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与中国文化

佛教作为以信仰观念为核心的多层次多形式的宗教文化,也是全面包容各种文化形态的综合文化。本文追溯了佛教传入中国的历史,考察了佛教传入的时代背景,分析了自佛教在西汉末年、东汉初期传入我国后,以自身的文化表现出对传统文化的强大渗透力,在其流传过程中对整个中国文化发生的极其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佛教景教与中国传统文化关系之比较

初传中国的佛教、景教既有向中国传统文化依附、妥协、调和的一面 ,又有与之相矛盾的一面。佛教以其积极的态度 ,合理解决矛盾。加之中佛文化在文化指归上的同一性 ,使佛教逐步中国化。而景教未能或难以做到这一点。     

关键在于有正确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 80周年的时候,作为教育战线的党员干部、社会科学工作者,在全面完整地理解与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同时,必须重点学习和领会在实际工作中如何坚持代表中国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问题。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是江泽民同志“三个代表”思想中非常重要而又富有新意的内容。把建设先进文化提升到加强党的建设、保持党的先进性的战略高度,把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作为党的先进性的重要标志,这是对我们党的思想建设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也是对人类社会与文化发展史的科学总结。 先进文化是人类文…     

佛教融入古代中国社会之原因的文化解释

佛教传入中国是中外经济文化交往扩大、加深的结果,采取的是地缘渗透的方式。佛教融入古代中国社会,是因为佛教传入时的中国社会与佛教产生时的古印度社会具有相似性;是因为佛教弥补了儒教和道教的不足,三者实现了互补;是因为佛教主动进行调适,积极适应中国社会。     

试论古代文化、现代文化与生态文化世界观和文化价值取向

古代文化世界观是一种建在直观体悟认识思维方式基础上的活力论世界观,其文化价值取向主要包含文化价值的自然取向和文化价值的整体性取向两方面;现代文化世界观是建立在近代物理学和数学基础上的机械论世界观,其文化价值取向主要是一种主体性文化价值取向,这种文化价值取向后来逐渐演变为一种人类中心主义;生态文化是对古代文化、现代文化的辩证发展,其世界观是建立在生态科学和系统科学发展基础上的自组织演化的世界观,其文化价值取向是对古代整体性文化价值取向和现代主体性文化价值的整合,强调人与自然、人与人、人自身的协调发展。     

文化空白与《红楼梦》佛教用语翻译

在翻译过程中,一些对原语读者来说显而易见的文化内容,对于译入语读者来说,却是难于理解的,极易在译入语中形成文化上的空白.俄国翻译理论家I.Q.Sorokin在研究文化及其国别特点时,提出了文化空白理论.宗教是文化密不可分的一部分.《红楼梦》这部中国古典文学巨著中存在着浓厚的佛教思想.本文以杨宪益及其夫人Gladys Yang的《红楼梦》英译本《The Dream of Red Mansion》为研究对象,从文化空白理论的角度,分析其中佛教用语的翻译策略.     

文化空白与《红楼梦》佛教用语翻译

在翻译过程中,一些对原语读者来说显而易见的文化内容,对于译入语读者来说,却是难于理解的,极易在译入语中形成文化上的空白。俄国翻译理论家I.Q.Sorokin在研究文化及其国别特点时,提出了文化空白理论。宗教是文化密不可分的一部分。《红楼梦》这部中国古典文学巨著中存在着浓厚的佛教思想。本文以杨宪益及其夫人GladysYang的《红楼梦》英译本《TheDreamofRedMansion》为研究对象,从文化空白理论的角度,分析其中佛教用语的翻译策略。     

梁启超对佛教的理性研究及其局限

从认识论的角度分析佛教的“五蕴论”及其对“无我论”的论证是梁启超对佛教的理性研究的主要内容。梁启超对佛教既持信仰又持理性分析的矛盾态度是对作为宗教的佛教在精神实质上与理智及科学存在着内在而深刻的矛盾的反映,这种矛盾最终使梁启超对佛教的理性研究不能彻底。     

佛教与中国古代文学的关系初探

佛教与中国古代文学始终保持着密切联系。一方面,佛教逐渐演变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特别是从文学上对人们的生活产生影响;另一方面,文学辅助佛教弘传并融汇于中国文化,两者相互作用,初始借文学以宣扬佛教,渐趋达到佛教意识,对正常文学式样的有机渗透,文学不再表面化地宣扬佛教教理,而是在其意境中把人们引向空寂的世界。     

江南僧诗的意趣情感及其文化因缘

僧诗和诗僧肇自江南,盛于江南,成为江南文化的一大特色和亮点。江南僧诗多以意趣取胜,清幽高逸,自在自然,迷心顿悟,万法皆空,常显出凛然的气骨,豁然的心胸,超然的精神,亦常有一种明丽,一种愉悦,一种活泼;其表达方式,借助江南山水风物,寓人心于物象,寄无相于现相,近而不浮,远而不尽,使人能触摸虚空,目击道存。江南僧诗亦常抒世俗情怀,对爱情的咏叹多用乐府体,这是江南民歌的历史传统,也是出家僧人的抒写策略;而抒发强烈的怀母情感,主要与江南区域地藏王菩萨崇拜有关;僧诗抒写友情,尤其对生离死别的理解,则见出江南僧人的文化性格。总体看,博学重教的区域传统造就江南诗僧的文化素养,审美主义的人文习尚引领僧侣的诗歌爱好,钟灵毓秀的山水自然提供艺术体验的最佳对象,活泼自在的生活情调使僧人的社会交往呈开放性特征,社会经济的发展加深了江南佛教的世俗化程度:正是江南区域的文化个性和现实生态,铸就了江南僧诗的独特魅力。     

论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习近平文化思想既有文化理论观点维度的创新和突破,又对文化工作布局作了新部署、新要求,标志着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为进一步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习近平文化思想蕴含着丰富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其中坚持人民至上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价值立场,坚持自信自立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精神气质,坚持守正创新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发展路径,坚持问题导向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实践原则,坚持系统观念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思想方法,坚持胸怀天下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境界格局。习近平文化思想是一个开放的和发展的理论体系,必将随着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建设不断丰富和完善。     

宗教与教化--略论中国佛教形成和发展的儒家文化因素

佛教传入中国的过程,是一种异质文化融入本土文化的典型过程。儒家思想是中国本土文化的主导和中心,其他思想形态都或多或少地受到它的影响。儒家思想自西汉董仲舒之后成为“儒教”,是一种伦理型的准宗教。在儒教的影响下,中国文化重综合、重直觉、重教化、重人文。佛教在独立发展的过程中,不得不适应中国文化的特点,改变自身的某些伦理观念与宗教习惯,形成了中国佛教的鲜明特色。     

南北朝时期佛教对法律文化的影响

南北朝时期,社会生活、佛教及法律文化的发展为佛教对法律文化产生广泛影响创造了历史条件。本土法律与佛教之间发生猛烈的撞击,进而互相渗透。在这一过程中,佛教不可避免地影响了南北朝时期包括法律思想、法律规范、法律设施和法律艺术在内的传统法律文化。     

宋儒的佛教识度与儒佛关系

正关于宋儒的佛教修养问题,历史上有过观点完全相左的评判,这种相左的评判逼迫我们思考:宋儒的佛教修养究竟是怎样一种情形?宋儒对佛教的认知、理解的范围和程度究竟如何?宋儒对佛教的评价是否准确?在探索这些问题的基础上,进而对宋代新儒学与佛教的关系予以参考性判断。著名历史学家陈寅恪对宋儒的佛教修养有过这样的评论:"宋儒若程若朱,皆深通佛教者,既喜其义理之高明详尽,足以救中国之缺失,而     

中国传统报应观与佛教果报观的差异及文化根源

中国传统报应观具有伦理性、家族性、现世性和功利性 ,保持印度精神的佛教果报观具有戒律性、个体性、出世性和精神性。中国传统报应观的终极关怀是果 ,企图通过好因获得好报 ,断绝导致恶报的因而力行可获善报的因。佛教果报论的终极关怀是因果之外的涅般木 境界 ,关注因是为了从因上断尽导致生死轮回的业报 ,最终摆脱因果 ,彻底解脱。差异产生的原因 ,在于古代中国和印度文化中存在不同的价值取向、关注领域、生命意识和思维特点。     

陈寅恪佛教研究的文化范式

在陈寅恪的中古民族文化研究中,佛教问题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涉及到晋唐佛学史、佛教与道教、佛教与儒学、佛教与政治伦理、佛教与语言文艺等方面。陈寅恪佛教研究最大的学术特色是,从佛经比较校勘出发,扩展到中古民族文化渊源探求中去。一方面寻求佛教文化本原,另一方面探求佛教传播中的文化适应,由此提供了一种全新的比较文化渊源研究范式。     

中国隐逸文化的嬗变——以魏晋南北朝佛教为中心

佛教和中国隐逸文化都有强烈的出世性,因此,佛教在传入中国后便与传统隐逸文化发生"剧烈的化学反应",对中国隐逸文化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尤以魏晋南北朝时期,渐趋兴盛的佛教对传统隐逸文化带来的改变最为显著。在隐逸思想与佛教思想的双重影响下,出现了佛化隐逸组织,山林佛教就诞生于此。中国的隐逸文化也是在佛教义理的影响下才走向成熟。隐逸思想与功名划清界线,间接导致出家僧尼数量的增加,佛教的兴盛也与此有很大关联。     

从“六祖革命”到“人间佛教”:中国佛教人文精神的建立

印度佛教的一个重要特征是以“佛”为本。中国佛教虽来自印度,但经过禅宗慧能的六祖革命,却实现了由“佛本”到“人本”的转变,这一转变宣告了佛教中国化历程的完成。至近代,太虚大师等人致力于佛教改良运动,将传统重“神”重“死”的佛教改造成重“人”重“生”的“人生佛教”,实现了由“人本”到“人生”的转变。到现代,以赵朴初为代表的佛教界人士在新形势下弘扬“人间佛教”,倡导“去恶行善”的道德精神、“平等慈悲”的平等精神、“利乐有情”的利他精神和“人间净土”的现实精神,而这些精神均体现了一种人文关怀和人文精神。所以由近代“人生佛教”向现代“人间佛教”的转变,标志着中国佛教实现了由“人生”向“人文”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