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元代余阙《合肥修城记》的地方历史文献价值

合肥人余阙是元朝第一忠臣,为记元末合肥修建城墙撰写了《合肥修城记》。该文详细记录了元末合肥城墙的修建情况,描绘了宋元时期合肥良好的民风民俗,颂扬元末合肥地方官员懿德,道出他本人是合肥人及元代城墙修建政策的改变,是一篇颇有价值的合肥地方历史文献。通过分析该文所含有的有关合肥的信息来揭示元末合肥社会实态,并用其他史料加以佐证,全面论述了该文作为合肥历史文献的价值。     

理学视阈下的元代色目文学家余阙

论述了元代色目政治家、文学家余阙的文艺观受到理学的影响,文风体直议正.指出其诗歌常抒写儒者襟怀,托物寓志,诗风则平易正大,追求雅正.书法亦淳古雍容.余阙及其学术与诗文,是中国多民族文化交流融会的结晶,值得研究探讨.     

唐兀人余阙的生平和作品

有元一代闻名干史的“唐兀”人,当数官至淮南行省左丞的余阙。通过收集史料,对其生平、仕履、作品等进行较为深入的考察,从而为读者提供相关翔实的片断。还需指出：余阙死后,追挽、凭吊的士子络绎不绝,新朝的皇帝还将之列入“春、秋”的祭祀。而从其于经学、文学、书法等方面的非凡成就,可以又一次感受到元代西方移民居中原后文化上的巨大变迁。     

余阙和他的诗文——兼与《羌族文学史·西夏羌族遗民的书面创作》编写者商榷

余阙是古代羌族书面文学的集大成者。他不仅诗文兼善，且实践和理论并重，为后人留下了数量繁富、质量较高、理论色彩颇浓的《青阳先生文集》。本文是“余阙研究”的系列论文之一，对余阙生平事迹、文学成就、诗文特色皆有论说。为进一步研究余阙论文及文学理论不无裨益。文末，对前人余阙研究中的一些疑点还提出了商榷意见。     

论羌族作家余阙对元代文论的贡献

元代文论是古代文学批评发展史上较为薄弱的一环 ,却又是联系唐宋文论与明清文论的纽带 ,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虽然余阙是一位少数民族作家 ,但他的文论对整个元代的文论有着深厚的影响。他对前代文论有因有创 ,有承有传 ,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元代文论发展的大概。既强调“质” ,又不忽视“文”的文质观 ,逐渐摆脱了“论文派”与“谈理派”的偏颇 ,倾向于二者的调和 ,而其“文弊当革”的进步文艺发展观 ,更是他的创新之处 ,这一理论的提出 ,对当时文坛的创作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顾瑛与玉山雅集

顾瑛,作为诗人,玉山雅集,作为文学现象,在元代文学、元代历史文化,特别是元诗研究领城,不应低估.元至正年间,与顾瑛交游唱和、参与玉山雅集者,多迭百人,今存诗篇,在5000首以上.顾瑛与玉山雅集研究,对元代吴中文学传承、元代文人群体形成与活动、元人著述的编辑与刊刻、元明诗的衔接与过渡.以及元明易代期间的文人生存状况与文学创作等内容,都有启示意义.     

论元代北方民族诗人的汉文创作——以同题集咏创作为例

同题集咏是元代一种重要的诗歌创作形式,参与创作的既有汉族诗人,也有少数民族诗人。北方民族诗人同题集咏创作丰赡,代表人物有马祖常、贯云石、石抹宜孙等,他们的诗作表现出豪纵阔达的时空感、灵动自然的动态美。这类诗歌是元代施行汉法、多元开发的时代产物,也与文人雅集的时代风尚、托诗留名的文人传统密切相关,它见证了元代多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     

多元文化与充实貌美的元代制瓷

元代疆域广阔,文化多元,蒙古文化、汉民族文化、伊斯兰文化对元代制瓷影响颇深,从而造就了元代制瓷的别具一格。元代制瓷集蒙古族的兴趣好尚、汉族的精良技艺与文化传统、伊斯兰文化的独到韵味为一身,呈现出充实貌美的艺术风格。     

中国第一部航海诗集《鲸背吟集》考论

关于《鲸背吟集》的作者、版本和创作因缘,学界颇有争议,但根据赵孟頫《〈翠寒集〉序》、《说郛》本《鲸背吟集》等有关文献资料,可以考定《鲸背吟集》的作者朱晞颜就是元代诗人宋无,其创作因缘是宋无参与漕运的航海经历。《鲸背吟集》最早以专题诗集的形式对元代海运进行全景式的艺术再现,洋溢着积极无畏的开拓精神和浪漫奔放的海洋情怀,堪称元代海运和海洋文化的诗意百科。《鲸背吟集》将海运途中"所历海洋山岛,与夫风物所闻,舟航所见,各成诗一首",全部33首诗"皆航海之作",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航海诗集、第一部海洋诗歌专集,也是《四库全书》集部唯一具有海洋诗歌专集性质的作品,在中国海洋文学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娼优与元代戏曲文化

中国戏曲文化历来与娼优有着密切关系,元代尤其如此.元人所著《青楼集》就是传述“青楼歌舞之妓”的“艳史”的(朱经《青楼集序》),记述了元代几个大城市的一百多位妓女的生活片段,成为我们研究元代戏曲文化的珍贵资料.     

范梈《海康集》的文学和历史价值

《海康集》以李、杜为榜样,既取法中国盛世诗歌的方法和技巧,也表现出一定的人道主义精神。《海康集》是元代岭南地区唯一的岭南文学专集,它以雷琼地区的自然风物和社会及文化入诗,对于元代的科举、海上交通、地震飓风和民族风俗等的描述,有着不可替代的文学和历史价值。     

黑水城所出元代“白帖”文书初释

在《中国藏黑水城汉文文献》中收录了三件元代“白帖”文书,其中两件文书内容都是关于元代亦集乃路广积仓税粮凭据,文书中都书写有“白帖”二字,为研究元代税粮征收程序提供了实物价值,.     

金诗在元代的留存与传播考述

金人诗歌在元代的留存与传播有多种形式,大部分诗歌依托诗人别集、总集、合集等集本的刊行而传世,少部分诗歌则借助元人选本流传,还有一些诗歌是依靠刻石、题壁、题画、书法墨宝等途径留存下来。通过这些多元化的传播形式,金人诗歌在元代得以保存与流传。     

从《青楼集》看歌妓和元剧繁荣的关系

《青楼集》记载了元代歌妓生活的片断,这些歌妓实际都是戏剧和曲艺演员,广泛参与了元代戏剧和曲艺各类艺术形式的演出,与当时文人士大夫和杂剧散曲作家有密切交往,为元曲的繁荣作出了特殊贡献.     

元代杭州雅集活动之兴衰与杭州文学地位之升降

元代杭州雅集之风大盛。杭地文人延续着南宋以来的文学传统,以群体的形式集会赋诗、观书题画。雅集活动是元代文人生活史的一部分,其所反映的主题和情感内涵的变迁,是展示元代杭地文人雅趣生活和精神世界的重要窗口。杭地雅集活动在元前期尤为兴盛,发展至顺帝至正年间走向衰落,雅集活动的兴衰背后,是杭州文学地位的浮沉变幻,也正是在其趋向衰落的过程中,伴随着吴中玉山雅集发展至鼎盛,元代南方文学中心完成了从杭州至吴中的转移。这对于研究元代南方文艺活动,十分具有典型意义。     

对《宋元学案》中陈澔传略的一些订正

陈澔是元代的理学家,著有《礼记集说》。陈澔的礼记集说和朱熹的四书集注,曾经是明清两代各类学校的“御定课本”,也是科举考试的统一标准①,影响是相当大     

关于《述善集》所收张以宁诗文的几个问题

张以宁是元末著名文人。元代西夏遗民唐兀崇喜(杨崇喜)所编《述善集》收张以宁诗文共8篇,其中6篇不见于其他文献。据考证,张以宁《崇义书院记》的写作时间当在1358年至1367年之间。经参考相关文献对其诗文进行了校正,发现《元代西夏遗民文献〈述善集〉校注》中张以宁诗文的某些标点似有可商榷的余地。     

元代道教戏剧的大团圆结局

元代道教戏剧集中运用悲喜对照的艺术表现手法,突出仙界永恒享乐与凡间无尽悲苦,从而自然过渡到最终悟道成仙的大团圆结局.元代特定的时代特征构成道教戏剧的现实悲剧性而其宗教指向又蕴涵深层喜剧因素,共同构成元代道教戏剧由悲入喜、悲喜交加的艺术特质与审美情趣.道教内容的引入给元杂剧注入了新鲜的血液,使元代道教戏剧因具有特殊的艺术表现手法和结局模式而别具一格.元代道教戏剧也因适应了时代需求而进一步走向繁荣兴盛,同时在客观上促使道教逐步向民间渗透和扩散.     

元末赴难文人郑玉、余阙的心态与诗学观

郑玉、余阙以身份、经历之异而同为元朝死节，可见儒学对二人的趋同性影响，全节蹈义是汉族儒士郑玉维护儒家纲常名教的道义践行；为臣死忠是色目文臣余阙接受儒学熏陶而成就的道德修养。他们所坚守的忠义道德，涵濡的儒家修养也是其诗学观念产生的根基。郑玉的诗学观形成于他“和会朱陆”的理学思想中，主张通过复古的途径来获得“用之邦国，用之乡人”的民生日用之常。余阙的诗学观形成于他接受儒学文化熏陶的过程中，更多地表现为他对《易经》的关注，其诗学最为显著的特点即是通过对《易经》的阐释来获得其对诗学的理解。     

元代哈剌鲁人伯颜宗道新史料

伯颜宗道是元代著名的哈剌鲁儒学大师.近期于河南濮阳发现的由西夏后裔唐兀崇喜于元末编成的《述善集》一书中,发现了不少与伯颜宗道有关的新资料,既有《伯颜宗道传》,又有伯颜宗道佚文2篇,对研究伯颜宗道事迹、元末农民起义及元代理学的发展轨迹都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