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杜甫山水诗

本文以时地为序,从纵向方面勾勒了杜甫山水诗6个阶段的不同的内容风格特点：1.泰山豪情;2.慈恩寺塔“百忧”;3.凤凰台自誓;4.成都楼伤感;5.白帝城“血痕”;6．洞庭湖畔眼泪。杜甫山水诗有着巨大的成就,但不受重视,其原因是受“诗圣”、“诗史”等传统研究思想束缚。     

整体观照与理论升华——论韩成武先生的杜甫研究特色之一

韩成武先生的杜甫综合研究表现出以下特色：第一,注重结合诗人不同人生阶段的心态变化,以宏大的视角,对杜甫思想情感的嬗变过程进行整体观照。第二,善于进行理论总结与升华。第三,基于对杜甫思想及其诗歌高度熟悉之上的同情与理解。     

杜甫研究百年回顾与展望

百年杜甫研究历史,大体经历了三个大的阶段,即民国时期、改革开放之前、改革开放之后。无疑,改革开放之后是杜甫研究的高潮期与高峰期,成绩斐然。百年杜甫研究的成绩概而言之有:杜诗文献、文本及杜甫相关资料的整理与研究;杜甫生平、思想、个性及人格研究;杜诗艺术研究;杜甫文学思想与诗学理论批评研究;杜甫对前朝文学文化的学习、继承、评述及后世对其诗歌的接受、传播以及杜诗鉴赏、普及、传承研究;比较研究;域外杜甫、杜诗研究;杜甫及其诗歌的文化研究;杜学与杜诗学的建构;各类研究综述、概述;有关杜甫研究的团队、平台、阵地建设。百年杜甫研究也存在一些问题。重复研究是主要不足之处。需要拓展的方面:一是大量宋元明清杜诗笺注、笺释等文献的整理;二是大量宋元明清杜甫及其诗歌的诗话类、笔记类等文献资料的整理与研究;三是大量域外杜甫研究的梳理;四是研究方法和研究视角的拓展;五是大众化视野下的杜甫文化与杜甫精神的普及传承弘扬。     

“纪念杜甫诞生1300周年学术研讨会暨中国杜甫研究会第六届年会”会议综述

为纪念诗圣杜甫诞生1300周年,各地专家学者在古都西安隆重集会。会议议题涉及杜甫的生平和思想与创作、杜诗学、杜诗研究与当下诗词创作、域外杜诗研究、杜甫与长安、杜诗与长安文化等。会议的学术研讨集中体现了以下几大特色：时代气息,文化研究;最新成果,集中展示;命题集中,亮点突出;回归学术,精神传承。     

中国诗人杜甫的生态观

杜甫是一位特别钟爱自然、关注生态的诗人。杜诗空前地展现了活泼多姿的生态世界 ,其中的花鸟虫鱼各自成为独立的审美对象 ,蕴涵着诗人对动植物生命的深切同情和对“暴殄天物”危及生态的忧虑。杜甫这种主张物情自适的生态观有其深厚的文化渊源和诗学价值 ,代表了中华民族有识之士的忧生之痛、乐土之思和物与之怀 ;从现代人文生态学的角度看 ,具有走向世界的意义     

论杜甫的民本思想

杜甫的爱民情感背后有着深厚的思想根源,即民本思想。杜甫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下继承并发展了孟子的民本思想,用他的诗歌充分地展现出来。在杜甫的诗歌中,民本思想与他的爱民情节、非战主张及君王观融合在一起,并借助沉郁顿挫的诗风与内容完美结合的诗体,以及灵活多变的艺术表现手法得到了艺术化的生动展现,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如果说孟子对民本思想仅有理论论述的话,那么在杜诗中我们看到的却是一幅幅具体生动的社会生活画卷。也正因为如此,杜甫的民本思想才表现的更加真挚感人。     

文天祥与杜甫的异代诗缘

在宋代学杜的诗人群体中,文天祥不仅在忧国情怀和诗史精神方面自觉继承杜甫,在造语诗法和艺术风格上也直追杜诗,更难能可贵的是开创了《集杜诗》的新形式。文天祥可谓全方位学杜者,是宋代杜诗学史上最后一位重要诗人。     

苏轼眼中的杜甫——两个伟大灵魂之间的对话

苏轼对杜甫的理解与解释,可视为两位伟大诗人之间的对话。苏轼如何回应杜甫遗留下来的会话材料,既透视着杜诗作用于苏轼思想、行动的痕迹,同时也塑造着杜甫的形象和杜诗的品格。苏轼眼中的杜甫,与时论保有一定距离,不论推崇、调侃或微议,其主要从自身的个性、观念、体验等出发,更注重的是杜诗在自己心中引起的共鸣。苏轼以自己为杜甫的异代知音,而将杜甫作为自己的代言人。杜诗浸透在苏轼生活的各个方面,实际上已化作苏轼生命的一部分,超越文本本身,成为一种生命诗学。     

论杜甫的经学与诗学

在杜甫诗歌的接受史上,对其诗歌“难度”的指认由来已久,但相关研究和诠释尚不多见。事实上,杜诗之所以难读,盖因其诗中有“学”,诗中有“道”,诗中有“神”;这三点,恰好对应着杜甫作为学者、儒者、诗人这三种文化身份。学者杜甫虽不以经学立身,却有着深厚的经学修养;儒者杜甫的圣贤志向和醇儒抱负,成就了杜诗的思想深度和诗学高度;诗人杜甫则“经学与诗学并重”,通过“以《诗》入诗”“经史并用”“以道运诗”的诗学创造,开出了一个崭新的“诗世界”。杜甫的儒教信仰和儒道实践,是他的诗歌获得“神理”并被后人师法的关键;而杜诗的“经典化”之路,因为伴随着中唐儒学复兴和北宋理学奠基的全过程,故而比任何一位古代诗人都更具“经学化”的内涵和思想史的意义。     

王士祯的杜甫研究

王士祯研究杜甫的最大特点,就是将儒家思想与自己的神韵理论结合起来作为研究的指导思想,形成独到的思路与方法。他对杜诗的总体评价是"杜甫圣语"。他认为杜诗"纯以忠君爱国为气骨。故形之篇章,感时纪事,则人尊诗史之称","其大过人处在诚实耳"。论杜诗的艺术的伟大是"以雄辞直写时事,以创格而纾鸿文","此正一主于赋,而兼比兴之旨者也"。王士祯对杜甫的研究非常广泛。他游宦到杜甫漂泊和生活的地方,实地考察研究杜甫的生活思想和杜诗的内容。他考释杜诗的一些名物,研究杜诗的一些版本文字,还从传播学的角度研究杜甫对后世重要诗人的影响。     

新疆民族民俗研究回眸与反思

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疆民族民俗的研究得到了较大的发展,取得了喜人的成果.但是,同国际国内的民俗研究发展水平相比,还存在着较大的差距.本文通过对新疆民族民俗研究的回眸与反思,对存在的一些问题进行学理上的分析与探讨,旨在促进新疆民族民俗研究的健康发展.     

韩国古代的杜诗研究

自从杜诗传入韩国,就享有很高声誉,被尊为学诗的规范。韩国古代文人研究杜诗者,代不乏人,其中尤以李仁老、李滉、李植、李瀷为代表。     

“情圣”杜甫申论

梁启超称杜甫为“情圣” ,主要指其忧国忧民的博大情怀、真诚深挚的人情美、人道主义的博爱精神等方面 ,也表现为其情之真、情之善。     

杜甫在中国诗歌史上的十个创新之举

杜甫极富诗歌创新精神,有十个创新点:(1)变先前诗歌的以抒情为主转而成为以叙事为主,变先前诗歌的歌唱理想而成为描写实际人生;(2)首创“即事名篇”的新题乐府;(3)首次把时局题材引入七律;(4)首次提出“创作心态自由论”;(5)首倡“瘦硬”为美的审美主张。(6)首创以诗论诗的文论形式;(7)首创典雅辉煌的长篇排律;(8)首次把“当句对”的对仗形式引入七律作品;(9)首创“丁卯句法”;(10)创制了一种新型的拗救方式。杜甫的创新,具有开创诗歌新天地的重要意义。     

杜甫研究应讲求谨严治学——为纪念杜甫逝世1230周年而作

杜甫研究在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堪称显学，一千二百年来杜甫研究成果的大量涌现，学术史的内容空前繁复与丰多，成就是主要的，缺憾也在所难免。本文就当前杜甫研究界的现状，提出杜甫研究中讲求谨严治学的必要性和迫切性。     

赵次公的杜甫研究

赵次公是宋代杜甫研究用功极深的学者。他研究的项目非常广,而注和解品位最高。其注解建立在对杜诗烂熟于心、融汇贯通之上,广泛搜集典籍和口语资料,透辟分析,有时还融入考证,故其注解总是妥贴、精细、笃实。其注解发明尤多,匡正前人研究的错误也非常多。综合品评,赵次公的《新定杜工部古诗近体诗先后并解》是杜甫学史上早期的百万字的伟大研究著作,赵次公是杜甫学史上注和解成就最大的学者。     

杜甫排律体制研究

杜甫排律是排律体诗的巅峰,他把初唐时期诞生的这种诗体艺术推向极致。从声律、韵律、对仗、结构四个方面对杜甫排律的体制进行研究,可以发现杜甫的排律体制有以下特点:(一)在声律上,入蜀之前偶有以三平尾对三仄尾,入蜀之后则不复出现;重视拗救,一联中如果出句拗,则于对句救之;存在大量三仄尾句;严守粘对规则。(二)在韵律上,严格使用平声韵,在总计1708个韵字中仅有5个韵字出韵、1个韵字重韵;使用韵部覆盖面广而又有所偏重;有相对稳定的韵字群;韵数皆为偶数。(三)在对仗上,五排首联对仗较为常见,七排则无;对仗种类、句式节奏、句法结构多样化;邻联间的对仗种类、句式节奏、句法结构绝少雷同。(四)在结构上,长篇排律段落分明,情思主线贯通首尾;在两段之间安排具有过渡功能的联语,使前后内容平稳转换。杜甫以其卓越的创作实践,为排律在声律、韵律、对仗、结构诸方面确立了体制,在文学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杜甫绝句体制研究

杜甫绝句的声律体制是:五言绝句皆为声律严整的五言律绝,全部为首句仄收式,在确定五言律绝的常用格式上起到了作用;七言绝句在声律的运用上显得复杂,有32%的作品不是七言律绝,这与七言诗入律比五言诗来得晚有直接关系。杜甫绝句的用韵体制是:严格依照平水韵,使用韵部广阔,多用宽韵,以押平声韵为正格。杜甫绝句的对仗体制是:多数作品使用对仗,五言绝句尤甚,对仗规则整肃。这些做法为绝句格律的形成奠定了基础。杜甫绝句的题材内容体制是:广阔,深厚,且具有重大的开拓性,表现为纪录时事、发表诗论、表达政见等。杜甫绝句的风貌特征是:绝句之变体,别开异径,自成一家,表现为议论入诗,语言直率,变散行为对偶,使用典故、壮语,不以入乐演唱为意。杜甫平生所留绝句共计134首(据仇兆鳌《杜诗详注》所收诗作统计),其中五绝31首,七绝103首。全面、细致地研究杜甫在绝句的声律、韵律、对仗方面的建构,研究杜甫绝句在题材内容上的扩展,考察杜甫绝句的风貌特征,对于认识杜甫绝句的体制,从而正确评价其在文学史上的作用,是有意义的。     

翦伯赞的《杜甫研究》及其引发的批评

1944年,历史学家翦伯赞在《群众》周刊第9卷第21期发表《杜甫研究》一文。其文舛误甚多,曾招致訾议和讥评,尤以杜呈祥《与翦伯赞论〈杜甫研究〉》为代表。这桩学术史上的公案,知者较少且知之不详,故叙其来龙去脉。同时,翦伯赞在此文中的失误,对当下的杜甫研究者而言,亦不乏警示。     

杜甫五律体制研究之一

杜甫五律的声律体制是:严守声律三项规则,即全诗由律句(正格律句或变格律句)构成、一联中两句声调对立、邻联声调相粘;完全由正格律句组成者共计283首,占总数的45%,其余则由正格律句和变格律句混合组成;其变格律句有三种类型,在创作中起到重要作用;使用四种平仄格式,而以首句仄起仄收式(458首)为主。其韵律体制是:押韵严格依照平水韵,总计625首中仅有一首出韵;使用韵部广泛,覆盖了平水韵28个平声韵部;大量使用宽韵,以便于表意抒情,拒绝在押韵上争奇斗险。其对仗体制是:对仗规则的严密化;对仗数量的富态化;对仗种类的多样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