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择与困境:云南边境跨国婚姻的社会学分析

从社会选择的视角看,云南边境地区的跨国婚姻,是边民基于跨疆界传统小社会作出的主体性选择。在历史、文化、习俗等非正式制度影响下形成的跨国婚姻社会事实,是跨境边民"习以为常"的日常生活事件。从跨国婚姻的行为结果来看,跨国婚姻在社会控制与主体性选择的冲突中面临明显的制度困境。     

中越边民跨国流动治理的困境与路径探析

中越边境地区单一自上而下的国家边境治理与边境地方意识存在着一定的偏差,边民自发的跨国流动与严格边境治理的国家意志有相悖之处,国家的治边方略难以有效落实,治边意志面临着与边境地方逻辑的冲突与困境。在中越边民跨国流动治理问题上,要正确处理边民跨国流动治理与地方发展的关系,加强边民对跨国流动治理的认同,吸纳多元主体参与边民跨国流动治理,创新边民跨国流动治理的方式和方法,提高边民跨国流动治理措施的有效性,深化与越南在边民跨国流动治理方面的合作。通过边境治理与边境地方文化的不断调试,从而实现边民跨国有序流动与国家有效治边的有机整合。     

跨国民族流动与国家认同构建——以云南省文山州马关县箐脚村苗族为例

箐脚村苗族边民在新中国成立以来各个时期较大规模的跨国流动表明,跨国民族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国家认同不稳定特征。国家认同的构建基点在国家与边民的持续对话中正在从政治转向经济方面,并日益明显地受到社会文化因素的影响。当代跨国流动方式与国家认同性质、要素、结构的深刻改变,都要求开创与之适应的更具包容性、开放性和富有弹性的国家认同构建方式。     

论民族地区教育行政制度的特殊性--新制度经济学视角下的教育行政制度研究

从新制度经济学的视角分析,与一般地区相比,民族地区教育行政制度在制度环境、非正式制度、实施机制和制度规范对象等方面具有特殊性.制度环境的特殊性规定了民族地区教育行政的价值取向,同时也给制度变迁和创新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非正式制度的特殊性提示我们,在进行改革和创新时要顾及社会文化背景和相关的特殊问题;实施机制的特殊性要求我们注意理顺两个行政系统的职能分工、理顺教育行政系统内部的职能分工,切实提高制度的执行力;制度规范对象的特殊性则要求处理好"民族学校"和一般学校两类学校系统之间的关系.     

人类学视野中的"无国籍女人"——以广西大新县A村为例

A村是位于中国广西边境地区大新县的一个村庄。该村村民主要是壮族,和越南邻村边民属于同一个民族。自从20世纪80年代末中越关系改善以来,该村与越南邻村边民之间的跨国婚姻越来越多。特别是自1994年该村附近旅游开发以来,A村的经济条件有所改善,吸引了更多的越南妇女嫁入该村。然而,这种必将越来越普遍的跨国婚姻,由于种种原因,难以有正常的婚姻登记,导致这群越南妇女难以取得中国国籍、户籍,最后导致这群嫁入中国、在中国生活并生儿育女的越南妇女成为“无国籍女人”,最终导致她们产生了社会身份认同的危机,这使她们无法认同自己是中国人。     

跨境婚姻行为的人口学分析

云南省边境一线地区的跨境婚姻问题近十多年来非常突出,重点边境乡镇跨境婚姻人数年增加幅度超过10%,最高的甚至达年均30%以上。跨境婚姻问题属于人口学的结构性研究范畴,也与社会经济、个人因素、文化和习俗、价值观等非结构性因素密切相关。跨境婚姻行为并非由简单的个体因素引发,事实上是由很深刻的人口因素和社会因素所推动。从总人口性别比、农村人口性别比、适婚人口性别比以及流动人口的数据,从婚姻挤压的角度来分析边疆农村青年择偶的跨境选择,一定意义上解释了跨境婚姻行为的合理性。婚姻挤压因素造成的边民择偶外溢,是缓解贫困大龄边民的婚姻、家庭困扰的合理方式,同时也存在很多管理困难和潜在风险,期待着国家层面的法治化和规范化管理。     

社会互动与滇越边民国家认同研究

社会互动是边民惯常性的行为表达。血缘、族群记忆及国家关系造就了边民社会互动的主体内容,边民有序的社会互动有助于国家治边意志的实现,而边民无序的社会互动行为则直接背离着民族国家的治边行为。在滇越边民区域性的社会交往互动中,文化诉求感的满足是传统时期边民社会互动的关键性需求,然而经时间改造,物质利益的满足逐渐上升并成为全球化背景下,影响滇越边民社会互动行为的核心要素。民族国家只有基于边民生活实际,合理性设计并施行制度,以迎合边民不同历史时期的主导性需求,进而在边民意识中形塑极具象征力的民族国家形象,才能从根本上使边民产生并长期拥有强烈的国家认同意识。     

非正式制度与制度绩效———基于“地方性知识”的视角

对非正式制度的研究有四个主要视角:社会结构视角、社会心理视角、社会网络视角和社会文化视角。非正式制度是嵌入社会结构的地方性知识,它具有嵌入性和地方性两个特点。非正式制度是影响制度绩效的重要因素,在制度建设过程中必须充分考虑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的契合关系,以提高制度绩效。     

西北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农村法制建设中的非正式制度因素研究

西北少数民族地区非正式制度对农村法制建设的作用是双重的,在农村法治建设过程中,发挥正式制度的不足和高成本带来的风险,非正式制度同样可降低法治建设的成本。降低成本,增加收益。其消极影响指非正式制度对社会的功能是负向的,无法做出有利于社会稳定、发展与和谐的局面。民间法更被看重,从而规避、阻碍和替代国家法的实施,甚至覆盖国家法的运作,这样就不可能实现法治。发展好西北少数民族聚居地区非正式制度实施与经济社会与法制建设的协调发展关系良性互动、协调发展将有助于我国西北地区的稳定发展与和谐社会的建设。     

试论非正式制度及其对西部农村现代化的影响

非正式制度是社会成员在长期的相互交往过程中形成的 ,在一定时空范围内为绝大多数社会成员普遍认可的 ,影响人们行为方式选择的非制度化行为规则。它包括风俗习惯、道德规范、潜在的文化价值观念、意识形态偏见、乡规、习惯等。在西部农村现代化的过程中 ,非正式制度逐渐成为一种重要的阻抗因素。因此 ,必须建立起非正式制度与西部区域经济发展的良性互动机制     

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的冲突与融合——以河南省H镇的违规土葬为例

土葬这种传统习俗固有的一些行为方式与现代化社会的要求是相违背的,由于其在乡村社会已经根深蒂固,所以乡村民众依旧按照它的规范来行事,结果就造成了民众行为与国家法规的直接冲突。究其原因,人文空间是其内在因素,制度内卷化是其外在在因素,权力距离是其现实因素。要想使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由冲突走向融合就必须弱化传统习俗对正式制度的消极影响,发挥基层政权在制度落实中的积极作用,促进非正式制度向正式制度转化。     

边境跨国婚姻移民治理:挑战与破解之道

近年来,边境跨国婚姻移民呈现出许多新的趋势性特征,不仅在数量上呈现出加速度增长的态势,其所分布的地域空间也逐步从边境乡镇向内地扩散,并且,影响传统跨国通婚的民族性因素也显现出其逐步让渡于经济因素的发展趋势。随着边境跨国婚姻移民人口规模的不断扩大,一些突出的社会问题正在挑战国家的边境治理,包括嫁入我国外籍女性的边缘化社会处境以及由其所引发的人口安全、婚姻管理、贫困的代际传递、非传统安全隐患、身份认同危机等问题。为了使边境治理更好地服务于国家治理的战略纵深,必须从治理理念、制度设计、机制完善、技术手段创新等多个方面努力,逐步构建起一套完整的治理体系,从而破解边境跨国婚姻移民治理难题。     

农村女性参政缺失的新制度政治学分析

从新制度政治学＂制度-行动者＂互动关系的视角分析认为,村民自治中女性参与缺失的根源在于观念与利益的交织下正式制度正反馈机制的强化和传统性别价值观的历史惰性力导致农村女性参与村民自治的相关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变迁充满路径依赖的特性。应加强对各级政治精英的社会性别理论培训,积极制定与实施确保女性平等参与的各项政策,努力塑造具有平等性别价值观的乡村民众,在制度与人的良性互动中,稳步推进影响农村女性参与村民自治的相关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从路径依赖走向根本变迁。     

保山边民涉外婚姻与边境社会稳定

跨国婚姻,又名涉外婚姻,是目前世界上很多国家和地区存在且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阐述了保山4个边境乡镇居民与缅籍人员的跨国婚姻现状,分析了其形成的原因,探讨和研究了跨国婚姻本身及其所引发的若干社会问题与影响,提出了建议和对策。     

宗族网络与传统手工技艺保护——闽南永春漆篮技艺调查

传统手工技艺保护作为一项正式制度已得到了国家的推行,而宗族网络能够发挥非正式制度的有效功能,执行规范约束能力,降低正式制度的执行成本,提高管理效率,促进传统手工技艺的保护。通过对闽南永春漆篮技艺的调查,分析传统手工技艺保护与宗族网络的关系,揭示村庄精英如何利用宗族网络的力量动员相关人士参与传统手工技艺保护,体现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融合。     

无利不媒:中越跨国婚姻婚介者的行动逻辑

以跨国婚姻中介介绍越南女性与我国T县男性组建跨国婚姻的过程为例,通过对中越跨国婚姻中介的扮演者、媒介跨国婚姻的过程、媒介行为的动力机制的探讨,来剖析跨国婚姻媒介者的行动逻辑对中越跨国婚姻的影响。研究发现,中越跨国婚姻中介者受经济理性驱使,通过中越散户婚介者合作、在越中方散户中介与合伙人联合、中越婚介组织混合经营等三种婚姻媒介方式,营造了中越跨国婚姻媒介的新形式,产制了中越跨国婚姻关系的商品化属性,进而诱发了相关的婚姻问题。     

我国服务型政府建设的制度分析

建设服务型政府是我国行政改革和行政发展的基本目标。服务型政府是一种服务导向的政府管理模式,它重新调整了政府与市场、社会的基本关系,并提供了一个社会主体交往的制度平台。这一制度平台是由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构成的一个制度结构。在我国服务型政府建设过程中,我们在充分重视正式制度建设的同时,还要重视非正式制度建设,合理处理二者的关系。     

论我国制度政府的创新

制度政府就是从制度的角度看政府的职能。制度政府是指政府为了实现其政治统治和管理社会公共事务的职能,实现人类最基本的价值,而在一定制度环境下向社会提供具体制度,执行这些制度,对制度实施过程中出现的制度失灵现象进行制度创新。     

非正式制度约束与舟山群岛新区制度创新

舟山群岛新区的建设发展离不开正式制度的创新,而事实上,正式制度的有效与否与非正式制度密切相关。非正式制度作为人们在长期的社会生活中形成的较为一致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风俗习惯等,既能促进正式制度的实施,也能阻碍其变迁,降低正式制度实施绩效。为此,必须重视非正式制度的建设,发挥舟山海洋文化的积极方面,加强群岛新区文化建设,通过各种途径促进落后观念的转变,同时要重视制度创新的长期性和连续性,防止向传统回归。     

中越边境跨国婚姻产生的社会基础——以广西龙州县G村为例

边境跨国婚姻与我国内陆省市跨国婚姻存在本质差异,前者是基于地缘文化交错和跨境民族族群文化相似基础上婚姻主体的行为自觉,而后者则带有婚姻商品化色彩。我们把跨国婚姻置于边境特定场域进行研究,发现跨国婚姻的产生与我国婚姻市场挤压导致的男性过剩、越南婚姻市场排斥导致的女性过剩、跨境民族族群文化认同、婚姻主体理性动机以及跨境社交网络构成的社会基础高度关联。跨国婚姻是婚姻市场内生与外延双重机制作用婚姻主体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