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织化动员”失效的制度逻辑——一个“城中村”改造中地方政府的民族志研究

"城中村"改造的个案研究表明,地方政府延续了计划体制下的"组织化动员"方式.一方面,地方政府是一个结构完整、联系紧密的组织系统,上级政府往往通过"行政压迫"方式来动员"体制内"的下级政府或部门,但是,表面上按科层制规则运作的地方政府内部实质上存在明显的"自治区"现象,让政府有关制度的产生或执行过程变成了不同部门之间"讨价还价"的利益竞争过程,降低了地方政府的行动效率.另一方面,地方政府同样用"体制内"的"组织化动员"方式来动员"体制外"的村集体组织,但村集体作为一个独立的"法人组织",与地方政府之间已不存在计划体制下的权力依附或资源依赖关系,其不仅不屈从于地方政府的行政命令,反而充分利用地方政府内部的"自治区"现象来扩大与地方政府博弈的机会空间,导致地方政府用"体制内"方式动员"体制外"资源的能力明显弱化.如此,地方政府自上而下不支付经济成本的"组织化动员"走向失效.     

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与地方政府和村集体的博弈

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流转必触动既得利益者,特别是地方政府和村集体。通过构建完全信息动态博弈模型,运用逆向归纳法分析两者在上市中可能的决策倾向,有利于解释现存制度不足。研究表明,在现存税收、土地制度下,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会受到地方政府阻碍;要达到政策预期改革效应,须改革税费,提高征地成本,同时修订和补充现行物权法、土地管理法、税法和城市房地产管理法中涉及流转及利益分配原则和程序的条款,建立初次流转增值归公和城乡一体土地税制,为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提供制度保障,实现和规范博弈利益的分配。     

城中村改造“卖地筹钱”的隐忧

城中村被认为是城市发展中的疤痕。广州2000年开始改造城中村,但因费用高昂等原因一直没有实质性的进展,直到2007年猎德村改造样本出现——卖地筹资。2009年10月20日,广州琶洲村又拍卖了土地给开发商。但卖地筹资弊端已显现,原本拥挤的城中村,在划地拍卖后,只能提高容积率,以达到经济平衡。改造后的城中村是否会更拥挤,成为一个隐忧。     

我国城市化进程中“城中村”的形成与改造探析

"城中村"是我国快速城市化进程中的一种普遍现象,其存在严重影响了我国城市化进程。"城中村"的形成原因有很多,其中最根本的是传统城乡二元管理体制的存在。"城中村"的存在也带来了诸多的问题,国内外学者对于"城中村"的改造进行了一系列的探索。本文针对"城中村"形成的原因和存在的问题,结合国内外"城中村"改造的模式与经验,提出了进行"城中村"改造的建议与对策。     

基于参与式发展的“城中村”改造研究——以云南省昆明市F村为例

"城中村"是城市发展到一定阶段的特殊现象,解决"城中村"问题,让"村民"融入城市生活,是城市发展必须面临的一个课题.目前"城中村"的改造研究主要集中于解决普遍问题的对策层面,并未考虑"村民"的个体发展及其实际参与程度.本文结合"城中村"改造中社会工作的作用,通过对云南省昆明市F村的调查,剖析该社区的特征和改造需求,提出参与式发展视角下的改造理念和实践建议,并探索适应我国"城中村"改造需求的社区社会工作模式.     

“城中村”改造与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保护——以昆明市子君古彝村为个案

随着昆明市城市化建设步伐的加快,"城中村"改造中面临的各种问题也日益突出,其中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保护就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居住在滇池东岸的子君村是彝族支系子君人世代聚居的少数民族村落,迄今仍保留有古老的彝族文化,但是在昆明新的"造城"运动中,子君村原有的土地不断被征用,民族文化也面临岌岌可危的境地。民族地区的"城中村"改造应该更多的关注民族传统文化保护的重要性,文化多样性是城市产生、存在的根本,有益于地方秩序稳定和城市的可持续发展。     

农业产业化中地方政府与龙头企业的博弈分析

我国农业产业化发展处于初期阶段,政府在农业产业化中成为一个特殊的利益主体;特殊之处在于它追求双重利益(自身利益和地区利益)的实现。但由于信息不对称、以及政府效用短期化,使得政府与龙头企业间的博弈结果,呈现为政府利益与地区利益的不一致,对农业产业化发展造成不利影响。本文通过政府与龙头企业间的博弈模型来说明上述观点,并结合模型提出相应的建议。     

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中地方政府的角色定位——以农民权益保护为视角

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既强调市场机制的高度参与,也需要地方政府主导。这一制度现实决定了入市必须处理好市场化改革中的政府角色转换问题。唯有在公共利益最大化制度目标下,以农民权益不受损为前提,综合考量粮食和生态环境安全、土地资源可持续发展等现实诉求和界定标准,将地方政府从角色明确和角色回避两个维度进行定位,方能处理好市场和地方政府在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中的关系。     

“圈地运动”——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之间的利益博弈

多年来,在城镇化的口号下,地方政府在"发展经济"的旗帜下被商业利益推动,引起一股"圈地运动"的热潮。"圈地运动"造成了严重的后果,违背生态发展的规律、并以牺牲农业的发展和子子孙孙的利益为代价,甚至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中央政令不同程度的扭曲。这不仅是地方政府的原因,中央政府制度的不完善也起着关键性的作用,是两者利益相互博奕的结果。     

中国地方政府合作的博弈分析:困境与消解

中国地方政府合作流于形式和缺乏稳定性反映了区域共同利益与地方利益博弈的困境。囚徒困境模型分析表明:困境的根源在于合作过程中机会主义的存在和短期利益的诱惑。猎鹿博弈和重复博弈分析表明:建立有效监督约束机制和合理利益分配机制,培育信任机制,坚持对背叛行为的惩罚可以战胜短期背叛利益的诱惑。推动地方政府合作向纵深发展需要发展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加强上级政府对地方政府合作的引导和激励,构建良好的制度环境。     

东北地方政府创新动力之现状、原因与对策——基于“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的分析

地方政府创新动力为其创新行为提供了直接行动理由。同时,对地方政府创新动力的探讨是国内外致力于研究政府创新的学者不断挖掘的重要议题之一。不同的地域受其自然条件、资源禀赋、社会环境、民族文化等因素的影响,地方政府创新动力并不完全相同。笔者在深入分析东北地区地方政府参与"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情况的基础上,从现实的角度出发,对目前东北地区地方政府创新动力现状加以述评,得出东北地方政府创新动力相对匮乏之结论,并在解析原因的同时,有针对性地提出增强东北地区地方政府创新动力的对策。     

地方政府推进“以房养老”的困境与对策分析

目前,我国正在快速地步入老龄化社会,养老危机对地方政府的养老责任形成了挑战。而作为新兴养老模式的“以房养老”,对传统的养老模式是一种良好的补充,在提高老年人的经济收入和生活质量的同时,还可以缓解地方政府的养老压力。但是地方政府推广“以房养老”的过程并不顺利,通过分析地方政府在推进“以房养老”的过程中遇到的困境来明确地方政府应当承担的责任,并找到解决这些困境的对策。     

地方自觉与乡土重构：“淘宝村”现象的社会学分析

“淘宝村”的兴起与发展,是网络全球化背景下传统乡村转型的地方自觉运动。从结构、社会和个体等3个层面分析“淘宝村”形成和发展的机制,得出“淘宝村”不仅遵循着技术理性导向下的农民集体行动逻辑,而且具有更为现代的生产和〖JP+1〗生活组织形式,且具有地域生产力再造和社会转型的价值。进一步,通过采用事实观察和实地调研的方法,分析“淘宝村”存在的制度设计、产业结构、关系重组和区域失衡等方面的问题。最后从地方自觉、生产力分工、主体价值和乡土重构等多重视角,思考如何实现“淘宝村”的“有序发展”。     

理性选择制度主义视角下被征地农民与地方政府的结构博弈分析

被征地农民与地方政府的征地博弈实质上是一种结构博弈,整体遵照"制度—结构—行动"的路径展开。围绕征地的相关制度安排所形成的"先赋博弈结构"导致了被征地农民与地方政府地位的非对等性,最终使农民成为征地博弈和城市化的最少受惠者和利益最大受损者。要避免征地博弈中农民利益受损,关键在于构建适当的制度安排,在有效制约政府权力的同时,让农民的利益诉求能够通过正常的制度性途径反馈到政府决策中,在制度及其设计中拥有适当的话语权。     

服务型政府构建中地方政府服务质量：缺口与完善——基于RATER指数五纬度的分析

服务型政府是以服务为宗旨的政府,完善地方政府服务质量是构建服务型政府的重要内容。RATER指数是世界公认客户服务质量评估工具,其同样适用于地方政府服务质量的评估与完善。从RATER指数的五个维度——信赖度、专业度、有形度、同理度、反应度,探究完善我国地方政府服务质量的路径,从而为进一步提高我国地方政府服务水准、构建服务型政府提供新的视角和方略。     

“树亮点”:基层治理中政策信息环境的塑造——G镇打造“亮点村”的案例分析

村社社会资本是基层政府政策调配和落地的客观条件。基层政府的层级性和科层属性使其并不能够直接了解村社层面的政策信息环境,因而导致政策精细化遭遇困境。而村社主动展示“亮点”,能够为基层政府的政策调适提供必要信息,形成以村社为核心从下至上对科层组织注意力的反向吸纳。在G镇的“亮点村”案例分析中发现：(1)村社通过聚焦基层政府的项目预期方向,对接村社条件禀赋,并细化政策目标价值的真实性、本土性,能够作为亮点绩效来获得科层组织青睐;(2)村社通过自我动员有效解决了项目落地的前置难题,抑制了科层主导项目分配的信息障碍,使得政府获取政策绩效的风险降低;(3)科层的属事责任压力使其必然要注意到村社社会资本对于政策执行的积极作用,因而采取对接村社需求的方式来达成积极合谋。村社通过展示“亮点”来吸引科层项目分配的注意力,使得政策分配更为聚焦,调适了政策精准度。此现象是我国基层政府治理中政策目标与社会需求对接的一种逆科层的实践,体现出政策民本主义价值。     

土地制度和中国特色城市化模式——对“地方政府公司化”理论的反思

“地方政府公司化”理论框架难以完全解释建立在中国特色土地公有制基础上的城市化模式。基于“新苏南模式”的经验研究表明,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城市快速发展秩序背后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土地制度的优越性。地方政府通过征地制度,把土地作为公有生产资料投入到经济建设中推动经济的现代化,形成政府主导的、公共性的城市开发体制。同时地方政府不断改革完善征地补偿制度,保障被征地农民普遍、公平地实现市民化,促进以人为核心的城市化,形成城市开发的社会基础。苏南的经验对全国后发地区有重要的启示意义,我国土地制度构建了中国特色的又快又好的城市化模式,不仅促进了城市快速发展,而且有利于国家和农民新型关系的形成。     

地方政府创新可持续的困境及反思——基于Y县“农村社会工作本土化”的案例分析

围绕Y县"农村社会工作本土化"这一创新案例研究发现,农村社会发展的倒逼、国家政策试点的引导及学者型官员的强力推动,是地方政府创新的结构化动力。政府体制资源的整合、创新的结构性扩展、创新的扩散及再生产是地方政府创新的运作机制。但压力型体制下地方政府创新动力的弱化,导致公共服务下乡背景下社会需求脱耦的内在困境。为推动地方政府创新可持续性发展,需要探索"互嵌式治理"的创新路径。     

地方政府数字化转型的变革逻辑与路径演进——以北京市“接诉即办”数字治理改革为例

作为现代科层制政府与信息技术相互融合所形成的新型政府管理形态,数字政府是新时代信息技术革命的高质量产物。在以网络化、数字化、智能化为主要特征的数字文明时代,全球各主要国家和地区纷纷进行数字政府的战略部署,加快推动政府数字化转型进程。我国数字政府建设实现了与西方发达国家从跟跑、并跑再到领跑的角色转变。在以市民诉求治理驱动的数字政府建设中,北京市“接诉即办”数字治理改革突破了党政体制下基层治理条块分割的制度藩篱,构建起了精准高效的数字治理平台与机制,实现了政府治理从以行政为中心到以人民为中心的转变和演进。以数字化驱动政府治理现代化,以技术赋能引领治理制度体系变革,防范和避免数字化转型陷阱,是适应数字化时代经济社会巨大变迁的应时之举,更是打造组织更协同、管理更高效、服务更优质的现代政府的必由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