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东汉程度副词的混同兼用

本文在分类描写的基础上,归纳了东汉单音节程度副词在表示不同程度量上分工不明的特点,揭示了程度量的连续性及其量化的相对性这一深层原因,并以此对程度副词兼表多级程度量加以再认识。     

《韩非子》否定副词研究

在《韩非子》所处的战国末期,否定副词之间的分工虽基本明确,但其严格性较之以前已明显减弱,相同用法的同一类否定副词之间的分布对立现象也已不明显,无论是表示一般否定的、表示禁戒性的,还是表示否定判断的、表示未然的,否定副词都有统一为“不”的倾向。在这一时期,词汇更加规范和稳定,也因此形成了很多能够延用下来的习惯用语和格式。同时,战国末期的口语中已有判断词“是”和“非”的萌芽。     

东汉注释副词连用的顺序和规律

副词连用是汉语史中常见而重要的语言现象,这一现象与副词的特点和功能密切相关.东汉注释是研究汉语史的重要语料,能体现中古早期汉语语法的发展和变化.以东汉注释的副词连用为研究对象,通过对连用现象的分析,发现东汉注释材料中副词连用的形式较原文更为多样、用例更为丰富,反映出较为严整的同现规律.     

上博简否定副词“弗”用法考察

对上博简否定副词“弗”的考察表明:“弗”字句的谓语主要是动词谓语,动宾结构做谓语可能是古语的留存;“弗”的主语多为在上者;“弗”在复合句中多处于后续句中,“弗”与“不”的连用有一定的规律。     

《左传》、《国语》否定副词比较研究

否定副词是汉语副词中的一个重要次类,在汉语表达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本文选取先秦时期的两部重要典籍《左传》和《国语》,全面梳理两书的否定副词系统,通过对两书否定副词的描写和比较,总结了两部书中乃至先秦汉语中否定副词的特点和用法。     

《战国纵横家书》与《战国策》中的否定副词“不”

据《战国纵横家书》语言的稳定性和《战国策》语言的动态性进行对比分析,可知随着语言的发展,否定副词“不”使用频率在不断提升,使用范围也日趋普遍、广泛。     

东汉译经中的双音节时间副词

本文在共时描写东汉译经中的双音节时间副词的基础上,从数量和频率、构词法、在现代汉语中的变化三个方面,对《史记》、东汉译经、《敦煌变文集》中的双音节时间副词作历时的比较分析,指出“证据确凿”的双音节副词至迟在东汉已正式产生,基本上形成了系统,为副词复音化研究提供了一些新材料,一点新认识。     

否定预设副词研究补白

张谊生认为在汉语中,对一个陈述的否定,实际上包括两种情况:一种是命题否定,另一种是预设否定。预设否定的否定对象不是命题本身,而是说话人和听话人共知的相关情况,即命题的预设(张谊生《现代汉语副词研究》,上海:学林出版社,2000年版)。例如:S1张三学了几年钢琴,但至今仍然一     

"白"类副词是具有特定预设的副词

关于现代汉语中“白”类副词具有“预设否定”功能 ,是“预设否定副词”的认识包含了对“预设”概念、特别是对该类副词语义功能的严重误解。本文对此进行分析辩正 ,指出该类副词的语义功能不是否定话语的预设而是使话语具有特定预设 ,这是该类副词的词义具有该预设 ,用于话语时即将其带入话语所致。     

疑问的否定性逆转及其无标记否定

在考察疑问与否定转化的方向性和起止点时，“逆转（Q→N）”是相对于传统研究的默认转化方向（N→Q）而言的。疑问的否定性逆转，是“疑问”向主观范畴的子类“否定”的回溯转化。疑问词的否定性逆转，是疑问词从基本的疑问标记到失去疑问标记到最后获得无标记否定的过程。疑问代词和疑问副词这两类句法疑问词的否定性逆转，与疑问标记实现为无标记否定的过程同步。就疑问代词而言，在否定命题主观化的过程中，疑问代词从主观活性成分到与否定词共存到最后挤走否定词并代替之，疑问代词从疑问标记向无标记否定的转化可从逻辑推断上得到支持。对疑问副词来说，通过语境吸收而获得的疑问语义、主观的否定的[+不确定性][+推测性][-结论]等词库语义特征以及语言的主观化规律，分别是疑问副词实现为无标记否定的前提条件、内在条件和必要条件。主观化是疑问发生否定性逆转的主要动因，由主观化推动的疑问词的无标记否定相对于“不/没”等有标记否定词，有可能是一种常态否定形式。     

东汉初年和末年人口数量

东汉初年和东汉末年的人口数量,史书没有记载,但这又是研究东汉人口史的重要问题。东汉初年和东汉末年,是社会剧烈动荡和人口锐减的时期。具体而言,造成东汉初年人口锐减的原因主要有战争死亡、严刑苛法死亡、灾荒和饥馑死亡、疾疫死亡等。东汉初年的人口数量只有西汉末年的约30%,即约有户367万、口1800万。东汉末年,人口再次大幅度减少,原因主要有黄巾大起义、董卓之乱、李郭汜之乱、军阀混战等战争因素引起的人口大量死亡,多次发生疾疫导致的人口大量减少。东汉末年的人口数量大约只有东汉永和五年的32%,即约有户310万、口1572万。     

东汉东晋时期大同的佛寺和佛教活动

大同地区在东汉和东晋时期就有寺院和佛教僧侣的活动。大同地区最早的佛教寺院应为建于东汉时期的通光寺。东晋释道安和慧远等高僧在浑源龙山的弘法,在中国佛教史上有划时代和里程碑的意义。著名的悬空寺有可能始建于东晋时期。大同佛教史应该引起史学界和佛教界的重视。     

东汉洛阳对周围环境的改造和利用

东汉王朝在建都洛阳过程中,对周围的自然环境进行了充分的利用和改造。东汉洛阳在都城选址和建设的过程中,充分考虑到洛阳周围的地形、土壤肥沃度、水资源、森林资源等因素;对周围环境的改造主要表现在阳渠的修建、苑囿的建设、关隘以及道路的修整等方面。东汉洛阳对周围环境的改造促进了洛阳的繁荣、城市的美观,同时也有一定的破坏作用。     

东汉洛阳城的特点及影响

都城作为一代王朝的政治中心(或兼具有经济、文化中心功能),在古代城市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作为都城发展史上具有关键作用的都城洛阳更具重要的意义。东汉洛阳的城市布局体现出继承性与儒家思想的影响。都城东汉洛阳城两宫(城)制度、礼制建筑独立成区等特点对后世又产生重要影响。东汉洛阳作为中国封建王朝都城发展第一阶段承上启下的转折点,在古代都城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     

东汉洛阳人口问题初探

东汉时期,官吏、军队等阶层的迁入、迁出使首都洛阳人口处在动态变化之中。皇室宗族、宫廷服务人员等构成东汉洛阳居住人口。根据文献记载分析,东汉洛阳地区人口约为50万。     

东汉小侯刍议

东汉明帝时就设立了"四姓小侯学",但人们对小侯之所指颇不一致。综合相关史料,小侯是一种对外戚所封的关内侯,也可以说是对外戚关内侯的一种习惯性称呼。     

试述东汉统治者的民本思想

东汉统治者将民本思想作为其定国安邦的统治思想,他们以“天应民心”为理论依据,提出“制君限臣”的实践理念,“足民”、“保民”、“治民”的实践措施,以及“以农为本”的操作原则,最终构建了民本思想的理论体系。然而,民本思想理论体系的内在问题决定了其在实际操作中的有限性。     

洛阳太学与东汉经学教育

洛阳太学的设立促进了经学教育的空前繁荣。光武帝刘秀对洛阳太学博士官的选拔非常注意 ,并不断完善对博士官的选拔制度。太学的发展 ,使京师洛阳形成了浓厚的经学文化氛围。东汉末“风俗之美”的形成、党锢之祸中党人的种种表现和太学生的政治参与意识等 ,无不体现了洛阳太学经学教育的社会效应     

东汉时期匈奴族的人口

根据有关记载推算,东汉和帝永元年间,南北匈奴的人口总数约有140万,这是我们所能推知的东汉时期匈奴人口的最高数。东汉前期北匈奴居住在漠北,南匈奴主要分布在并州、凉州、幽州的缘边诸郡。东汉中后期,匈奴人口逐渐内徙到今天的山西中部一带。东汉末年,一部分匈奴人被迁居到魏的邺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