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名录制度反思

“非遗”传承人名录制度是我国“非遗”保护的重要手段之一,它在“非遗”保护中发挥了巨大作用，但也存在着不同程度的问题。国家级传承人数量偏少且分布不平衡，传承人的年龄与性别结构也不合理。传承人认定制度的不完善使一些民间艺人无法进入各级名录，传承人名录的分级制度导致传承人被人为阶层化,引发了民间艺人与传承人以及不同级别传承人之间的矛盾，造成一些集体项目无法正常开展活动，传承人的保护工作难以得到群众的有力支持。     

现代口述史的时代性刍议

现代口述史是历史学科中的一个方法论体系.它是在文献史料的缺失和新史学研究需求的双重作用下应运而生,被史学界广泛用于对各种事件和人物进行口述研究.理论上人们也对其方法之先进、通俗给予肯定.文章主要对口述史的时代性进行阐述,现代口述史拓宽了搜集史料的范围,具有积极参与社会及政治生活,大量采用新技术手段等时代特色.现代口述史汲取了社会学中先进的研究方法,研究视角囊括了社会上层及下层人士,对社会生活发挥着积极的教育和引导功能.口述史的研究范式也由简单的记忆发展为现代新理念指导下的历史再现.在未来,口述史学将凭借信息传媒技术,更广泛、更深刻地记录人类社会的历史足迹.     

电影口述史的一种可能——以汤姆·斯坦普尔观众口述史研究为例

当前国内的电影口述史研究还处于"电影人口述史"阶段,这与从更民主角度进行历史书写的口述史学科品格还有一定的距离。尽管在史料采集、留存等技术路线上获得了可喜的成就,但如何将"口述史料"转化为"口述史学",仍有较大的探索空间与深入的必要。21世纪初汤姆·斯坦普尔的"观众口述史"研究,基于普通观众电影记忆视角的旨趣,凸显了"口述史"的"人民性"特征;自下而上的历史书写策略,又避免了"口述史"仅作为"史料"存在的情况。对它的引介、梳理与思考,可以为国内从"电影人口述史"走向更深入的电影口述史学研究,提供一种可借鉴的研究路径。     

在传统与革新之间：麦克法兰史学思想及其影响

鉴于辉格史学传统在中世纪英格兰政治史研究中的进步史观缺陷,通过对历史唯物主义、群体人物学等理路的借鉴,麦克法兰重构了“变态封建主义”概念,借此系统分析了中世纪的英格兰贵族阶层、社会政治秩序。这促成了西方学界对传统宪政史学的摒弃,以及对这种新范式的接受,进而对中世纪英格兰的政治史研究产生了深刻影响,尤其表现在十五世纪的英格兰和地方乡绅阶层得到应有重视。但麦氏的史学思想也存在诸如“对思想原则的忽视”“严重的史学碎片化倾向”“以国王为中心的史学观”等缺陷,并为后世学者所延续。随着史学理路的革新,卡彭特倡导的新宪政史应运而生。它要求重新审视中央机构的作用,同时从梅特兰的法律史传统中汲取营养。不过,新宪政史也是麦氏影响力的进一步彰显。     

口述历史:社会生活的历史闪现

基于"西南地区民主改革口述史"的调查实践与访谈经验,本文认为在中国的社会文化场景下的人类学口述历史调查,应结合事件的口述史和个人的生命史."民主改革"的口述史研究不能只局限于对政治制度的考察,更应从人们的社会生活出发来贴近历史,关注历史事件中所牵涉的情感、体验与心态,从而体现"人类学的历史研究"的价值与意义.     

浅谈口述史学方法的几个特点

中国传统意义上的口述史学是历史学的古老形式。从上古先民口耳相传先辈们的故事,到现代社会利用录音、录像技术口述自传,口述史历经社会文明的演变,重新进入人们的视域。作为一种独立的史学研究方法和叙述手段,口述史学具有合作性、时代性、稀缺性的主要特点,而这些特点则成为剖析口述史学的试金石。     

现代口述史对传统历史学的突破与拓展

现代口述史产生于人类社会从近代向现代的转折期,它一方面继承了传统史学欲以史为诫的治史功能,同时,又反映了现代人欲以通俗的方式反省、总结在通往现代化过程中已走过道路的愿望。由于口述史走的是＂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并举的路线,它的研究波及到社会各阶层的生活状况。口述史的取材弥补了传统史学的文献不足,拓宽了历史学对社会的干预和教育功能。口述史的方法论吸取了新社会史学向社会现实调查取证的科学方法,又迎合了信息化时代各种知识日益综合化,知识之间相互交叉、相互融合的大趋势,因而在未来会有更为广阔的发展前途。     

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强制退出机制的程序完善路径

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强制退出机制的程序对于规范强制退出行为、防止行政权滥用、保障行政相对人和其他利害关系人合法权益、实现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管理制度立法目的等具有重要意义。相较于原文化部2008年颁行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认定与管理暂行办法》,2020年文化和旅游部修订颁行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认定与管理办法》,在完善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认定条件基础上,进一步建构了较科学理性的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认定机制程序,为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认定行为提供了操作性准则。但该《办法》对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强制退出机制程序的规定有一定疏漏。立法的疏漏不仅影响了强制退出行为的高效理性展开,也悖离了程序法治原则的基本诉求。应在实践检视基础上,以行政程序法治原则为准绳,进一步完善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强制退出机制的程序,实现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强制退出机制程序法定和程序公正。     

近五年来国内口述史学研究综述

口述史学的英文是Oral History，或称History by word of Mouth。在中国，口述史学又被称为口碑史学或口头史学。目前国际学术界普遍认为，现代意义上的口述史学产生于20世纪40年代，1948年美国历史学家艾伦·内文斯教授在哥伦比亚大学创立了口述史研究室。口述历史研究室的成立，标志着口述史学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即现代口述史学。     

近20年来中国妇女口述史研究综述

妇女口述史作为史学研究的一个新兴领域,最近几年发展迅速,特别是在少数民族妇女口述史方面。妇女民族工艺口述史、女知青口述史、女工口述史、战争口述史等领域涌现了一大批优秀的研究成果。这些研究成果展现了女性作为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人类发展作出的巨大贡献。她们理应得到关注,也只有这样才能完整地叙述历史。     

口述史学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史研究

口述史学方法是研究历史的重要方法之一,对于研究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史具有重要意义。该文结合口述史学的特性,分析了兵团口述史研究的现状,对兵团口述史研究存在的问题作了阐述,指出研究队伍中缺乏专门人才,研究范围狭窄,获取资料的方法科学性不强是存在的主要问题,提出要加强研究机构的合作,提高口述史研究队伍的专业化水平;在收集口述资料时尽可能保证其科学性,在研究时注意兵团口述史研究的范围及对象等。     

海峡两岸的口述史研究与交流

1948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口述历史研究室的建立,标志着现代口述史学的诞生。经过50多年的发展,口述史学已经成为历史学举足轻重的分支学科,其研究方法被广泛运用,尤其在当代中国风云人物与重大事件的研究中,显示出独特的韵味与魅力,获得巨大的成功。海峡两岸的口述史研究起步较早,互访交流始于改革开放后的80年代,近年来有着更为密切的接触,两岸口述史刊物与口述史成果的交流也获得长足发展,标志着一个新的口述史研究热潮的到来。     

情感史:教育史研究的新视域

情感史研究旨在通过对人类社会历史参与者自身经历的事件,洞悉其情感表达,并解读他们情感体验背后的历史意义。作为教育史研究的新视域,开展情感史研究能转换教育史学研究范式,推动教育史研究重心下移;践行马克思主义人学思想,立足于人的主体性价值;强化教育史鉴今功能,给教育情感以历史观照;顺应国际史学发展趋势,拓宽教育史学研究思路与方法等。开展情感史研究,应以学校和家庭教育情感史为主题,综合运用历史学、人类学、心理学、神经学等跨学科的研究方法,树立大教育史观,注重记忆、回忆录、自传、书信等史料的搜集,采用教育叙事和口述历史相结合的表达方式。     

现代口述史从何谈起？——基于中国近代报刊“口述”文献的考察

现代口述史学诞生于1948年,现代口述史则应产生更早。现代口述史的“现代性”主要体现在工具、理论两大层面。工具层面体现在录音机的使用,起点始于1877年录音机之前身——留声机的发明。理论层面体现在对个人生活的记录及人对生活的理解,可追溯至狄尔泰“生命哲学”。考察中国近代报刊“口述”文献,可为探寻现代口述史之始提供线索:民国时期已有条件使用录音机采集口述史,有的口述史也体现出理论上的“现代性”。     

口述史:武汉城市社会研究的"活材料"

近年,随着城市史研究热潮跌宕,口述史进入社会文化的书写与阐释中,弥补了文献资料的不足。然而,面临材料匮乏之瓶颈的武汉城市史研究,却尚未重视口述史这一宝贵的"活材料"。虽然口述史存在局限性与搜集之难,但在武汉城市社会历史与文化研究中的价值日益凸显。只要我们沿着合理的路径操作,一定能繁荣武汉口述史,促进武汉城市社会研究的升华。     

口述史研究及其在中国少数民族地区的应用

本文拟梳理口述史研究的框架,涉及基本概念、组成部分、研究方法.通过口述史研究在中国少数民族地区(重点是贵州的少数民族地区)的应用,揭示口述史的民俗、民族和社会历史意义.     

口述史·口承传统·人生史

本文基于2006年10月在"西南地区民主改革口述史"研究计划培训会上的讲座写成.文章论述了口述史的国内外研究概况,阐述了人类学与口述史研究之间的密切关系.探讨了口述史与口承传统之间的概念区别.文章还借个人研究体会.指出了以事件为中心的口述史研究的局限性,论述了作者对于"人生史"研究的有关主张,及作者对于"西南地区民主改革口述史"的意义与学术价值的看法.     

布衣修史：晚明史学的一叶扁舟

史学的官方性格与民间性格之间的矛盾是中国史学发展的基本动力之一,反映史学民间性格的布衣修史现象就是一个重要表征,以官方与民间双重视野来省视这一矛盾有助于加深对中国史学发展路径的理解。在唐宋以降平民化趋势加剧的历史背景下,晚明布衣阶层话语权势增强。这有力地冲击了僵化的社会结构、没落的等级秩序和腐朽的身份体制,并深刻地波及史学领域。晚明时代,布衣寒士不仅积极主动地投身于历史创造,还饱满激情地致力于历史书写。“史在布衣”现象成为晚明史学平民化的标志,推动了中国古代史学由“官史”向“民史”的演进,在数千年来中国史学的辩证实践中具有显著的进步意义。     

历史是如何被表述的——攀枝花地区三国文化遗存口述史研究

在对攀枝花地区三国文化遗存的考察基础上,本文以口述史研究的方式对当地三国文化遗存与历史进行了分析。首先,对所搜集到的当地口述材料进行分类,分析话语是如何作为历史传播媒介的;然后,对这些话语背后的隐藏信息进行了深层次剖析,讨论了公共历史是如何作为一种政治文化、族群文化被建构,个体又是如何在群体历史中发挥影响;最后提出了一种与传统史学定义不同的"客观性",讨论了意义被赋予与确立的过程。     

口述史方法与中国少数民族妇女史研究

作为一种研究方法,口述史已被多个学科所采用.性别视角下的中国少数民族妇女史研究,也开始采用口述史的研究方法,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随着社会的变迁,少数民族妇女史口述史的研究方法,亦应在遵循大体原则的基础上有所改进,包括在语言习得、受访者的代表性问题处理、研究者与受访者的性别选择、对访谈关系的真实呈现以辨析口述资料的真实性等多个方面.口述史研究方法对中国少数民族妇女史研究有着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