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贫富差距的心态影响和治理对策

近几年来,我国出现了低收入阶层中相当一部分人实际收入下降的情况,而且 人们关于贫富差距的社会心态也发生了很大变化,这已经影响到人们对社会公正的信念。要 调整人们关于贫富差距的社会心态,就必须从调整收入分配的政策和制度入手,对收入的初始 分配继续坚持主要由市场调节,对收入的再分配要强化政府调节。而初始分配和再分配都要 依靠法律和制度建立良好的秩序。     

吉林省农村社会阶层结构调查

本文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以户为单位,以经济收入为主导标准,将吉林省农村社会结构分为五个阶层:上层为乡村主要管理者、私营企业主阶层,中上层为乡村一般管理者、有知识劳动者阶层,中层为兼业农户阶层,中下层为纯农户阶层,最下层为无就业能力阶层。农村社会上层、中上层与中层及中下层之间阶层关系虽没有明显对立与冲突,但彼此间在社会评价方面却负面评价居多,这反映出阶层关系中的隐患。在层化机制方面,权力是农村社会层化最重要的决定性的因素。因此推进乡村社会民主管理,加强对权力及其运作过程的监督,落实农村社会高收入阶层税收政策是调节农村社会层间关系,优化农村社会结构的重要举措。     

论中产阶层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的稳定器作用——以亚里士多德的社会稳定观为题引

古希腊思想家亚里士多德在其名著《政治学》中提出,中产阶层不发达是政治不稳定和独裁政体代替民主政体的根源。亚里士多德的以中产阶层为基础的社会稳定观给了我们这样一个现实启示:一个真正现代化的、稳定的国家必然是以中等收入阶层为主体,高、低收入者所占比重都不大的“橄榄型”构成,也就是中间大、两头小的社会结构。因而可以说,中产阶层占据主体地位是现代社会保持稳定的“安全阀”和结构性因素,中产阶层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稳定器。就亚里士多德的社会稳定观及其对我国现代化进程中保障社会稳定和谐的现实启示意义作一点探讨。     

中产阶层:理论阐释、演进与民主化

中国的社会结构转型是一场以经济体制改革为先导、为直接动力的全面而深刻的转型,这必然导致社会结构的解体、分化和新的阶层的重组。在这一系列的变革中,中产阶层在悄然崛起、壮大和发展,并且必然在未来成为中国民主化进程最为中坚的力量。而中产阶层的崛起与政治民主化有着密切联系,中产阶层的崛起是民主化的基础,民主化促进了中产阶层的发展。     

中日中产阶层性质特点的比较分析

本文针对日本<下流社会--新阶层群体的出现>一书在中国广受关注,且认同者多为中产阶层成员的现象,试从中产阶层的形成及结构特点等角度对中日两国的中产阶层性质进行比较分析.与经济上的"中间位置"性这样一种日本中产阶层的本质特性相比,中国中产阶层具有阶层形成的意识形态性、阶层意识的薄弱性、阶层状况的弱势性等阶层特点.在"下滑感"造成阶层心理动荡并可能引发社会结构不稳定这一点上,二者不无相通之处,这促使我们在实现中国和谐社会发展的整体目标下,切实关注中产阶层的生存状况.     

基于均衡阶层话语权的社会稳定分析

阶层话语权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作为公民的基本权利,是影响公共政策形成的重要因素,也是社会各阶层的利益诉求得以实现的重要手段.阶层话语权均衡,则公共政策公正、有效,利益分配合理,社会稳定;反之,阶层话语权失衡,公共政策失效,利益分配失调,社会失序.当代中国社会阶层话语权的失衡是造成“社会排斥”与“凝固化”现象、引致社会断裂与社会失序的根源,是影响社会稳定的源头所在.     

关于贫富差距的负面影响及其对策

贫富差距扩大,引发了弱势群体相对剥夺感显化、违法犯罪活动大量增加,出现了许多社会矛盾和问题。解决这一问题,仅仅依靠收入分配政策的调整已经不够,同时要优化社会结构,扩大中产阶层比重,保护社会下层的基本生存状态。     

收入分配效应对社会纠纷的影响:基于税收制度的视角

收入差距过大,是社会纠纷发生的一个重要原因,而税收政策作为调节收入再分配和缩小收入差距的重要工具,税收制度和税收政策对降低社会纠纷不容忽视。文章在实证检验税收制度、收入分配效应和社会纠纷之间的关系的基础上,提出优化流转税、所得税调节收入分配功能、完善财产税体系的财产优化配置功能。     

社会转型期中产阶层消费的社会机制研究

正确理解与解释中产阶层的消费行为,需要全面分析看待这些社会机制的互相联系与共同作用。从更深层次的意义上可以看到,消费本身不再只是获得商品使用价值或是展示社会地位的工具,它与个体的自我定位和认同建构并最终与阶层认同与阶层归属发生了紧密联系。中产阶层在消费中寻求自我定位和认同建构,同时存在中产阶层消费亦存在狄德罗式的溢出效应,即地位的上升与消费的上升相伴,进而达到相互协调,此外现代消费的个性化和多样化的特点在新中产阶层身上表现得更为明显。因此,从内在逻辑上看,当前我国中产阶层消费的社会区隔是由阶层攀比与地位竞赛、自我定位与认同建构、消费扩张的溢出效应、个性化消费与生活世界的拓展等机制相互作用而形成的。     

居住空间分异:结构动力与文化动力的双重推进

城市居住空间分异是城市居民阶层化的重要表现,其极端形式表现为贫困区位化.居住空间的分异是各阶层居民社会经济地位的体现,其形成过程极为复杂.本文拟从空间分异的各种表现出发,用结构--文化的视角分析其形成机制,以便突破空间对人际互动和资源分配所造成的障碍,推进城市住房分配的合理化进程.     

中国中产阶层问题研究综述

学术界对中国中产阶层进行了细致的研究,研究重心是中产阶层的构成、中产阶层的功能、扩大中产阶层的途径。学者们多主张以收入水平、生活质量、社会地位、职业特征等多元指标来界定中产阶层,认为中产阶层具有维系社会稳定、促进消费和引导社会价值观等社会功能。扩大中产阶层的政策是一个由财政、分配、教育、保障、产业等政策构成的有机体系,其途径主要是提高城市化水平、缩小收入差距、保障教育公平。目前关于中产阶层的研究,存在着明显的不足,许多问题需要我们作进一步的研究。     

和谐社会视角下的收入分配公平问题研究

解决我国社会生活中的公平问题,特别是实现收入分配公平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内在要求和重要保证。当前我国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扩大,已经影响到和谐社会建构的进程,必须通过加快经济发展、深化分配制度改革、完善税收调控机制、健全社会保障体系等政策措施,逐步缩小收入差距。     

社会资本视角下公益性社会组织发展之路——以“红领之家”为例

运用社会资本理论从个体性社会资本与集体性社会资本两个维度探究“红领之家”发展的缘由。组织领导者从业时长与社会网络的编织、需求开发与“普遍互惠”的深入、媒体报道与合作网络的拓展是个体性社会资本得以增长的重要因子;集体性社会资本分为政策环境和合作伙伴关系两个部分,政策撬动的空间和伙伴关系的生成是夯实集体性社会资本的关键。个体性社会资本影响组织发展的资源获取能力,集体性社会资本影响相关资源获取的难易程度。由“红领之家”发展实践可以看出：个体性社会资本与集体性社会资本是动态互促的,选择有能力和情怀组织领导者、低度的“非对称性依赖”、精准的动态政策供给是社会组织茁壮成长的关键。     

地方国有企业在新疆稳定发展中的作用

地方国有企业在多民族地区是一个相对开放的组织系统,可以很好地将经济增长嵌入社会发展。地方国有企业对于加强企业党的建设以凝聚民心,改变生产生活方式以促进民族团结,扩大城乡尤其是少数民族就业以改善民生,加大财富分配向劳动者倾斜的力度以确保社会公平正义,都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恢复发展一批地方国有企业可以做到统筹兼顾,不仅是新疆稳定发展的当务之急,也是长久之策。     

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制改革与企业发展

差别性的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制是顺应我国改革开放而设置的税制,它适应了一定时期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需要。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这一税制的不适应性越来越突出,严重影响了税收功能的正常发挥,难以实现内外资企业的平等竞争。为适应我国市场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客观要求,应尽快深化完善企业所得税制改革,统一内外资企业所得税以公平税负,促进内外资企业共同发展。     

扩大中间阶层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必要条件

中间阶层实质上是一个经济地位、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等各方面介于上层精英阶层和下层大众阶层之间的、具有中等社会经济地位的阶层和群体的集合.扩大中间阶层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必要条件.通过运用财政税收政策,大力发展教育和科技,鼓励创业,建立顺畅的社会流动机制等方式壮大我国的中间阶层对促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有重要的作用.     

浅议新企业所得税的公平性

从税收公平原则的含义入手,对新旧所得税法进行了比较研究.认为旧的所得税法在内外资企业、民营与国有企业税收方面存在不公平现象.在企业所得税"两法合并"改革之后,实现了内外资企业公平竞争、共同发展的"双赢".得出依照公平原则制定的新企业所得税法,实现了内、外资企业平等税收负担,为各类企业提供公平市场环境的结论.     

论中国高校基层学术组织创新的问题和对策

高等学校是一种正式的学术组织。高校基层学术组织致力于学术研究,追求自由、自主和自治的管理目标。基层学术组织创新有助于解放和发展学术生产力。目前我国高校基层学术组织类型单一化,管理职权相对缺乏,研究功能有所弱化。今后有必要设置多样化的基层学术组织,赋予基层学术组织及其学术带头人更大的权力,创新学术组织。在中层和基层组织关系方面,中层机构数量过多,权力过大,责、权、利界定不清。当务之急是扩大中层学术组织的学科覆盖面,在管理上实行简政放权,促进院系设置的制度化和规范化,引入学院式管理模式。高层管理方面的突出问题是行政事务和学术事务区分不明晰,校长治校、教授治学的理念未能落实,行政主导权不断强化。今后应力求增强高校制度化的学术权力。     

试析当前影响我国社会稳定的收入差距问题

经济收入分配不公导致的贫富分化历来是社会不稳定的重要根源.目前我国社会成员收入和财富差距在短期内过分拉大的问题,成为社会各阶层普遍关注的焦点.如果这种差距拉大的趋势得不到有效控制,必将导致贫富过分悬殊和两极分化,这将严重危害社会稳定.规范和整顿市场秩序,构建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完善有序的分配机制,将收入差距控制在合理适度的范围,是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内在要求.     

社会组织参与群体性事件治理研究：功能、困境与政策调适

作为政府与市场之外的第三方,社会组织在群体性事件治理中发挥着“资讯—预警”“协商—对话”“治理—服务”以及“修复—善后”的功能,是群体性事件治理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但实践中,社会组织却面临着参与空间受限、参与意愿不强、参与水平不高、参与深度不够以及自身公信力较低的困境,严重阻碍了社会组织参与群体性事件治理功能的发挥。为此,必须从完善立法、拓展制度空间,构建评估、激励机制,提高专业化水平以及强化社会组织自律等方面进行政策调适,优化社会组织参与群体性事件治理路径,确保社会组织对群体性事件的有效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