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考

"步"是个汉字,却也是越人谓"竹筏"、"渡口"、"舟船停泊处"的汉音译写字。文章追溯了我国苏浙以南广大地区谓"渡口"为"步"的历史存在,进而追溯其来源。     

"山戎"考略

"山戎"的称谓,是和中华民族的"崇山"习俗相关联.而历史上北方各游牧部族如匈奴、东胡、蒙古,自古至今都传流着这一浓郁的民族习俗.所以"山戎"一词,是对古代中国具有浓郁"崇山"习俗的北方各游牧部族的"泛称".     

藏语广播电视新闻的"播"与"说"初探

"播"新闻并非有些人所说的那样是"明日黄花".在这个人们日常审美观念多样化发展的时代,广播电视新闻播音的形式必然呈现出多样化的态势."播"新闻具有权威性、鼓舞性、规范性等特点;"说"新闻具有贴近性、灵活性、缓冲性等特点."说"与"播"各有所长,同时也各有不足.具体的实践中,应根据不同的新闻内涵、栏目设置及频道特点,体现不同的播音风格.     

"勐"论

"勐"是中南半岛地区一个出现频率很高的地名,广泛分布于中国西南部傣族地区、越南西北部的泰族地区、老挝、泰国和缅甸掸邦地区,可以称这个地区为"立勐地带"."勐"的原义是"一片地方",后来衍生出"城镇、国家"的新意,成为了壮泰族群社会的一个行政机构和社会组织."勐"作为政权组织是由阶级对立而出现酋邦政权后,才开始存在于壮泰族群社会中的,时间大约是9～10世纪.     

论"伊朗"与"波斯"的区别和联系

"伊朗"与"波斯"是一对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概念,就词源、语言、历史、文化等而言,两者有不同的内涵与严格的区别;同时,在一定的范围内和某些场合下,两者的内涵又基本相同,甚至可以互相代替。一般而言,"伊朗"的范畴大于"波斯"。     

"东干"名称探源

历史上的"东干"一词曾用来指称我国西北地区的回民."东干"一词既不是突厥语"留居"、"转变"之意,也不是从"东甘"、"潼关"、"敦煌"、"东岸"之类的地名转变而来."东干"应是陕甘方言"东安"的音变,原指陕西东府地区,当地人(包括回民)以"东安人"自称,维吾尔等突厥语族借用来指称清乾隆年间以后迁入新疆的陕甘回民.同治元年回民起义首先在东府地区爆发,新疆维吾尔族和俄罗斯人遂用"东干(安)"称参加了起义的西北陕、甘、宁、新广大地区的回民,"东干"成为陕甘回民的别称之一.     

云南回族的他称--"潘塞"、"潘西"和"帕西"辨析

历史上云南回族马帮商人在云南境内外各条商道上不绝于途,不少人还定居缅甸和泰国.缅族称云南回族为"潘塞"(旧译"潘泰"),掸族称之为"潘西".在国内,西双版纳傣族称回族为"帕西".海外学者对缅语"潘塞"一词的语源争议不休,众说纷纭.本文论述提出(一)"潘塞"、"潘西"和"帕西"原为印度、缅甸一带民间对穆斯林的泛称,尔后用以称呼云南回族,三者系同一名词,仅读音有微小差异;(二)三者均由中世纪以来印度民间称呼波斯人的"帕尔西"(Patsi)一词演变而来.     

问难"族群"

考察近年来的"族群话语",我们发现了以下缺点(1)由于诸家在使用学术概念时不注意词义、词源和词用,也不注意同一个词汇在不同文化和国度的变异,且较少联系中国历史,尤其较少联系中国"民族"和"族群"话语的近代演变史,更缺乏足够的个案和国内少数民族表述的支持,结果,以印刷文字出现的讨论,大多成为西方话语或者西方话语的汉语代言.(2)缺少辩证和历时的观点,沉湎于"宏大叙事",束缚于功能论,受制于原生说,不能认识"民族"和"族群"的翻译话语,本质上是政治权力史,处在一个前后不同的、开放的变化过程.(3)由于学术上的急躁,有的作者对中外相关著述咀嚼不细,乃至误读、误用、误译、误批.     

"纳木依"与"纳"之族群关系考略

作者从历史渊源、宗教信仰、社会生活习俗和文学艺术等诸多方面,对"纳木依"人与如今以"纳西"、"纳罕"、"纳"等为自称的"纳"族群的关系进行了详细考证和论析,认为纳木依人与纳西、纳人是同源异流的关系.通过对他们的比较研究,可以深化对东巴教源流的认识,也有助于深入理解纳西族和藏族的历史关系及其变迁.对一个民族要有深入的研究,有创新之见,就必须打破囿于单一民族的研究习惯,进行跨民族、跨族群的比较研究,特别是对具有同源异流关系的族群进行深入细致的比较研究.     

"速"与"慢" ——有关"速食时代"设计观念的辩证思索

当下的设计已经走入了"速食化"的时代,伴随着中国巨龙经济的腾飞,中国设计市场势必引领全球的设计风向.但是,在面对设计是该遵循"速设计"还是该选择"慢设计"时,设计人仍面临着困惑.此文从辩证和发展的角度对"速食化设计"和"慢设计"进行对比、分析.进而对未来中国更适合何种设计理念做出有益的讨论.     

“回回”：历史解释与文化表述

历来对回族族称的解释仅限于正统的历史考证的方式。本文认为 ,虽然回族族称有其历史的客观性的一面 ,但在现实发展中又逐渐显露出其非历史的主观性的一面 :即作为文化主体的回民在特定文化氛围之中对自我的阐释 ,这些阐释体现在回族民间广为流传的故事、传说及回族学者的著述之中 ,并流行不衰。从历史的考证来看 ,回族族称的获得是一个历史的偶然 ;但在作为穆斯林的回民看来 ,这里体现着来自造物主的意志 ,即历史的必然性。这是一种自我的文化表述 ,其中体现了他们对自我的认知、对自我价值的肯定、对自我文化和生活方式的思考 ,是回族文化 (说汉语的穆斯林的文化 )的起点和终点     

秦、西汉的“内臣”与“外臣”

本文对文献记载中西汉政权处理民族关系时出现的“内臣”和“外臣”作了分析 ,归纳了它们在与中央政权关系上各自不同的特点。作者在分析云梦睡虎地秦简的基础上认为 ,秦简中的“臣邦”相当于汉代“内臣” ,“外臣邦”相当于汉代“外臣” ;并指出文献中的“羁縻”制度等同于“外臣” ,“葆塞蛮夷”相当于“内臣” ;同时提出“内诸侯”和“外诸侯”的称呼不适合于汉代分封和民族政策 ,应以汉代习称的“内臣”和“外臣”为准。最后 ,本文归纳了“外臣”向“内臣”转化的途径和原因 ,提出中央政权军事力量的壮大是完成此转化的直接动力。     

当代台湾的“原住民”与民族问题

当代台湾少数民族和民族问题 ,是大陆民族学界亟须深入研究的课题。本文以 2 0世纪 80年代初开始的台湾少数民族“正名”运动为切入点 ,分析了台湾少数民族经济社会生活的现状和问题 ,就台湾少数民族的政治诉求及其表现在民族问题话语中的误区进行了探讨 ,揭露了“台独”势力利用“原住民”问题分裂祖国的图谋 ,认为台湾一些人对所谓“南岛民族”的炒作实质上就是要宣扬服务于“台独”目标的“泛南岛民族主义”。     

清代满族文学与"京腔京韵"

清代满族人的汉语北京方言表达能力升至高水准,满族作家在文学创作中运用的"京腔"艺术性语言,也跟进于本民族的语言拓展,标示出高水准。清初满族刚刚登上汉语文坛不久,他们的诗人即一反中原文学引经据典、高深莫测之传统,蹊径独辟,是以天然、浑朴、俗畅、晓白著称;在中国文学的发展中,最能代表满人文学成就者,非满族小说莫属,其一以贯之的长处,也首推语言,曹雪芹《红楼梦》、文康《儿女英雄传》,以及清末大量涌现的满人京语白话小说,还有子弟书、八角鼓等俗文艺,无不引领中国近代早期白话创作风骚,开启现代"京味儿"文学先河之功用价值。     

“邦达昌”在康定设立商号后的第二次复兴

十三世达赖喇嘛时期,"邦达昌"是较早开始经营中国西藏与英印贸易的藏族大商家之一,西藏地方政府把出口英印的西藏羊毛列为专卖商品,"邦达昌"家族成为当时西藏地方政府经营羊毛的代理商。十三世达赖喇嘛圆寂后,"邦达昌"开始转向中国内地与西藏之间的贸易,并于1940年由邦达.多吉在康定设立了"邦达昌"商号,原来的中国西藏与英印贸易扩大到中国西藏、内地、英印三地,使"邦达昌"的经营规模比原来大了很多。而且,最重要的是"邦达昌"为汉、藏之间建立起良好的经济联系,从而促使汉、藏之间政治、文化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并充当战略性先导,在客观上为后来顺利和平解放西藏作出了巨大贡献。因此,此段历史对于"邦达昌"来讲是第二次复兴。     

觉醒又不能自拔的“多余人”

19世纪俄罗斯系列形象研究之一的“多余人”形象是俄罗斯文学画廊中极为特殊的一组人物群像。本文深入地探讨了19世纪俄罗斯文坛中出现的“多余人”形象的运行轨迹,较集中地反映了“多余人”的苦闷、探求以及不幸的悲剧命运。     

“民族牌”背后的理论透析

民族与国家的复杂关系决定了民族问题是影响当今世界民族关系、国家关系的重要筹码.制造和激化民族问题,在国家事务和国际关系中打"民族牌"悄然成为了一些国家追求本国利益最大化的偏爱手段,脆弱性理论、现实主义理论、民族纽带和族群政治竞争理论解析了"民族牌"功用的产生规律,了解这些理论无疑能够有助于深刻理解"民族牌"的目的和本质.     

合理发挥"两课"对民族师范生的道德牵引作用

我国许多少数民族地处边疆,教育文化发展比较落后,成为制约民族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要原因.师范院校的学生在毕业后多数从事基础的九年制义务教育,是具有鲜明职业倾向性的专业人才,因此民族地区的基础师范教育和教师起着尤为重要的作用;而道德直接关乎一个人的成长."两课"在高校德育课程体系中正以其计划性、正规性、显现性和隐含性等特点,对学生进行着思想和政治教育,体现出政治教育和道德教育的主动性和实效性.     

清初汗号与满蒙关系

汗,作为北亚民族首领的名号很早就开始使用了。在以往的研究中,没有充分注意到清早期最高首领名号的历史渊源和蒙古背景问题。本文试图从早期满蒙关系的角度,考察清初三位汗的汗号源流与背景。文章指出,汗号是通过蒙古各部传入包括满洲在内的女真各部的;不管亚洲东北部满蒙地区各部落的内部组织如何,他们在政治机构的构造上已经形成了共同的制度文化。     

对电影《花腰新娘》的人类学解读

本文把电影《花腰新娘》作为人类学"文化批评"的一个文本,将其看做现代传媒文化对民族传统文化的一种阐释,并从人类学的角度对这种阐释做了分析.文章考察当地人(花腰彝)如何解读电影中关于他们的文化和生活的信息,如何表达他们对其中的意识形态的态度,又如何围绕媒体来组织他们的社会文化活动及经济活动.文章同时提出了民族文化传媒化过程中需要进一步思考的一些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