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文字学与古史研究

古文字学是考释古文字的形、音、义,研究古文字的造字本义和演变规律的学科。所谓古文字,就狭义言之,是和李斯所整理划一的小篆相对立的先秦文字;就广义言之,则小篆也是古文字的一种,因为先秦文字和小篆都属于篆书范围。由于小篆经许慎《说文解字》(以下简称《说文》)诠释,今天识读它并不困难。先秦文字则变化多端,是古文字研究的主要对象。古文字大体上可分为甲骨文、金文、陶器上的陶文、刻石的如“诅楚”“猎碣”等石文、鉥印上的     

中国所出佉卢文书研究综述

佉卢文是起源于古代犍陀罗,后来流行于中亚广大地区的一种古文字。就目前所知,这种文字最早见于印度孔雀王朝阿育王统治犍陀罗时颁布的摩崖法敕,最晚见于我国新疆塔里木盆地东南鄯善王国君主元孟(Vasmana)时期的木牍文书。其流行年代约在公元前三世纪中叶至公元四、五世纪。不过,佉卢文的字体及其流行地区的历史发展进程表明,这种文字的创立应始于公元前五世纪古波斯阿契美尼德王朝大流士统治犍陀罗时,废弃于公元五世纪中叶鄯善王国末代君主真达亡国之     

“五至”异文考释

"五至"是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二)<民之父母>中的核心概念,它与传世文献<礼记·孔子闲居>、<孔子家语·论礼>中有关"五至"概念的表述在文字上有重要差异.竹书的"五至"为物至、志至、礼至、乐至、哀至,传世文献的"五至"为志至、诗至、礼至、乐至、哀至.于是,有学者认为,竹书"五至"有脱文,这一说法根据不足.竹书的"物至、志至"比传世文献的"志至、诗至"更切合"民之父母"的题旨.     

谈古典文字问题

客：中国有“古文字”说法,没有“古典文字”说法。“古典文字”说法是从哪里来的？“古文字”和“古典文字”的含义,区别何在？主：“古文字”是历史概念。汉字的“甲、金、大小篆”都可称为“古文字”。“古典文字”是类型学概念,说法来自西方。初指丁头字（楔形字）、圣书字和汉字（“三大古典文字”）,后来加上玛雅字和云南彝字。他们外形彼此不同,而内在结构基本一致,都是自源文字,有意符、音符和定符,能用“六书”说明,都表“语词和音节”,都是表意兼表音。在人类文字史中,他们是“原始文字”和“字母文字”之间的一个发展阶段。     

周原甲骨文

在五倍显微镜下,针尖似的字迹变得有米粒大。在一平方厘米的卜甲上,次序井然地契刻了三十一个字。“奇迹！中国文学史上的奇迹！”这种赞叹声发自参加中国古文字研究会第五届年会的一百多位学者之中,他们为考释周代甲骨文,于今年八月三十日来到周原。 周原位于陕西关中西部岐山、扶风两县之间,东西、南北各宽约七、五公里,乃周都岐邑故地。即周王朝的发祥地。一九七七年春,考古工作者在这里发掘整理出甲骨一万七千一百二十多片,带字卜甲三百多片,计六百多字。三十一字是其中契刻文字最多的一片十甲。显然,这是继殷墟商代甲骨之后,古文字史和商周史考古发掘上又一重大发现。     

关于“厶”字的象意特点及几个证明

唐兰先生的“三书说”，比之东汉许慎的“六书说”更加贴近造字之初的实际情况。象意造字法是象形造字法的开创性发展。象意文字有的就是一种形象，但是，它的特点是在形象以外即字形以外有着自己独特的内涵。正是因为象意文字为抽象概念的造字提供了一个广阔的空间，才没有使汉字像其他古文字一样，被纯表音的字母文字所取代。古“厶”字就是一个象意文字，与它有关的几个字也说明了这一点。     

动观文字学——纪念唐立庵师

<正> 动观文字学的对象—文字“形体”“文字学”这三字词是一个由来已久的含胡笼统的学名。它的个性“形体”只是在“文字”、“音韵”、“训诂”相关的三个学名对称时才显现出来。我们常说“字形”、“字音”、“字义”,这三个学名里“字”字(也可算是语素)显然是表示可以统摄三者的“文字”。不含胡、不笼统的叫法还是“文字学音篇”、“文字学形义篇”、“汉字的结构”等等。我认为要正一正名。     

巴蜀符号：巴蜀文化的源头与活水

近年来,四川大学“巴蜀图语的符号谱系与数字人文传播研究”课题组在前人的基础上对巴蜀符号的研究做出了极大扩展。团队在继承川大自徐中舒先生以来在古文字研究领域的深厚积淀的基础上,将现代认知生物学和传播符号学理论与巴蜀符号进行了有机结合。人文传统与前沿科学方法的跨界结合极大地扩展了古文字研究的视域。从前巴蜀符号的讨论多基于研究者的“猜想”,往往各说各话;而在脑电、脑核磁等实验设备的辅助下,研究者可以从大脑反应、激活脑区差异的实证角度对巴蜀文字的性质和表意机制做出探讨,并能一定程度越过“解读”的困难,将巴蜀符号与人类史上多种早期文字进行比较和对话。目前,研究团队已建成学界首个巴蜀符号数字材料库和国内一流文字认知实验室,在认知科学前沿与古文字研究结合的道路上迈出坚实脚步。     

赓扬“四堂”又一“堂”－－甲骨学五氏同“堂”－－兼谈古文字的破译与释读

甲骨文的发现迄今已一百年,因甲骨文之发现,甲古学由是创建,并已成为一门显学。治甲骨学之中坚五氏同“堂”;罗振玉,号雪堂;王国维,号观堂;董作宾,号彦堂;郭沫若,号鼎堂;饶宗颐,号选堂。从世界范围审视,19世纪系破译古文字与释读其文献之前弘期;20世纪则是破译古文字与释读其文献之辉煌期,亦即治古文字这之辉煌期。     

早期汉字的整理与规范

汉字是源于表意文字体系的书面符号系统 ,字形与汉字所记录的语素或词之间在字源上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理据性联系 ,并且这样的联系早已在人们头脑中形成了形义相关的思维定式。但是文字所记录的词义或语素义是不断发展变化的 ,形义关系也就不能总是维持在造字初期的原始状态。为使形义关系保持动态平衡 ,就要在字量和字形方面做出牺牲 :一方面汉字字符数量不断增加 ;另一方面字形外观不断进行调整。这样调整的结果必然会导致汉字形体在实际使用及发展演变中表现出变异性的特点。这在甲骨、金文等古文字阶段更是如此。汉字形体在共时应用及历…     

“别乘”考辨

“别乘”一词 ,在唐宋文献中频繁出现 ,据笔者考察 ,其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是作为职官别名出现的 ,在唐代代指“别驾” ,在宋代则代指“通判”。然而检索龚延明《宋代官制辞典》 ,该著在“通判”下列“州郡”、“监郡”等十数种别名 ,而不及“别乘” ;《汉语大词典》“别乘”条释为“别驾的别称” ,所举仅此一端。鉴于此 ,笔者认为有必要对“别乘”涵义之演变作一梳理。“别乘”一词 ,见杜佑《通典》卷三二《职官》一四“总论州佐”条引《庾亮集·答郭豫书》 :“别驾旧与刺史别乘同流 ,宣王化于万里 ,其任居刺史之半。”《通典》曰 :“别驾从事…     

清华简《五纪》的“中”观念研究

清华简《五纪》具有重要的思想史价值,它通过“五纪”等天道、“五德”等人道体现出来的“中”是最重要的概念。“中”体现为政治的最高原则与治理的最佳状态,其意涵包含但又超出了人伦意义上的忠信之义,不能仅视为儒家伦理,没有必要假借为“忠”。从地位上看,《五纪》的“中”居于统摄、主宰的位置。从内涵上看,“中”与中正、公平、无私、宽裕相应,具有绝对、神圣的特点。从行为上看,“中”就是所要实现的目标、最佳的行动方式。《五纪》的“中”有助于重新审视《逸周书》《论语》《管子》《中庸》《鹖冠子》等传世文献,以及清华简《保训》《殷高宗问于三寿》《心是谓中》、马王堆帛书《黄帝四经》、郭店简《忠信之道》等出土文献。通过“中”可以将“忠”“信”“诚”“和”“一”等概念串联为一个概念簇。     

召禹鼎考释

召禹鼎于一九四二年九月在陕西岐山县之任家村(距法门寺五里)出土。其文献价值似同子盂鼎、毛公鼎等器物。五一年徐某献給政府后,西北大学陈进宜先生曾亲摹拓本并与侯外廬先生商榷十余次而作“禹鼎考釋”(載光明日报五一年七月七日“学术”第四十期)并注明其中所引“武公”当为“卫武公”。后郭沫若先生亦从其拓本略为改正补充,并加以标点,作“禹鼎跋”(見仝上)确定此鼎与不(?)簋、噩侯鼎、敔簋等器同属于周历王之世。而此鼎銘文又与宋人薛尚功所录之“穆公鼎”銘文相同,故知为一人之器物,而薛氏釋“穆公”为“秦穆公”。張筱衡先生于一九五一年十月所撰此之,与以上諾家釋文有所出入: 一、第一行“穆公”薛氏釋为秦穆公,而此文釋为召穆公,即召虎,召公奭之后,禹之祖。二、第二行第九字、諸家均釋为“武”,而此文釋作“趋”即桓公、禹之父、穆公之子。三、噩侯即申侯,周宣王之元舅、幽王申后之祖。四、第十一行倒数第二、三字薛氏作“寿子”而此文釋为“寿父”作人名,即郑伯友,幽王亲叔,忠于王室者。五、第十二行倒数第一字薛氏作“爵”郭作“肆”而此文釋为虢,即虢武公,虢石父,褒姒之党羽。六、所纪战役系“竹書記年”所載幽王十年“王师伐申”之役。七、因确定此鼎当铸于周幽王十年(公元前七七二年)。其考釋方法,系以文字証史实,以史实証文字,并通之以古音古义,旁徵方言,自成一說,現在刊登出来,以供研究古史、地者参考討論。     

古礼“寝苫枕土凵”别解

《左传》、《仪礼》等先秦典籍记载孝子为父母服斩衰丧期间“寝苫枕土凵”,以表达悲哀的心情。注疏家说“苫”是“编藁”,即草垫;“土凵”是“块”字,乃土块。本文结合考古与古文字实际,别作新解,以为古人常在死者身下铺草席;而“土凵”应为“坎”字,训墓穴。孝子寝草枕坎,是一种象征性行为,以示不忘父母,居处与之相近     

试论清华简《五纪》的德目

清华简《五纪》呈现了一份新的德目表,包括“文德”“惠德”“武德”三大类,每类分别有五德,它们被统称为“行之律”。其中“文德”五项,分别指“礼”“义”“爱”“■”“忠”。整理者将“■”读作“仁”,通过辨析可知,“■”以读作“信”为宜。属于“惠德”的“■”或“■”,则当读作“仁”。“礼”“义”“爱”“信”“忠”五德贯穿《五纪》全篇,之所以“忠”与“中”“心”相对应,并选入不见于其他德目表的“爱”,主要是为了与五方、五色等五行元素相配,并运用了声训与双关的手法。《五纪》将数算与五行相结合,通篇依照“五算”所设定的架构展开,涉及从自然现象到社会人伦的各方面。五“文德”被纳入其中,当受到《五行》的影响。《五纪》虽涉及五“文德”,但出发点还是让世人依顺天道与鬼神,服从天帝所创制的以“五算”为基础的根本法则。     

商周古文字和巴蜀文化研究的几个问题 四川省当代史学会一九九○年学术研讨会观点择述

1990年12月20日至21日,四川省当代史学会在成都召开年度学术研讨会。来自省内各高校和科研、文博、新闻、出版单位的代表共80余人,围绕“商周古文字研究的方法和理论体系”、“巴蜀文化研究”两个主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一、商周古文字研究的方法和理论体系 四川大学黄奇逸介绍了他近年来结合文字学、考古学和文化人类学方法研究商周古文字的新发现,认为现行甲骨学体系是建立在约定主义基础上的,应以科学的新体系取而代之。他否定董作宾以来把卜辞中“卜”     

辨“德”

《人文杂志》1982年第6期发表斯维至同志《说德》一文,训“德”之本义为“生”,为“姓”,为“性”,其说似新。然深考之,则实与古义不合。因作此文以辨之。 欲探求文字之古义,非从训诂学——即考察古文字的形、音、义入手不可。因此本文探求“德”字的古义,自当首先从训诂入手。 《说文》释德:“德,升也。从彳,声。”又释“:“外得于人,内得     

先秦至两汉马政述略

一“马政”一词最早见于《札记·月令》:仲夏之月,“游牝别群,则絷腾驹,班马政.”又:“是月也(指季秋之月),天子乃教于田猎,以习五戒,班马政.”该书注曰:“马政,谓养马之政教也.”把一般的养马业上升为马政,则萌芽于商代.商人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部落,畜牧业很早就比较发达,传说相土(商始祖契之孙)作乘马,王亥作服牛,就是驯养牛马,用以负重.“商代立国后,继续大量驯养六畜,而马是奴隶主贵族在战争和狩猎时用来驾车的重要工具,同时又以其作为祭     

清华简《五纪》思想探微

《五纪》中的理想帝王与黄帝形象是一致的,因此它用很大篇幅来描述黄帝征蚩尤,当是一篇黄帝书。《五纪》中关于“五”的论述受到五行观念的影响且已有尚土的观念,但反映的五行次序既不是相生也不是相胜的次序。《五纪》中虽出现阴阳思想,但阴阳、五行并未合流形成成熟的阴阳五行思想,本篇应早于阴阳家的出现。《五纪》的体系最终落实到“五德”上,而“五德”中又以“忠”最为重要。“忠”包含君德与民德两方面,《五纪》的“忠”偏向君德,要求君主为政公正、大公无私。     

“五至”、“三无”说

上博简《民之父母》的发表,为解决《孔子家语》伪书公案问题提供了新的证据,也为研究孔子思想充实了新的材料。其中"五至"的具体内容与《家语.论礼》和《礼记.孔子闲居》所记有异,直接关系对各自原始性的判定以及思想内涵的阐发。比勘三者原文,从文字训诂角度重作分析,《民之父母》之"五至"较传世本更为合理原始。而文中"三无"之内容,则是具体实在的,与道家所提倡的"无"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