的前哨军事据点。沈邑为楚、沈两国共建,沈尹为其军事长官兼行政长官。     

垂沙之役考

战国中期，群雄竞逐，诸国关系错综复杂，外交与军事方面的斗争波橘云诡，蔚为大观。这个时期，楚与秦、齐、韩、魏诸国的关系多成为国际斗争的一个焦点，垂沙之役就是当时相当典型的事件。关于垂沙之役，虽然专家间有所论，但不少问题还处于若明若暗之中，需要继续研究。本文试做探讨，以求引玉之效。一、里沙之役的基本情况垂沙之役是公元前301年楚与秦、韩、魏、齐间所进行的战争。垂沙之称见于搞子·议兵》篇，是篇谓楚人虽然兵器精良但却“兵殆于垂沙，唐蔑死”。《商君书·弱民》篇垂沙作垂涉；《史记讨L书》所载略同，亦是垂沙作垂…     

先楚族属源流考辨

近年来,随着屈原族属源流研究的深入,先楚与三苗同源之说,是颇为流行的观点。但我对此说却常生疑窦,现以自己的浅陋之见,就正于楚苗同源说的同志。(一) 俞伟超同志的《先楚与三苗文化的考古学推测》(载《文物》1980年第10期)是近年来楚、苗同源说的代表性文章。俞文所据资料,主要是如下三条: 夫荆子熊严……重黎之后也。夫黎为高辛氏火正,以淳耀敦大,天明地德,光照四海,故命之曰     

《史记》“蒲将军”辨析

蒲将军是秦、楚之际神龙见首不见尾的人物。在陈胜点燃起第一次农民大起义火焰时,他就自鄱阳湖一带,和黥布一起,率部涉江、渡淮,参加了项梁、项羽的起义军,并在推翻暴秦统治的斗争中,功业卓著,深为项羽所倚重。但自楚军入关前后,蒲将军的名字,就在史籍中消失了。项羽分封王、侯,也没有他的份。由于在军事行动和谋议中,蒲将军和黥布经常连属在一起,所以自东汉以降的注家,就有人说黥布、蒲将军是一个人,也有人说蒲将军自是另一人,只是史失其名。迄今考史之士,仍有争议。本文谨就此进行探讨。     

仰天湖楚简“(无阝)阳公”的身分及相关问题——与林河同志商榷

《贵州民族研究》1982年第1期发表的林河同志《从楚简考证侗族与楚、苗之间的关系》一文,依据1953年5月长沙仰天湖25号墓出土的战国楚简,论证了战国时期侗族的历史及其与楚、苗的关系。这种运用考古资料研究我国民族史的方法,能补文献史料之不足,值得提倡。对长沙仰天湖楚简中的“郈阳公”,学者们以往多释为“许阳公”,同时将     

新故事的政治意义和艺术特色

一新故事产生于革命战爭年代。群众中流传的关于革命领袖、红军、抗联等故事,可以看作是新故事的开端。全国解放后,新故事逐步多了起来,一方面是就地取材,现编现讲,而后逐渐定型为新故事;另一方面就是把作家的优秀作品加以改编,使之能够讲述,在群众中流传。但使这一活动进入一个新阶段的,还是在一九五八年。那时各地出现了賽故事会,生活中大量的新人新事就在群众创作的新故事中得到了表现,有关文艺部门又对此加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