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初回族诗人丁澎诗学思想探析

丁澎是清初诗坛上著名的回族诗人,为“西泠十子”和“燕台七子”之一,名重一时.丁澎在回族文学史以及中国文学史上都占据着重要的位置,他在诗学方面有着自己的一家之言,本文试对其诗学思想进行发微.     

屠隆对七子派格调理论的发展和突破

明代万历年间,七子派格调理论的流弊日趋明显,加上晚明心学思潮兴起,个性解放思潮蓬勃发展,以及公安派对格调理论的猛烈攻击,七子派成员也不断地对格调理论进行修正和发展。属于七子派成员“末五子”之一的屠隆在诗歌评价标准、重视创作主体性、提倡诗歌风格多样性等方面,对七子派格调理论作了重大的发展和突破。     

技法与德性：明代七子派“诗文如何书写”探研

明代七子派在谈诗论文中重点关注了诗文如何书写这一问题,从李梦阳“尺尺寸寸”、何景明“舍筏登岸”到李攀龙“拟议以成其变化”、王世贞“文至临摹则丑矣”,七子派的诗文复古经历了由“拟议”到“新创”的不断修正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有关诗文书写的起点是拟议还是新创的论争尤为激烈,成为明清诸诗文流派讨论的焦点。七子派成员从不同层面给予不同阐发,甚至追随七子派的陈子龙、沈德潜以及桐城派对这一问题也予以重点关注。围绕这一问题七子派与其他诗文流派在模拟与新创、有法与无法、直径与曲径等问题上有过论争,公安派又在此基础上将诗文书写由注重技术技巧的技法问题转化为宣泄情感情绪的情感问题,沈德潜等又将之提升为人格修养的德性问题。     

论明代八股文中的七子派秦汉古文宗尚

从属于官方文献的会试录序、大臣请正秦汉文体的奏疏和七子派成员的科考策语记录,再从七子派成员的秦汉文教学措施、教学效果和八股文选本,又从七子派成员的八股文作风和八股文风尚变迁的反映,可以明确看到,前后七子派尚辞而流于晦涩的秦汉文宗尚已进入明代八股文的风尚写作中,并成为与唐宋文宗尚一直相对峙的八股文写作路线。七子派和唐宋派的对立,不只在古文层面,还在与明代文人命运休戚相关的八股文层面。     

邯郸淳及其《笑林》

邯郸淳,名竺,字子叔,或作子礼,颍川(今河南禹县)人。汉献帝初平年间,从三辅客游荆州。建安十三年,荆州内附,归曹操。文帝黄初初年曾任博士给事中职。《三国志》卷二十一《魏书·王卫二刘傅传》在介绍王粲、徐平、陈琳、阮(王禺)、应瑒、刘桢之后说:“自颍川邯郸淳、繁钦、陈留路粹、沛国丁仪、丁廙、弘农扬修、河内荀纬等,亦有文采,而不在七人之例。”似乎在公认的“建安七子”(缺孔融)之外,又排出了一个“七子”,这“七子”也是当时比较著名的文学家,而高踞榜首的就是邯郸淳。从实际上看,邯郸淳对文学(尤其是对通俗文学)及书学确有独到贡献,不仅当时独树一帜,名闻遐迩,对     

“宇宙文章”与“妖魔”：明代七子派的污名化

明代七子派的复古曾享有盛誉,“文学革命”兴起后,七子派被视为“妖魔”。陈独秀等人所倡导的“文学革命”是以七子派、桐城派作为“革命”对象,并将七子派符号化为旧文学的负面典型,断开了白话文学与七子派、桐城派的联系,试图建构白话文学的体系。对于“正统”文学,陈独秀、胡适充满焦虑,并努力将七子派打造成“摹拟”“抄袭”的典型,以此获得口诛笔伐的合法性。这种策略性的成功使原来占主导地位的“正统”文学让位于白话文学,七子派在哀怨声中消失在了新文学的大合唱里。     

关于“大学头”及其他——《七子诗选》流传日本考辨

清代乾隆年间沈德潜选刻的《七子诗选》流传到日本后 ,有个日本人“见而嗜之” ,给沈德潜写信并通过沈氏向七子每人赠诗一首 ,当时传为佳话。但关于这个日本人的姓名官职 ,各家记载不一 ,或作“大学头默真迦” ,或作“国相高”。本文通过对中日两国有关文献资料的分析 ,考定此人就是沈德潜自订年谱中提到的“日本臣高彝” ,实为长崎的一个诗人     

前七子三事考论

通过对前七子及其外围成员的行踪和文学思想嬗变考察,并结合弘治、正德年间的文坛形势,确定前七子领导的复古运动应该始于弘治十一年（1498）,从弘治十一年至弘治十五（1502）年是复古运动的酝酿期,弘治十五年（1502）至正德六年（1511）是复古运动的发展期,正德六年（1511）至嘉靖九年（1530）是复古运动的高潮期,嘉靖九年（1530）后处于衰微期。“李、康”与“李、何”两种说法都对,只不过是就不同文体和时间段而言。前七子中只有李梦阳与李东阳有师生之谊。     

徐祯卿文学思想浅探

明代弘治、正德年间,以李梦阳、何景明为首的“弘治七子”(史称“前七子”)为排除当时“台阁体”诗文和“理气诗”、“八股文”等虚饰、迂腐的文风而倡“复古”,主张“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确有其积极意义。然而,“前七子”在率领“复古运动”的进程中又出现了分化:李梦阳倾向于刻意模拟;何景明则倾向于学古中创新。“前七子”中跟何景明文学思想最为接近者乃是徐祯卿,诚如何景明自己所云:“天马行空脱羁靮,更怜《谈艺》(指     

文权之争：前七子派与茶陵派关系原论

在研究茶陵和前七子派关系时,近人陈田提出了很有影响的“坛坫下移郎署”说。而之前的明清人则认为两派或是前后相承,或是前正后邪。追索康海父亲墓文写作这一标志性分裂事件,从写作权利“旧例”的被颠覆和前七子派记述者的预设叙事逻辑,可见其实质是争夺世俗文章的书写权利,并影响了中晚明的文学下移大势。然面对前七子的系列“进攻”,茶陵派则多是“虚应”和“暗战”。这与前七子出于茶陵派有关,更与流派论争并不一定流于现实斗争的表现特点有关。     

明代七子派“复古而陷伪”说脞谈

明代七子派"复古而陷伪"是一个历史命题,这一命题经过历时性的层层累加,达到了对七子派复古的丑化和妖魔化效果。这一命题有很大局限性,其弊端主要有三:其一、失之于对七子派复古的全面理解,侧重于从文学层面进行过度化概括;其二、失之于对七子派复古的多层面阐发,将七子派视为一个整体,无视主流与末流之別;其三、失之于对七子派复古的动态考察,未从变化的角度把握七子派成员不同时期的文学思想,刻意制造七子派与其他文派之争,无视各文学流派之间的交融与传承。王世贞晚年提出"有真我然后有真诗",有矫正七子派末流之弊的用意。     

夜蛙鸣露 自极声致——论明代张琦诗歌与“前七子”的分野

明代张琦是与前七子同时代的诗人,但他不追随前七子,而是“高唱单行”,自树一帜。张琦诗立足于心性境界,普遍而自觉地表现了道德上的良知;同时他的诗歌又不遮蔽通往日常生活的诗性目光,从而由“性”而拓展到“灵”的层面。尤其是张琦的性灵诗,可以看作是由情感论向性灵说演进中的过渡性形态。     

刘桢诗歌的艺术特征——兼论刘桢王粲的历史地位

刘桢是“建安七子”的重要成员和“建安文学”的代表作家之一,被誉为“文章之圣”。然而从目前来看,学术界对他的研究似乎略显薄弱,且存在一些不甚合理的地方。基于刘桢现存无多的作品,分析其诗歌中包含的格调高峻、情采丰赡、意境凄清三方面的艺术特征,并就由来已久的“刘王之争”发表一点个人看法。     

孔融:“建安七子”中的异类

本文从思想抱负和文章风格等方面入手，剖析了孔融在“建安七子”中迥异于其他六子的特殊性，强调指出孔融实为“建安七子”中的“异类”。     

“诗必盛唐”臆说

“诗必盛唐”一直简单地被当作明代七子派创作上模拟之弊的根源和口实。但全面考察七子派诗学思想,不难看出:七子派取法汉魏盛唐的本意,在于恢复各体诗歌初创阶段的那种真情自然、“无意于工而无不工”的创作精神。其模拟之弊固然与他们严守法式有关,但深层根源在于中国诗歌发展后期无法克服的内有矛盾无避免的衰落命运。     

中晚明诗学奉行“第一义”的不同路向及其得失

“第一义”学说与中晚明诗学具有紧密而复杂的关联,过往学人多将此视作七子派因袭模拟以致无穷流弊的重要思想渊源而屡有批评。但就文学创作的实际言,奉行第一义,特别是取法古人,既是无奈之举,也属必然选择。就彼时文坛的格局说,这是明代文人基于现实处境的应对之方,且伴随潮流变化而同步更张。就讨论诗文创作的模式论,或如七子派那般,对学习何种对象以及如何学习有具体明确的种种规定,或如公安派那般,仅有一些根本性的理念,且强调自我和自主。前者于方便后学的同时也极易滋生流弊,后者虽因通脱灵活广受好评,但也容易遭致“轻薄”“矜诞”等缺失。彼此各有利弊,如何解决这对矛盾成为历代文人的难题,个中关键或在于厘清歧异的表述方式及其带来的必然效果。     

关于邺下文人集团的构成

建安文学即是邺下文人集团的文学，邺下文人集团的文学即“三曹”“七子”的文学，这是长期以来人们认识上的一个误区。三曹之文学自不待言。“七子”之说源于曹丕《典论·论文》，然曹丕初衷只在试图昭明新故友朋文章之不朽罢了。终观建安文学“彬彬之盛”，自非“三曹”“七子”所能涵盖     

春秋“赋诗”及其它

古代典格记载，春秋时期有“赋诗”的习俗．《左传》所记最多．东汉郑立云：“凡赋诗者，或造篇，或诵古．”（《毛诗正义小雅·常棣》孔颖达疏引《郑志》）这段话对我们理解上古的“赋诗”是有启发意义的．据笔者初步考察，春秋时候所谓的“赋诗”大约有两层意思．一、“赋诗”是指吟诵诗歌例如：《左传》禁公二十七年：“郑伯享赵孟于垂陇，子展、伯有、于西、子产、子大叔、二号石从．赵孟日：‘七子从君以宠吾也，请皆赋，以卒君现，武亦观七子之志．’子展赋《草虫》，赵孟日：‘善哉，民之主也．抑武也，不足以当之．’伯有赋《绸之贲…     

寻求文道关系的平衡——唐古文运动和明前后七子复古比较观照

从文道关系看,中国古代文学受不同时期社会主导思潮的影响,呈现出由重道或重文引起的文坛风气左右摇摆的现象。尽管更多的时候表现出重道轻文的文学理念和实践,但是,“文质彬彬”的文学范式始终是传统儒家自觉或不自觉维护和追求的一个理想目标。如果把这一目标作为一个标准,从“文胜”或“质(道)胜”的角度来审视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的复古或新变,则唐代古文运动和明代前后七子的复古实质上是在寻求、维护这一理想范式的宗旨下进行的以弘扬古典为创新模式的文学革新运动;如果说唐代古文运动旨在让日益衰微的儒道回归文学,目的在于纠“文胜”之“左”,明代前后七子则在于反“道胜”之“右”——力图摆脱过度强化的理学对“文”的排斥和异化。     

“前七子”复古诗学兴起的历史语境

关于“前七子”的诗学理论前人已多有论述，且褒贬不一，本文无意于就此再着笔墨，而是力求从历史的角度追溯“前七子”复古运动兴起的历史语境及学理逻辑，对这一问题的梳理也许有助于我们准确地把握“前七子”诗学的历史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