衍生品交易的私法合法性演进

作为一种避险的合同安排,衍生品交易在人类历史上从未中断过,交易越复杂、交易结果越不确定,衍生品交易就越发达。由于衍生品交易极强的投机性,在人类历史上曾有很多国家将其视为赌博,在私法上拒绝承认其效力。20世纪初,人们认识到衍生品交易避险的积极意义,并试图在立法和私法判决中将有益的衍生品交易与纯粹的赌博合同加以区分,但并不成功。20世纪后期,资本主义文化对投机的宽容,经济学理论对投机功能的论证,使衍生品交易在道德上的可谴责性逐渐淡去,法院逐渐放弃了对衍生品交易的私法合法性审查。2008年金融危机后,尽管社会舆论和学界仍有对赌性十足的衍生品交易合法性的质疑,但大部分国家对衍生品交易的规范并未回归传统。     

我国民法典:近代、现代抑或后现代--《德国民法典》的启发

从理论上说,法律形式主义所要求的法律自治应包括公法自律与私法自治两个方面,在理论上仍有必要大声疾呼私法优位和私法自治,应该正确认识<德国民法典>在本位选择上向近代民法"回归"的"保守"立场.当代中国应该摈弃制定"后现代"民法典的思路.我们既不能违背民法的基本精神,也不能脱离我国的现实国情,为民法典而制定民法典.另外,民法典作为市民社会的宪章要求,应尽可能地体现私法的形式理性,以自治规范为其核心.     

商法强制性规范的历史流变

商法强制性规范的发展大致经历了四个主要阶段.罗马万民法时期,私法中的强制性规范主要是民法规范而非商法规范.中世纪商法的强制性规范主要是针对商行为的构成性规范和教会法影响下的商业伦理道德规范.近现代商法中的强制性规范由于从"习惯法"到"制定法"的转型,而扩展到商主体法领域.当代商法的强制性规范因为"商法公法化"运动,形成了私法属性的强制性规范与公法属性的强制性规范共生的状态.     

商法的现代嬗变与误读--与史际春、姚海放先生商榷

现代商法与古代商法区别在于商人身份是否为一种特权,商人身份的特权性质是古代社会中的现象,并非决定商法存亡的本质属性,商人在任何社会条件下都是一种身份。直接有效调整商事关系的是商事法律规范而非抽象的商法典,商法发展的现代潮流是对于完备且封闭僵化的商法典的突破而非民商合一。公法因素作为商法的手段在商法体系中出现并未导致商法公法化。私法不可能完全排斥强制性规范,商法中的强制性规范性质属于私法,具有技术性,发挥构建功能,形成交易的统一条件,便利效率追求;商事立法中为了操作方便往往将行政法规范与商法规范放进同一部法规中。     

民事立法的三种型态与强制性规范的配置——以公法与私法的分立和融合为背景

公、私法的分立与融合为20世纪提供了三种典型的民事立法型态."纯粹管制"的民法,几乎是强制性规范的集合体,强制性规范与任意性规范之间的配置无从谈起."纯粹自治"的民法,以任意性规范为主导,少量强制性规范的"强制性"不是源于国家干预的威严,而是因为它们或是交易的基本条件,或是维系家庭生活的基本条件."兼顾自治与管制"的民法,为维持民法的自治传统及其"形式理性"优势,立法者大都将实现"自治"目标的任务交由民法典来完成,实现"管制"目标的任务则交由民事单行法来完成.其中,后者应当成为我国未来民法典的首要选择.     

论信赖责任

信赖责任,就是因为被信赖而负担某种法律义务.信赖责任散见于合同法、侵权法、物权法等诸多私法领域.这主要是因为信赖具有维护交易秩序、简化交易程序、促进合作和实现实质正义的功能,与现代民法的社会理性相契合.要确立信赖责任,必须存在合理信赖,即合法、善意、无过失.     

民法适用解释中政策导引之价值维度——兼评齐恩平教授《民法适用解释的政策性检视》

民事政策是法官在民事案件中进行利益衡量的重要参考依据,民法适用解释中的政策介入有利于提升法律的动态性,规范法官的自由裁量权;政策介入民法适用解释可以实现法律思想和法官造法,能够规范公权力机关为公共目的而实施的私法行为;政策在民法适用解释中发挥作用必须受到实体和程序规则的双重规制。     

权力主导与程序理念——中国权力主导型国家的程序建设

"依法治国",已成为国人共识;程序,以其强烈的法治气息为学界推崇.在西方国家,程序作为国家和公民的"契约"最终确立,实在是资本主义私法中契约观念、权利主导意识深入人心的逻辑结果.在我国,法治建设将在权利意识较弱、权力主导下推进为主要特点.     

论私法的强行性规范

本文认为在立法、执法中处理好私法与公法、私法强行法与任意法、法律规则与民事法律行为之间的关系是十分重要的,论述了私法中强行性规范与任意性规范的区分,具体分析了在私法体系中各主要领域强行法的表现,并进一步论证了私法强行法与公法的关系。     

非物质文化遗产私法保护模式研究

我国已经初步建立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公法保护模式,但其私法保护模式还是一片空白。非物质文化遗产本身的资源价值、私法的基本理论和制度说明,非物质文化遗产完全可以寻求私法手段进行保护。而我国目前的私法保护模式只是利用现有的知识产权制度来进行,其作用微乎其微。因而,我们应寻求更好的私法模式进行保护。在已有的行政规范中渗透私法性质的规范、利用司法解释整合现有的私法制度、制定专门的私法法律制度,都是我国将来可供借鉴的私法保护模式选择。     

海峡两岸民事法律适用问题研究

海峡两岸民事法律适用问题是区际法律冲突的一个方面。可以将“一国两制”这一未来可预见的模式套用于今天的两岸民事法律适用的现实 ,台湾地区是我国这一单一制国家中的一个单独的法域 ,台湾地区的民事法律为台湾法域的法律 ,应确认其域外效力 ,并在审判实践中加以适用。台湾地区以不合理的区际冲突规范解决两岸法律适用问题 ,并不能真正起到解决两岸民事法律适用问题。在解决两岸民事法律适用问题时应遵循参照国际私法规则和区际法律适用理论成果、不能以非对非、参照国家政策等原则     

论国际私法的国家民族特征

国际私法中法律适用、管辖权以及承认与执行外国法院判决三位一体,国家民族利益是国际私法解决法律冲突、决定法律适用的核心问题,将国际民事管辖权和承认与执行外国法院判决等相关问题纳入国家主权范畴,从而可以确立国际私法的国家民族属性     

国际私法定义辨析

我国学者对国际私法所下的定义,吸取了西方国际私法理论的观念,即把国际私法的主要任务看成是解决法律冲突。然而,从历史和逻辑的角度审视法律冲突在国际私法发展过程中的作用,我们会看到,尽管国际私法与法律冲突相伴而生,但它的任务却并不是要解决法律冲突,而且事实上也解决不了法律冲突。法律冲突的解决只能依赖于各国“应然法律”的趋同,而国际私法的任务则是通过确定涉外关系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去建立并维护一个合理的、正当的国际民商事交往秩序。     

儒家文化与中国的法律传统

文章分别从儒家语言、儒家的人性论、儒家的核心价值观等视阈研究儒家文化对中国法律传统的影响,认为中国的法律传统存在礼法合治、重公法轻私法、重义务轻个人权利等特点,提出中国立法一方面要对中国优秀的法律传统进行继受,另一方面又要认识到中国法律传统中重公法轻私法、重义务轻个人权利,忽视对个人财产权的尊重等内在缺陷,吸收西方国家重视个人权利、私法以及尊重财产权等现代法治理念,从而在我国建立现代法律体系,实现向现代法治国家转型。     

论民事法律行为的适法性

民事法律行为①是实现私法自治最主要的方式,该行为的做出以私法自治为依据,以意思表示为核心要素 和本质特征,其性质应为适法行为,不应以合法性为成立要件。     

民法典编纂中若干问题探讨

我国民法典编纂体系应为总则——民事权利——民事责任的三编制,另加一个有关国际私法的附编,并应该把人身权和知识产权纳入到民法典的民事权利编中;民事责任应该单独成编;国际私法作为传统民法的固有内容不应从民法典中分离出去。     

私法中身份的社会化变迁——兼论农民身份利益的实现

私法中的身份是具有私法调整意义的主体在社会关系中所处的地位。身份在私法发展过程中逐步由等级维系之标尺转变为矫正正义的工具。现代私法中应有身份制度的存在空间,应坚持契约下的身份和身份上的契约的统一。现代私法中身份主体呈现多样性和开放性,个人、团体、群体与社会阶层等都可借助身份制度诉求其利益。身份制度也通过赋予个体身份权与阶层性身份利益的方式给予主体的全面发展需求以回应。我国是传统农业国,在大力推进城镇化过程中,农民始终是最值得关注的特殊身份阶层,保障实现其阶层身份利益是我国当代身份制度社会化的重要探索。     

论占有方式及其法的关系——从财产所有权到产权

马克思的所有制概念是指占有方式及其法的关系。从人类发展的历史看,私人占有的法的关系就形成了财产所有权。现代市场经济中的所有制已不能简单的用“私有”或“公有”来加以刻画,不同程度的社会化占有是现代市场经济占有方式的普遍形式,其法的关系就是现代产权。     

商法价值论

商法的价值是指商事法律规范对于社会和个人及其群体的积极意义。它体现商法精神 ,统领商事立法、执法和司法的全过程。商法作为带有公法化倾向的私法 ,既具法的一般价值 ,又有其自身的特殊价值。国家、个人、社会或营利皆不能作为商法本位。将贸易本位作为商法本位 ,既符合商法发达史的实际 ,也与现代商法发展的主旋律合拍。贸易本位是商法价值的基础。交易效率价值、交易安全价值和交易公平价值构成了当代商法的三大基本价值     

“公共利益”之界定

"公共利益"是当代各国宪法和法律中常见的概念,我国宪法第二十条和第二十二条修正案分别规定了:"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土地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国家依照法律规定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权和继承权。"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公民的私有财产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但我国宪法和相关法律并没有对"公共利益"作出解释;理论界至今也没有完整而权威的界定,甚至在国际公法学界也找不到精准的诠释,造成实践中"公共利益"的滥用。通过综述各种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可以找出其中共性的结论,为描述我国宪法条文中的"公共利益"含义,以及限制其随意使用提供借鉴和佐证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