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早期如何受庄子的影响

郭沫若的成长,是中西文化综合作用的结果。然而,在郭沫若思想发展的进程上,中国先秦时期的哲学家庄子,不能不说是对他有重要影响的一位人物。郭沫若自己就多次谈到了这一点。他说:“我和周秦诸子接近是在十三、四岁的时候,最先接近的是《庄子》,起初是喜欢他那汪洋恣肆的文章,后来也渐渐为他那形而上学的思想所陶醉,这嗜好支配了我一个相当长远的时期,我在二十年前曾经讴歌过泛神论,事实上是从这儿滥觞出来的。”又说:“我爱我国的庄子。因为我爱他的Pantheism(泛神论)。”等等。其实,泛神论在我国古代哲学中,并不只是庄子的特产。在     

郭沫若“泛神”的艺术思维方式与其前期新诗创作中的“返祖”意识

“泛神论” ,与其说是郭沫若的“哲学思想” ,不如说是他的思维方式。“泛神”的艺术思维方式在根本上是一种原始思维。以“相似律”与“互渗律”为主要思维机制的原始思维构成郭沫若前期新诗的艺术构思。郭沫若前期新诗创作中原始崇拜的“返祖”意识创造了《女神》天才美 ,同时也消解了天才的诗人。这也是2 0世纪 2 0年代中期郭沫若的思想转换的一个重要内因     

泛神论与浪漫主义——试论郭沫若早期浪漫主义文艺观的形成

<正> 郭沫若早期浪漫主义文艺观形成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他曾一度深受泛神论思想影响。这是他与西方浪漫主义思潮及作家沟通思想的重要桥梁。他说“那时对宇宙人生问题搞不通,曾有一个时期相信过泛神论。因为喜欢泰戈尔,又喜欢歌德,便在哲学思想上和泛神论接近起来;或者说是由于我有些泛神论的倾向,所以才特别喜欢有那些思想倾向的诗人。”泛神论作为一种哲学思想,浪漫主义作为一种创作精神和表现手法,二者在相当多的方面存在着密切联系。西方学者认为:“人们当然会合乎逻辑地把政治中的自由主义和文学中的浪漫主义认作是一回事;这种推断大体上是正确的。在宗教的领域里,个人自由的观念使     

泛神问题与郭沫若的后期诗作

“泛神论,睡觉去了”没有? 1958年11月,郭沫若在回答北京师院六位来访同学提问时说,1924年“我跑到日本去介绍马克思主义的书籍,找到了一把钥匙,以后思想就有了一个大转变,写作上,生活上都有了一个方向。宇宙观,比较认识清了;泛神论,睡觉去了”。(着重号为引者所加)其实,早在20年代郭沫若就有过类似的表述。例如,1924年他在致友人的信中写到,在日本翻译了河上肇的《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后,“在我一生中形成了一     

郭沫若的泛神论

郭沫若的早期思想,曾受过泛神论的影响。对这一事实,他曾多次提到过,最早的一次是在1922年写的《〈少年维特之烦恼〉序引》中。这篇文章中有一段文字,谈到了他与“歌德思想有种种共鸣之点”,其一便是泛神论思想。他并且对泛神论还作了理论上的阐释。还有一段文字是谈热爱自然的,其实,这也是泛神论的内容。此后,在自叙传中,在谈写诗的经过中以及别的文章中,还多次谈到他自己和泛神论的关系。比如1932     

浅谈郭沫若三步鲁迅诗韵

郭沫若是新时代的著名诗人,他对我国新诗的发展贡献卓著,但他在《沸羹集·序我的诗》中却说:“我不大高兴别人称我是‘诗人’,但我却是喜欢诗。”郭沫若确是“喜欢诗”的,除创作之外,他还写过不少关于诗的评述,尤其对鲁迅的诗,推崇备至。在《鲁迅诗稿》序中,他说:“鲁迅先生无心作诗人,偶有所作,每臻绝唱。”说来奇怪,鲁迅也不喜欢别人称赞他的诗。他说:     

"球型天才"与原逻辑思维方式--再释郭沫若及其"泛神论"

如何合理评价郭沫若 ,成为近期学界讨论的热点。从思维方式入手探讨郭沫若的认识结构 ,对郭沫若的“泛神论”予以全新的界定 ,并从这一视角去探讨郭沫若在不同领域内的巨大成就 ,从而给郭沫若以准确的定位 ,应该说是郭沫若研究一片极富价值又亟待发掘的崭新领域。     

泛神论与《女神》中的疑难诗句

郭沫若《女神》中的有些诗句是很难理解的，如“一的一切”，“一切的一”，而不少作品选本的注释又多有错误，更是增加了自学的困难。其实，《女神》中的疑难诗句，都是郭沫若受了泛神论的影响而写成的，带有浓厚的泛神论色彩，弄清了泛神论对郭沫若的影响．这些诗句就不难理解了。泛神论是一种解释世界的哲学思想，其基本观点是：整个宇宙世界是一种自本自根的客观存在，并非由外在于自然界的“神”所创造。它认为，宇宙间的万物（包括人）都是这种客观存在的表相，表相互为因果，相互依存与矛盾，便由运动而产生一种内在的创造力。这种创…     

郭沫若早期艺术观中“动的精神”观念与既成哲学

<正> 闻一多在《女神之时代精神》中率先宣布:“女神真不愧为时代底一个肖子”,“二十世纪是个动的世纪。这种动的精神映射于女神中最为明显”。这个中肯的品评,自然容易得到普遍的允肯。朱自清后来在为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撰写的导言里,也将这种“动的精神”当作郭沫若对新诗坛的一项贡献:“他的诗有两样新东西,都是我们传统里所没有的,——不但诗里没有——泛神论,与二十世纪的动的反抗的精神”。这种     

也谈《女神》与“泛神论”

在《女神》研究中,泛神论问题一直为人们所注意。目前,国内学术界存在着两种不同的代表性观点:一是,认为郭沫若的泛神论是培养其爱国主义思想和革命民主主义的温床,是革命力量的一股源泉,《女神》中处处跳动着泛神论的脉搏,“‘女神’其实     

论郭沫若“五四”时期的诗剧

郭沫若是“五四”时代第一个称得起伟大的诗人,他以《女神》诗集登上“五四”文坛,树起革命浪漫主义的旗帜,为新诗开辟了发展的道路.郭沫若在新文学领域,以诗人的热情,在艺术上进行多方面的探索和创造,成为诗剧和历史剧的奠基者和开拓者.他不仅是杰出的诗人,而且是有独创精神的戏剧家.郭沫若的诗剧《女神三部曲》(《女神之再生》、《湘累》、《棠棣之花》)是《女神》诗集绚烂夺目的奇花,是清新悦目、别开生面的中国现代新诗剧的开创性的作品.郭沫若从诗剧创作开始,走上新的历史剧创作的康庄大道,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杰出的历史剧作家,为历史剧创作艺术的发展做出了独特的贡献.他在“五四”时代的诗剧创作,正如有的评论者早就指出的,是“在蔓延的野草中特然孤立着的一枝苍松”,是“警聋启聩的创作界的明星”.     

诗学与心学中的陈白沙

明代前期的著名哲学家陈献章 (白沙 )也是一位重要的诗人与诗论家。在他的哲学思想与诗论及诗歌创作之间存在着深刻的联系。白沙是明代心学的开创性人物 ,他提出“天地我立 ,万化我出 ,宇宙在我”的著名命题、“静中养出端倪”的方法以及“以自然为宗”的为学宗旨。白沙不事著述 ,却长于以诗表达思想。他不同意“诗为小技”的观点 ,高度重视诗的功能。认为诗应“率情为之”,反对“饰巧夸富、媚人耳目”的人为雕琢之风 ,提倡“浩然自得”,以诗人的独特体验形成自己的自家面目。但他又反对粗豪为诗、“恣意横为”,主张对诗的艺术法则一一理会。白沙诗作出于性情 ,发乎自得 ,在“鸢飞鱼跃”的物象中生发哲思。他的诗论与诗作 ,对于明代前期的复古拟古之风是一种反拨 ,同时对后来的文学解放思潮有重要的影响。     

论郭沫若“五四”时期对孔子的“曲解”

郭沫若“五四”时期的尊孔现象是一学术难题。从青年学角度分析可以看出，青年诗人郭沫若对孔子及其学说进行了诗人艺术化情绪化的曲解改造，他与“新青年”派的对立和封建旧营垒与“新青年”派的对立有名根本出发点的不同。郭沫若的曲解是一种新价值观创造的需要，他在孔子身上提取了时代所需要的东西，并且提供了观测传统的全新的眼光。但这种眼光当时缺乏实践有效性。     

郭沫若早期艺术直觉观与既成哲学

对于独特的生活经历所铸成的特定气质、秉赋等个体心理特征,早期郭沫若有着清醒的自察,他曾经坦率地承认自己是个“论事仅凭直觉”的人,并且表示:“我又是个冲动性的人,我的朋友每向我如是说,我自己也承认。我回顾我所走过了的半生行路,都是一任我自己的冲动在那里奔驰;我便作起诗来,也任我一己的冲动在那里跳跃。我在一有冲动的时候,就好象一匹奔马,我在冲动窒息了的时候,又好象一只死了的河豚”。郭沫若的诗人才情太强烈了,尤其在他创作《女神》中那些充满了“最高潮时候的生命感”的诗,这段     

“人民诗人苏涣”之说质疑——评郭沫若著《李白与杜甫》中的“杜甫与苏涣”一节

杰出的诗人兼历史学家郭沫若同志在他的《李白与杜甫》一书最后一章《杜甫与苏涣》中,认为苏涣是“造反诗人”、“人民诗人”。他在此书最后一句话说:“如果要从封建时代的诗人中选出‘人民诗人’,我倒很愿意投苏涣一票。”郭老的这一结论,我不敢苟同。1971年公开发表了郭老的《李白与杜甫》一书,可以看出,郭老是在研究杜甫的过程中发现了杜甫对苏涣“倾倒备至”,从而起意研究苏涣并发现了苏涣。我们就顺着郭老的路子,从杜甫与苏涣的关系入手探讨一下苏涣的为人及其政治活动与文学活动。苏涣只留下四首诗。关于他的史料,零星的有几条,都非常短,并且间接的居多,而杜甫有关苏涣的诗就有三首。     

田汉的戏剧艺术与席勒

一九二○年春天,一双在“五四”狂飚烈焰中诞生的中国诗坛的“凤凰”,翱翔在日本太宰府的山野上。他们村店索酒,沿路赋诗,逸兴横飞,抱负超远。他们并肩携手,摄影留念,作歌德和席勒的铜象状,以歌德和席勒暗自期许。这一对青年诗人就是郭沫若和田汉。四十年后,田汉写信给郭沫若道:“您在文艺和科学上的某些成就对歌德已无多让”;“比起您来,我的成就是太少了,太浅了。我没有太好地研究过席勒。但是越是读席勒,看席勒,越觉得他的艺术赶上去也不很容易”     

试论《福乐智慧》中哲学与诗学的互证

生活于11世纪的优素甫·哈斯·哈吉甫既是一位著名的诗人,同时也是一位伟大的哲学家,在其代表作《福乐智慧》中,作为哲学家的他和作为诗人的他交织难分,使其深邃的哲理沉思与沉醉的审美意识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以艺术的情操发展哲学的智慧,以哲学的智慧浇灌艺术的生命,有着绵长而修远的思索”〔1〕,呈现出中世纪维吾尔人文学术领域里的独树一帜的哲性诗学或诗性哲学特征。     

论闻一多爱国诗歌的文化特质

每一时代，爱国都有它特殊的具体内容，同样，每一个爱国者哪怕他们同处于一个时代，其爱国的方式和追求的内容也显示着不同的个性特质。作为现代爱国诗人的杰出代表，闻一多曾被朱自清先生誉为“唯一的爱国诗人”，现代史上和闻一多同样具有爱国心的知识分子成千上万，爱国作家也很多，那么究竟是何种意义上闻一多受到如此推崇呢？这不能不归究于其爱国诗歌独树一帜的特质。闻一多曾经这样剖析他与郭沫若的不同：“我个人同《女神》底作者态度不同之处在：我爱中国固因他是我的祖国，而尤因他是有他那种可敬爱的文化的国家；《女神》之作者…     

生命哲学与郭沫若早期美学思想

五四时期 ,在斯宾诺莎的“泛神论”之外 ,郭沫若受柏格森“生命哲学”和“艺术　　直觉”说的影响最大。郭沫若早期美学思想中的主情主义、主观性、直觉、灵感等艺术观念均可见出柏格森的直接影响 ,是其诗歌创作实践的一个重要思想来源 ;但是 ,因现代中国的特殊现实处境 ,郭沫若对西方文艺哲学的接受又融入了自己的体知和认识 ,从而出现了一些新的因素     

论郭沫若与王阳明的“直觉”认同

郭沫若与王阳明之间的瓜葛,是件颇难言说的“公案”。 其难处在于:镇压农民起义的封建地主阶级刽子手,论证封建“天理”的主观唯心主义哲学家,王阳明竟一再受到郭沫若的热情“礼赞”:留学初期敬仰他“学行万古”;二十年代颂扬其精神“如象太空一样博大”;三十年代,仍“相信他终不失为我们民族发展中的一个杰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