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官僚制困境

官僚制是作为19世纪初就盛行的西方资本主义的公共管理模式,它在工业社会时期,曾经发挥过重要的作用.然而,20世纪七八十年代初以来,官僚制在新科技革命的社会政治、经济生活进一步复杂化的情况下已经显得不太适应了.官僚制正面临深刻的危机,其限制民主、效率低下、压抑个性、应变能力差等弊病不断地凸显出来.在世界范围内兴起的"新公共管理"运动就是对这一危机的反应,因此,走出官僚制的困境,对官僚制的改革不可避免.     

理性官僚制与三重转型时期我国行政组织模式的重塑

理性官僚制已为实践所证明是工业社会的理想组织模式。从整体上看，现阶段乃至今后相当长时期内我国将处于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工业社会。但在行政组织模式上，我国至今尚未建立起理性官僚制。因此，重塑理性官僚制就成为三重转型时期我国的现实选择。     

论组织规则的冲突及其解决

官僚制组织是工业社会的典型组织形态,它在工业社会所取得的所有文明成就中都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但是,官僚制组织存在着正式规则与非正式规则、正式结构与非正式结构、正式程序与非正式程序间的冲突.一方面,官僚制组织为了组织自身的存在以及为了实现组织基本职能,有着一整套正式规则、结构和程序,但是,为了适应社会要求和执行任务的特殊性,它又必然会产生一套非正式的规则、结构和程序,因而出现冲突.在整个工业社会,这一问题是无法解决的.但是,随着后工业社会的到来,合作制组织的出现将会从根本上解决这一冲突.     

官僚制与中国行政组织制度的演进路径

官僚制组织理论以其自身的特点适应了现代工业社会的需要 ,奠定了现代行政组织的基础。官僚制也成为人类自工业社会以来占统治地位的组织模式 ,为现代社会的组织管理提供了有效的工具 ,在整个 2 0世纪极大地推进了全世界工业文明的繁荣与发展。自 1970年代以来 ,官僚制受到越来越多的挑战 ,西方发达国家在理论与实践中开始着手探索对传统官僚制的革新 ,但并非意味着摒弃官僚制。中国目前正处于社会转型之际 ,考察官僚制理论 ,理性分析中国的政治行政生态 ,将会发现中国官僚制在未成熟之际就将演化发展为一种新的行政组织模式———后官僚制 ,中国未来行政组织制度演进的路径将蕴藏于其中。     

官僚制与政府治理模式的变革

官僚制是政府治理的一种组织形式。在工业社会时期,它曾经发挥过重要作用。但在信息社会,官僚制正面临深刻的危机,其内部信息机制和激励机制的不适应是引起危机的根源。在世界范围内兴起的“新公共管理”运动就是对这一危机的反应。中国官僚制的转型对中国经济增长做出了重要贡献,但下一步改革任务更艰巨、意义更深远。     

官僚制组织:一种无法被完全取代的组织形态

本文主要目标是证明官僚制组织是一种无法被完全取代的组织形态,自韦伯首次提出以来,该组织形态就是一种能够大规模程度上纯粹以技术上的优势见长的组织形态。虽然其本身存在着种种缺陷,但是其根本的自上而下的权威模式的基本结构在政府部门中一直存在着。马克斯.韦伯后的组织理论以及新公共管理运动并没有提出一种能完全取代官僚制的组织结构,并且在信息时代下政府部门再一次地向整体性的官僚制组织结构回归。     

论组织从竞争到合作的发展

人类社会的组织以及组织间的关系,是一个从斗争到竞争再到合作的发展进程.工业社会的组织中以及组织间存在着一种竞争关系,是协作与竞争同构的组织形态.经典的组织理论较多地看到了组织协作的一面,对于组织竞争的一面则很少涉及.到了20世纪后期,关于组织竞争的一面得到了认识,并被自觉地引入到组织运行机制的建设中来,新公共管理运动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但是,对组织竞争机制的自觉运用受到了质疑,事实上也产生了许多消极效应.历史发展的最新趋势表明,在后工业社会取代工业社会的历史进程中,将会出现一种不同于近代工业社会的主导性组织类型,它将是一个合作制组织,它在一切方面都会用合作替代竞争.     

论社会治理中的协作与合作

合作是人的社会实践中的普遍行为,在每一个时代,人类的共同生活都会造就出一种合作精神.但是,工业社会把人类的合作异化为协作,官僚制就是典型的协作体系.在20世纪后期以来的"人类合作治理"模式的成长中,提供了人类合作精神再度出现的契机.未来的社会治理将是一种"合作治理".     

论官僚制组织的当代困境

工业社会条件下官僚制组织以其高效、稳定的组织结构特征成为最普遍的组织形式,在其产生初期注重的是组织内部的发展,通过强化自身的方式来规避环境的外来影响。但是在后工业社会条件下,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尤其是网络公共舆论的不可控制性和不确定性使它原来的通过强化自身的方式来规避环境的外来影响已不能适应对社会的管理。所以当代社会条件下,官僚制组织如何去管理网络公共舆论就成为其当代困境。针对这种困境,官僚制组织必须以开放的姿态去应对、以合作的方式来从事管理。     

基于道德存在的反腐倡廉建设

对人的全面认识是反腐倡廉研究中的根本问题.当前的反腐研究中对人性认识的忽视和片面理解,导致实践中的反腐策略收效有限.道德存在作为人的社会性本质,以良心为前提、以他者为优先、以责任为保障,通过自觉的方式外显化为一种自为与独立的道德行为,实现个体行为与社会理性、群体理性和职业理性的契合,是公共管理者抵御诱惑的力量源泉,有助于推动反腐廉政建设.基于人的道德存在的制度设计首先需要借由合作制组织实现对官僚制的改造与变革.合作制组织独特的结构设计与运行机制,为反腐倡廉建设提供根本性的制度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