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黑恶势力的刑事法律意涵探析

随着信息网络技术的广泛应用,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的黑恶势力犯罪在“组织结构、逐利目的、行为方式、危害作用范围”等方面出现了新变化,一定程度上对刑法规范体系造成了冲击。在揭示传统黑恶势力犯罪与网络黑恶势力犯罪之间存在包容与被包容关系的基础上,肯定现有规范体系的适用性。同时,针对网络黑恶势力犯罪的类型构造和特征变化,应在刑法解释层面进行适度拓展,使其能够及时有效回应网络黑恶势力犯罪的新情况。     

当前黑恶势力对基层政权的侵蚀解析

黑恶势力对基层政权的侵蚀主要表现在:另立“权力中心”,分割基层权力;以暴抗法,干扰基层政权的正常运行;拉拢政府官员,腐蚀基层权力;暴力威胁或操纵选举,夺取基层政权。基层政权是整个国家权力的基础,黑恶势力的存在与发展严重危害基层政权的稳固和运行。在严厉打击黑恶势力犯罪的同时,应切实加强基层政权建设。     

我国黑恶势力的罪恶行径与治理

黑恶势力是指在相对固定的区域或者行业内,形成违法犯罪势力,大肆实施多种违法犯罪活动的纠合性违法犯罪组织或群体。其罪恶行径表现在以下八个方面:一是重要成员固定,组织严密,有行动准则和残酷“家法”;二是组织人员和规模发展迅速,其势力范围日益扩大,并且插手政界事务;三是手段残忍,滥杀无辜,罪恶累累,罄竹难书;四是向经济领域渗透,依靠暴力掠夺,迅速增强实力;五是寻求“保护伞”,黑白勾结愈演愈烈;六是登上政坛,披着“红色长袍“,大干黑恶势力勾当;七是插手基层选举,培植“代言人”,侵蚀镇、村政权;八是境外黑社会渗透加剧,与境内黑社会势力相互勾结,犯罪日益多样化和严重化。针对我国黑恶势力的种种罪恶行径,应采取如下治理措施:一是面对现实,加强犯罪研究,搞好社会治安;二是狠抓“严打”,认真进行总结,汲取以往的经验、教训;三是狠抓“打黑除恶”的防控工作;四是在全社会形成“打黑除恶”的氛围。只有如此,才能有力地维护当前社会的和谐稳定。     

论我国有组织犯罪的特征及对策——以“文强案”为视角考量

随着我国社会各个领域发生的深刻变化,有组织犯罪愈显猖獗,并且已经发展到中级形态,这对我国的治安状况是个严峻的考验。2009年的“文强案”凸显出我国当下有组织犯罪与黑恶势力的新特征。我们必须对症下药,从社会反腐、行业监控和完善法律几个方面来应对日益严峻的有组织犯罪。     

政治学视野中的黑恶势力犯罪治理

从政治学的视角来看,黑恶势力犯罪严重破坏政治秩序、诱生并加速政治治理机体的腐化、严重削弱党和政府的政治权威、降低了公众对政治治理的认同感。正是基于对当前黑恶势力犯罪严重政治危害性的深刻认识,党中央将扫黑除恶作为一项重大政治决策,以期弥补政治治理本身存在的制度缺陷,控制政治治理被黑恶势力染指的风险,阻却黑恶势力介入政治治理的途径,为治理目标的实现提供坚强的制度保障。     

黑恶势力犯罪的数罪关系与处断

对于黑恶势力犯罪的数罪处断,首先必须厘清黑恶势力犯罪的数罪关系,然后才能选择恰当的数罪处断规则,做出符合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处断.黑恶势力犯罪的数罪关系可分为有关联的数罪关系与无关联的数罪关系.有关联的数罪关系包括法条竞合关系、想象竞合关系、牵连关系和吸收关系,而无关联的数罪关系是指不存在这四种关系的数罪关系.对于无关联的数罪,应实行数罪并罚;而对于有关联的数罪,一般不数罪并罚,应根据具体的数罪关系形成的罪数形态确定处断规则.     

黑恶势力犯罪的行为特征分析

犯罪行为是犯罪心理的外化,黑恶势力犯罪的行为特征主要表现为:犯罪行为的多样性; 犯罪行为的疯狂性和暴力性;犯罪行为的隐蔽性;犯罪行为的狡诈性;犯罪行为发展的渐进性;农村黑恶势力犯罪行为具有地缘性、亲缘性和纠合性的特点。     

黑恶势力利用“软暴力”犯罪的若干问题

关于黑恶势力“软暴力”的规定方式、“软暴力”与暴力性手段的关联程度、“软暴力”手段的阶段性特征和恶势力的制度定位,最新规范文件与既有规范文件的规定有所不同.在当前“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中,一种颇具代表性的司法观点认为,“软暴力”可以是恶势力形成的基础性手段,恶势力利用“软暴力”实施的犯罪,无须以暴力性手段为基础,更无须以暴力随时付诸实施为条件.在“恶势力”已成为半正式制度的背景下,应当以法治思维为基础,以对规范的实质解释为方法,以刑事政策适时调整的妥当性为基准,明确恶势力及其利用“软暴力”犯罪的认定规则:以暴力性手段为基础,或者暴力性手段在全部违法犯罪活动中具有支配性影响力,是认定恶势力的必要要件,也是恶势力构成具体犯罪的手段特征.涉刑事案件的“软暴力”,分为黑社会性质组织的“软暴力”、恶势力的“软暴力”与普通刑事犯罪中的“软暴力”三类,各有其特征,应分类判断,不可混淆.     

黑恶势力案件中特别没收的疑难问题研究

黑恶势力案件涉案财物的规范认定和处置是当前"扫黑"与"断血"并重刑事政策的基本要求。其中作为附加刑的没收财产和罚金需严格依照分则法条来裁量,而关于违法所得、违禁品及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的没收,理论上可统称为特别没收,实体和程序规范不足,与黑恶势力案件的复杂因素叠加,成为司法实践中的疑难症结。     

扫黑除恶的福利效应——基于居民生活满意度的实证研究

黑恶势力是社会毒瘤，严重危害着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降低了居民的安全感和幸福感。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6年度数据，从居民生活满意度视角检验了黑恶势力对居民福利的影响，结果发现地区黑恶势力犯罪会显著降低居民生活满意度。机制检验发现，黑恶势力能够通过阻碍居民经济价值实现、降低居民自身发展预期和心理健康水平、恶化地区治安环境和政府治理绩效的渠道降低居民生活满意度。异质性检验发现，黑恶势力在经济欠发达、人力资本较低、法治基础薄弱和公共安全投入较低地区的负效应更大，对农村、低收入和低学历居民造成更严重的福利损失。这一发现从居民福利角度为扫黑除恶专项行动提供了理论依据，为建立常态化扫黑除恶机制提供了指导，对进一步提高居民福利水平具有重要意义。     

论我国有组织犯罪的特征及对策——以“文强案”为视角考量

随着我国社会各个领域发生的深刻变化,有组织犯罪愈显猖獗,并且已经发展到中级形态,这对我国的治安状况是个严峻的考验。2009年的"文强案"凸显出我国当下有组织犯罪与黑恶势力的新特征。我们必须对症下药,从社会反腐、行业监控和完善法律几个方面来应对日益严峻的有组织犯罪。     

我国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解析

当前 ,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危害极其严重。它具有组织性、反社会性、暴力性、经济性、垄断性、地域性、腐蚀性、政治性、扩张性、职业性等特点。这种犯罪在我国改革开放的形势下产生 ,有其历史原因、经济原因、政治原因、思想原因、社会方面的原因、文化原因、国际原因。打击这类犯罪 ,应完善专项立法 ;强化社会控制 ;落实综合治理 ;成立打黑专门机构 ;坚持斗争的持续性 ;铲除黑恶势力的后台 ;加强国际间合作     

论追诉时效的几个问题

追诉时效是刑法中的一项重要制度,其主旨是犯罪实施后经过一定时期不再追诉。但因刑法中规定了追诉时效延长的例外,在扫黑除恶专项行动中,多年前所犯罪行往往被作为黑恶势力犯罪一并予以追诉。因此有必要深入研究追诉时效制度特别是刑法关于延长追诉期限的规定,正确理解追诉时效制度的精神,以便更好地发挥追诉时效制度的作用。本文在论证追诉时效制度设置的基本精神的基础上,辨析了追诉的基本含义,并结合司法实践对延长追诉期限的各种例外情况进行了具体的分析论述。     

发生学与结构学视野下的犯罪构成

对应着主客体的对应关系,犯罪主体的构成要件地位应予肯定,且可通过“逻辑起点”、“必要要件”与“首要要件”来描述其犯罪构成地位。作为犯罪主体的实体内容,刑事责任能力是指实施犯罪行为并承受刑事责任的行为能力。作为一种“相对恶的意志自由能力”,刑事责任能力具有“相对恶的意志自由性”这一属性,且其本质是“刑法规范违反性能力”或“刑事违法性能力”,是由“犯罪能力”到“受刑能力”的“过程性能力”和“结构性能力”。刑事责任能力不仅是“犯罪构成主体要件的核心”即犯罪构成“逻辑起点”的“核心”,而且是刑罚论最基本的“主体性前提”。在四要件犯罪构成中,犯罪客体必要性是主客体对应的哲学结论,是“社会关系法”的当然结论,是犯罪客体解释力的当然结论。犯罪客体的分类与分层是两个不同的问题。犯罪客体可进行同类客体层面的分类和直接客体层面的分类:前者是发生在“国家法益的犯罪”、“社会法益的犯罪”和“个人法益的犯罪”内部;而后者可采用数量多寡、载体形式等标准进行。特别是复杂客体,应予以“手段性客体”与“目的性客体”或“原因性客体”与“结果性客体”的结构性把握。至于所谓“随机客体”等,是需予澄清的“伪客体”。由“总客体”到“同类客体”再到“直接客体”,是犯罪客体的内容分层;而由国家层面的犯罪客体到社会层面的犯罪客体再到个人层面的犯罪客体,是犯罪客体的社会结构分层。犯罪客体的分层对应着犯罪客体的结构性,映现着刑法分则体系的体系性及其完备性。      

青少年犯罪的非理性因素及预防对策

近年来,青少年违法犯罪已成为一个严峻的社会问题。伤害、流氓斗殴、抢劫、黑恶势力团伙、吸毒贩毒、卖淫,几乎每一样都有他们参与。而且犯罪率居高不下。根据这一实际情况,政府也采取了大量的事前预防和事后治理的有力措施。但笔者认为,针对青少年犯罪的非理性因素的探讨,还很有必要。任何一个犯罪主体都是一个有一定认知能力并有意志、有情感的统一整体。他的心理意识要素会参与到犯罪行为中,对犯罪行为的形成发生作用。从青少年还是未成年人这一特定年龄特征着,其犯罪的主要因素是受本人的生理、心理的非理性因素调节、控制的。所…     

我国法人不宜成为犯罪主体

本文通过对外国实行法人犯罪主体制度的条件分析,对我国现实特定社会条件的考察,指出我国法人尚且未能在经济领域中很好地承担其经济责任,在法律上让其作为犯罪主体承担刑事责任,更是脱离实际。从刑罚的效果来看,要解决“法人犯罪”问题.惩罚参与“法人犯罪”的自然人才是关键,把法人作为犯罪主体来惩罚并不能有效地抑制“法人犯罪”。     

试析间接故意犯罪的构成要素

在对犯罪主观因素的考查中,间接故意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对其认定因素中的“明知”和意志因素中的“放任”的理解,应该建立在对危害结果的不确定认识即“可能性认识”上,反之．如果行为人对危害结果持确定态度就超出了间接故意的范畴。由此也可推知,间接故意犯罪不存在犯罪预备、犯罪中止、犯罪未遂等问题。     

人体器官移植犯罪的立法思考

人体器官移植犯罪主要包括人体器官买卖罪、强制摘取人体器官罪、非法使用尸体罪和异种器官移植罪。我国刑法对此类犯罪存在立法缺失,是导致这些犯罪日趋增多的主因,因而刑法有必要对这些新型犯罪进行规制,并将其分别置于刑法分则第四章“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和第六章“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之中。     

解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刑事政策,它的含义可以从“宽”、“严”和“济”三个方面来理解：“宽”就是对轻微犯罪,包括偶犯、初犯、过失犯等主观恶性小的犯罪,处罚更轻;“严”是指对严重犯罪更长期地、更多地适用监禁刑;“济”是指以严济宽、以宽济严。其产生的依据包含反思严打刑事政策的现实依据和科学认识犯罪必然性以及刑罚功能的有限性的理论依据两个方面。实现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需要从刑事实体、程序以及刑事执行三个方面来加以考虑。     

西部开发之刑事法治问题探索

西部地区有其独特的“区情”,要为西部大开发创建良好的刑事法治环境,就必须考虑其传统的地域法律文化、多样的犯罪诱惑因素和落后的司法实际状况等具体“语境”,从而讲策略地准确打击犯罪和分层次地有效预防犯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