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企业家的领导特质与领导力提升

<正>中国女企业家是职业女性的重要群体,是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随着我国社会转型和经济结构调整的加快,市场化、信息化、工业化、国际化的不断深入,以及女性教育程度提高,中国女企业家群体的发展将更加迅速,她们在我国的经济运行中发挥的作用也会越来越重要。据中国女企业家     

科学社会学视域下的院士年龄结构——以中国工程院为例

中国工程院院士群体的当选年龄以51-70岁为最多,平均值为64岁。偏高的院士当选年龄和偏高的院士平均年龄不利于国家的科技创新与科技进步。只有综合运用以科技政策为主的包括科学哲学、科学社会学等在内的多种理论和知识，把握科学家群体的特殊属性及要求，完善院士选拔制度，调整院士的年龄结构，使大多数当选院士处在科学创造力和生产力的最佳年龄阶段，才能激励更多适龄科学家胜出，找到有助于科技人才成长的正确路径，提高我国的科技竞争力和整个社会的科学能力。     

成长与焦虑:世纪之交的女大学生的心理困惑与出路

当代女大学生是女性群体中高知识层次、高综合素质、最年轻最富有朝气的优秀群体 ,她们是中国 2 1世纪社会主义建设的主力军。这个集独生子女、青年、女性、知识分子于一体的特殊群体 ,在成长过程中有自身独特的发展规律 ,也存在各种各样的心理困惑。高等院校应从性别差异的角度对她们进行引导、帮助和教育 ,培养她们自尊自信自立自强的心理品格 ,使女大学生心理素质得到提高 ,人格得到完善     

解读“同人女”文学创作群体及其社会文化根源

目前“同人女”文学创作是网络上异常活跃的群体,群体数量正在日益壮大。“同人女”原指进行同人创作的女性群体,现指创作与欣赏耽美文学的女性。该文学群体产生的社会根源主要是受日本美型BL漫画和国内电视选秀、影视作品的影响,以及商业公司男男暧昧炒作和耽美文学类网站等推动,挖掘产生这一现象深层的文化根源是女性对自由渴求的一种外化表现,实质是以女人为中心来欣赏男人,也是广大“同人女”文学创作群体对女性自由的真实向往。     

女性学学科化建设和发展的基础：女性教育

在妇女学学科建设的过程中，非学科化的女性教育的作用不容忽视。以女性群体需求和观点为主体的社区和国家水平的女性教育，为女性学学科化建设提供了适用性较强的科学信息。在一定的条件下，非学科化的女性教育必然会过渡为学科化的教育体系。欧美国家在两者间的协调发展和转化过程中，形成了被较为广泛接受的体系和规范，但都没有超越女性教育的基本目标和范畴。中国目前的女性教育实践尚缺乏充分的支持条件和社会氛围，导致女性学科化发展的滞后。目前，应该充分利用现有女性研究和女性教育资源，为女性学科建设和发展奠定坚持的基础。     

我国女性选择工程教育的意愿和路径研究

通过对全国7省市13所高校3 147名大学生的问卷调查,研究了中国女性选择工程教育的意愿和基本路径;结果显示:工程教育是中国优秀青年女性进入高等教育学习的首要选择,女性进入工程教育的路径存在一定特定性,女性进入工程教育专业困难和机遇并存;提出促进中国女性参与工程教育的政策建议:应为女性进入工程教育提供足够的社会支持,逐步建立女性参与工程教育的激励机制,构建工科女大学生心理服务体系,在全社会大力宣传女工程师的良好形象.     

女性学研究与当代女大学生的培养

当代女性学研究的兴起是现代社会注重人性、张扬个性的时代产物,在中国则是改革开放的重要成果之一.女大学生是同龄人中具有较高文化程度和素质的群体,将女性学研究的成果应用于当代女大学生的培养,用高等院校女性学学科建设的成果促进女性学研究的发展,是一个相辅相成的过程.     

民国女医的性别焦虑与身份认同

民国时期的女中医师是一个独特群体,在女权思想的影响下,她们从分散的个体开始寻求建立团体,希翼通过办刊物等手段发出自己的声音。女医刊物的出版集中体现了这一诉求,特别是《中国女医》杂志更开女医独立创办刊物的先河。女医刊物属于近代知识女性办刊活动的实践,虽为医学刊物,却包涵了性别与职业、女医职业与婚姻等社会性议题,为研究近代女性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     

科学家群体行为模式特征的实证研究——以中国科学家群体对院士制度态度差异的调查为例

以院士、博导及博士生三类不同科学家群体对现行中国科学院院士制度的态度和评价的分类问卷调查为基础,对不同样本群体的调研结果进行统计分析,揭示各样本群对院士制度相关问题的评价差异.研究发现,科学家群体的行为模式和价值判断往往会因其所处地位的不同而产生差异,造成差异的原因之一是利益驱动机制的作用；不同地位的科学家对特定科学体制的态度差异,无疑在客观上影响科学的社会运行,因此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     

中央研究院院士与中国现代科学教育

中央研究院院士与中国现代科学教育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他们既是科学家,更是科学教育的专家.他们通过参与高校行政管理、创设新系科、编写新教材、组织学术团体、编辑科学刊物等形式,将西方先进的科学知识引入中国,建立起科学教育的体制,培养了科学人才,对促进中国科学教育做出了突出贡献.     

书院志述略

书院志是一种专志 ,与山水祠庙志等同属于广义的方志。书院志的雏形为书院记 ,它定型于明 ,大行于清。书院志是研究书院史、哲学史的重要史料     

中国科学院三个科技史项目中的技术史研究

１９９0年代以来,先后有三个科学技术史项目在中国科学院立项,并由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组织实施。《中国科学技术史》丛书主要由学科史构成,包括１１卷技术史专著。“中国传统技术综合研究”下设两个项目,一是《中国古代工程技术史大系》,一个是《中国传统工艺全集》。《全集》着重对古代流传下来的传统工艺细节进行调查、抢救和整理。“中国近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综合研究”分为３个课题;专题研究;资料选辑与工具书;资料中心和数据库。以上三个项目在目标、内容、方法等方面都有差异。中国技术史研究领域还存在不少问题。     

湖南时务学堂与中国教育近代化的探索

湖南时务学堂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所著名的学堂,也是湖南第一家新式学堂。在教育宗旨上,时务学堂将中国传统书院的人格教育与近代西方大学的知识教育结合起来,以培养出既有士大夫精神人格、又拥有西方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等知识和思想的近代知识分子。在教育内容、课程安排上,时务学堂将中国传统书院教学内容与西方大学教育教学课程结合起来。在教育方法上,时务学堂将中国传统书院教学方法与西方大学教育教学方法结合起来。时务学堂兼传统书院与近代大学之长的特点,为中国高等教育转型做出了重要探索。     

党组织作用的发挥与中国科学院的转型

建国初期的中国科学院是国家科技事业的“领导机构兼科研中心”。但是,由于院内党的力量薄弱,领导力不强,使得中科院在科技管理和科研中心两方面的工作,都存在很多问题。新一届党组加强党的组织建设,强化了党的领导作用。在大量调研的基础上,党组提出了改革措施,促使了中科院工作的转型。党组领导的“科研中心”建设,其中成立秘书处、设立学术委员会和筹备学部等举措,对中科院自身的建设和新中国科技事业的发展,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四川国学院述略

四川国学院之前期存古学堂设立于1910年,学堂以保存国学为宗旨,以理学、经学、史学、词章为主课,声韵小学(文字学)亦为诸生所必修.事实上,存古成为当时四川培养国学人才的最高学府.其所聘教席皆当时国学才俊,著名者有多位,如谢无量、曾学传、吴之英等.1912年,存古学堂改四川国学院,学院以研究国学、发扬国粹、续修通志、切于实用为宗旨.吴之英为院正,刘师培为院副,楼黎然、曾学传、廖平等名师受聘.1914年,又改国学学校,廖平继任校长,新聘宋育仁任教务长.国学院前后虽仅约五年,但因师资高明,诸生多俊秀青年,却也出了不少杰出人才,如蒙文通、向宗鲁、彭云生等.     

历史自然地理研究之兴——20世纪50～70年代“任务带学科”组织方式的推动

时轮进入1949年，随着新中国的建立，中国科学院宣告成立，不少专业的高级知识分子逐渐聚拢北京。竺可桢、黄秉维成为中科院地理学科的负责人，谭其骧、侯仁之等学者则聚靠地理研究所，酝酿着历史地理学如何起步发展。为配合国家的生产建设，50～70年代科学院等部门实行的“任务带学科”组织方式，吸引了谭其骧、史念海、侯仁之等学者投身到黄河、黄土高原、西北沙漠改造的研究潮流中，所编著的我国第一套《中国自然地理》丛书中，也确定了《历史自然地理》的选题和著述任务，结果促使历史地理研究循着自然地理（自然综合体）的研究路径发展起来。本文认同科学社会学的研究方法，通过对人物（学者）、学说（论著）、事业（学科）与时代背景之间学术史的初步考察，认为历史自然地理这一领域的研究是通过对现实生产建设所遇问题的历史由来及其症结的揭示来展示学科价值，在当时已被纳入服务国家建设需要的轨道。这一做法产生的一个结果即为:历史地理学研究方法和内容由此得以丰富，历史地理学科因此得到彰显。     

晚清回族名儒薛时雨书院经历考论

晚清回族名儒薛时雨在担任地方官员期间就积极参与地方书院事务,后来主讲杭州崇文书院、南京尊经书院和惜阴书院,长达二十年之久。他在书院史上的贡献:一是将书院景观与造士为文相联系,赋予书院景观以象征意义,在文学地理的微观理论方面独树一帜;二是有知人之鉴,培育人才众多,尤其是选拔了不少寒士,在晚清东南士林中享有很高的威望;三是编刊书院课艺总集达十种之多,这些总集保存了不少东南名士的书院习作,在书院文献方面具有重要价值。     

抗战时期大后方科技事业的"诺亚方舟"——中国西部科学院与大后方北碚科技文化中心的形成

1930年10月,卢作孚在重庆北碚创建了中国西部第一个综合性科研机构--中国西部科学院,并对川康为重点的西部地区开展了一系列生物、理化、农林、地质的调查研究,取得令世人瞩目的成果.抗战爆发后,由于卢作孚和中国西部科学院的影响和鼎力帮助,一大批东部地区的科研学术机构和科学工作者内迁北碚,中国科学文化的国脉和精华得以保存和延续,北碚也因此成为大后方科技文化中心,中国西部科学院成为大后方科技事业的"诺亚方舟"而永载史册.     

四川国学运动述评

二十世纪初年国学思潮兴起之时,四川于1912年首创国学院并刊行<四川国学杂志>,廖平、刘师培和刘成炘皆推动了四川国学的发展.抗日战争时期国学运动的中心向西南转移,科研机构和高等学校西迁,国学家和学者云集四川,特别是以顾颉刚为首的古史辨派和傅斯年领导的历史语言学派的发展壮大,给四川引入了新的国学观念和科学的考证方法.这使四川国学与主流学术融合,改变了国粹主义的态度和旧学的方法.1949年成都私立尊经国学专科学校的解体,标志四川国学运动的结束.四川国学运动是中国二十世纪国学的一个缩影,从中可见国学运动摆脱国粹的约束而走上新的科学道路的历程,从而可认识国学的真实性质及其历史经验对我们现在的学术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