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企业的权力生产及其政治影响

人类社会漫长的政治发展进程中充满了权力生产与权力转移现象。随着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作为人工智能技术关键成分的数据与算法,逐渐成为权力生产的新要素,谁掌握更充分的数据和更先进的算法,谁就可能拥有更多或更大的权力,技术的赋权效应得以彰显。技术赋权可能催生新权力主体,权力转移现象可能再度发生。人工智能企业既因为在数据与算法方面拥有独特的技术优势而内生出部分权力,也因为为国家治理提供技术辅助而另外获得部分权力,可能成为与国家相媲美的新权力中心。人工智能企业的权力增长,可能促使国家治理权力结构从传统的单中心结构变为多中心结构;与此同时,由于人工智能时代的国家治理越来越倚重人工智能企业提供算法支持,而算法可能出现失误,加之“算法黑箱”和卸责链条的存在,因此人工智能企业的权力增长还可能消解权责同体的基本政治规则,引发权责分离现象或者说国家治理问责难题。新权力中心在多大概率上会出现,既取决于国家与人工智能企业的技术实力对比,也取决于国家治理对人工智能企业的技术依赖程度。应对人工智能时代的权责分离现象或者说问责难题,除了促使人工智能企业高度自律,还需要国家匹配备案与试点制、随机抽查检验制、服务积分制等制...     

智能时代政策合法性的时间约束与算法优化

合法性是政治科学研究中绕不开的重要议题.时间秩序为政策合法性的建构逻辑提供了基础性的参照,也在政策合法性的现实建构过程中产生结构性的约束.随着人工智能时代算法治理图景的拓展,人工智能算法权力作为一种新的技术权力形态,对于突破政策合法性的时间约束和实现政策合法性的优化具备现实的可能性.算法权力带来了时间观念的压缩、解构了时间规则的约束,也在重构时间策略的机制与模式.步入人工智能时代,数据赋能下的算法权力更是凸显其优化政策合法性的实践价值,在充分利用算法权力的技术优势的同时,应当审慎地规避技术越位的风险,推进技术进步、合法性提升与政治文明走向深度融合.     

技术置换权力：人工智能时代的国家治理权力结构变化

数据与算法在人工智能时代成为新的权力生产要素,技术置换权力机制得以开启,权力流动更为灵活和频繁,国家治理权力结构将发生多面向变化。超级企业的出现使国家治理权力主体组成从国家单中心结构转变为多中心结构;枢纽部门的出现使国家治理权力部门格局从散点状结构转变为伞面状结构;领头国家的出现使人工智能弱国的国家治理权力空间配置从整块式结构转变为翘板式结构。人工智能时代的国家治理充满变数,权力流动背后的责任匹配与技术霸权问题有待思考,面向未来的国家治理预判值得期待。     

人工智能时代的算法权力：逻辑、风险及规制

人工智能时代已然到来,具备自主学习能力和预测能力的智能算法开始由虚拟空间向现实空间延伸。算法已不仅仅是特定的技术,更是社会权力运行体系中的重要变量。掌握算法的企业和组织利用技术优势,把控社会的信息及资源,引导政府的决策,形成了一种非国家力量的“准公权力”。算法权力是泛在的权力关系,遵循商业逻辑、偏好原则、技术理性和隐性运行四大规则,可以影响甚至代替公权力进行决策。算法权力缺乏监管,过度的资本化和黑箱化消解了政治正义,催生了制度羞辱,并且导致了权利保护的危机。防止算法权力的异化,建立良序的网络空间,需要以政府干预弱化资本依赖,以法律规制限制算法偏好,以算法伦理保障人的价值,以外督内审显化权力运行,从而构建完善的算法治理体系,保障社会的公平正义。     

网络政治认同异化归因及其优化

网络政治认同是政治认同的组成部分,是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标志。网络政治技术是网络政治认同的最终决定力量。大数据、人工智能、算法、社交机器人异化使网络政治认同发生变异。网络技术带来的虚拟性、自由性、平等性、碎片性、互动性和乌合之众性造成了网络政治认同的复杂性和易变性,给网络政治认同带来困局。增强网络政治认同,需在技术、资本、权力、权利四者之间形成互动平衡的合力,加强科技伦理建设、法治建设和制度规则建设。     

技术竞争与权力流动：人工智能时代国家治理权力的空间配置变化

疆域构成国家治理权力活动和流动的空间边界，任何国家都不会轻易允许其治理权力流出到疆域外。新一轮聚焦于人工智能的全球科技竞争浪潮的兴起会促使“超级国家”出现。“超级国家”可以通过数据与算法输入、技术援助、芯片控制等方式置换人工智能弱国的部分国家治理权力，使得人工智能弱国的国家治理权力空间配置形成一个翘板式结构，即一部分配置在本国疆域内，一部分配置在“超级国家”疆域内；翘板的倾斜方向取决于人工智能弱国对“超级国家”的技术依赖程度或者说人工智能弱国的技术自主自给程度。中国在应对“超级国家”的“智能霸权”方面可以扮演重要角色。     

权力转换:网络权力与现实权力的互动研究

"网络权力"是网络空间权力的新形态,体现为一种动态的网络关系,它与现实权力无法割裂。网络权力不仅作用于虚拟空间,在现实空间中也具有巨大影响力;对现实权力的影响加以移植,可以使之在网络空间中发挥权力效力。在二者的互动中,依靠对应的转换策略,网络权力和现实权力能够得以互相转换,这种转换体现在现实权力的网络映射和网络权力的现实运作两个维度。互联网带来了"社会扁平化"的可能,以网民为主体的网络权力存在摆脱寡头规律的可能,网民的灵活多变、没有固定模式的网络权力转换实践,将成为影响网络社会变迁的强大的向上力量。     

从规训到控制——“算法本体论”时代意识形态建设探微

因凭数据资源赋予的强大权力，大数据算法崛起成为去中心式交互网络中的高效行动元，算法对个体生活交往架构的重塑为“算法本体论”时代的来临赋予了合法性基础，算法在幕后“提线”操控着网络主体价值观念的变迁和网络意识形态话语的构建，成为网络信息传播与意识形态治理的关键变量。传统福柯式的意识形态规训体制逐渐被算法时代开放式的多元主体控制矩阵所取代，主流意识形态的生存处境遭受严重挑战。为实现从算法操纵主体到主体控制算法的反转，从算法失位到算法赋能主流意识形态的复归，应协同加强数据治理，打通数据孤岛、深耕人机合作，推进技术升级、创新叙事形式，生产优质话语、完善制度设计，坚持主体自律以形成治理合力祛除算法之蔽，为走出“算法本体论”时代价值引领的迷宫提供阿里阿德涅之线⁽(1))。     

隐匿的力量:新闻生产与分发中的数据权力

在人们充分享受着“数据盛世”的红利和繁荣之时,一种新的权力形态——数据权力——正应运而生,这股隐匿的力量正悄无声息地变革着社会信息生产的过程,也在改变着社会关系的结构,渗透入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从权力属性来看,数据权力首先是一种知识生产的象征性权力,亦即指一种来自数据本身的权力;其次,数据权力还是一种控制优势作用下的资源权力,它由平台掌控并发生效力;再次,数据权力还是一种由“算法—数据”耦合而成的技术权力,由技术精英掌控并发生作用。由这三种权力形式叠加而成的数据权力有其独特的运行逻辑,不但重构了新闻生产与分发的过程,也改变了新闻生产与分发的传统轨迹与传统习惯,在重新塑造新闻业的格局、重新发现新闻业的价值的同时,给新闻业带来了新的挑战与困境。任何权力都必须得到合理合法的控制,数据权力也不例外,必须通过“权力-责任”和“权力-权利”的二元规制路径对其加以合理限制。     

智能化信息社会对集体责任研究的挑战

信息社会走向智能化给社会带来了全方位的变革,对集体责任及其研究提出了新的挑战。解析挑战之根源,涉及集体责任的承担者、责任的归因、责任的规范和责任的治理：问责主体的“去心灵化”挑战,人与智能技术的信息本体论重构产生了无心灵的能动者;责任归因与规范改变产生的认知责任挑战,信息的超传播性进一步提升,集体必须承担认知责任且无法获得豁免;信息权力对集体责任结构的挑战,智能化催生了更隐蔽的权力形式,使集体责任结构更需要谨慎地解析;驾驭分布式道德的挑战,智能技术令分布式道德更为广泛,但治理路径并不明朗。这些挑战不仅体现了智能化信息社会对集体责任研究的全新需求,也对伦理学的基本框架提出了改变的要求。     

论共同犯罪中止的认定标准

当前对于共同犯罪案件如何认定犯罪中止,司法机关在办理中是仁者见仁,法学人士在讨论研究中是智者见智。共同犯罪中止的认定,应以行为人自动停止犯罪并有效地阻止其他共犯利用其先前行为继续实施犯罪或防止危害结果的发生为标准。     

行政机关违法设定许可的法律责任探析

对于行政许可违法的法律责任问题,人们往往是从行政许可实施违法的角度进行研究,而对于设定违法及其责任追究的探讨却相对薄弱。然而,行政许可设定一旦违法,其对相对人和社会公共利益的损害将会更大,因此,对许可设定的违法及其责任问题进行研究,以避免违法行政行为的发生,促进政府依法行政,不仅必要而且是非常有意义的。     

还本售房合同的法律效力分析

本文通过对案件的深刻剖析,论述了认定合同的依据、广告行为的效力、公司与股东的责任以及公司主体的混同等重要问题并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高校贫困生认定工作面面观

国家贫困生资助政策实施以来,对贫困生帮助很大,同时在实际运行中还存在着一些问题。本文提出贫困生认定工作仍需要进一步采取各种相关配套措施,以推动和保障贫困生资助工作更好地开展。     

从美国修订《1930年关税法》看我国外贸战略转型

2012年3月,美国参议院通过修订《1930年关税法》的法案,以便对中国、越南等“非市场经济国家”征收反补贴税。近几年,中美之间的贸易争端处于高发期,金融危机加剧了我国外贸出口中遭受的贸易摩擦。应尽快转变原有增长方式,提高产品附加值、降低对少数国家的路径依赖,开拓多元化市场、促进内外贸一体化,以实现我国外贸战略的转型升级。     

民国时期武术的科学化变革

作为现代武术发展史上的一个高峰,民国武术置身于当时人们追求＂科学＂的话语背景之中。以＂传统＂为特征的国术（武术）与当时的＂科学＂话语形成了较大的反差与抵牾。国术界要实现以武图强的远大抱负,国术的＂科学化＂问题首当其冲。鲁迅与陈铁生的论战围绕国术是否有提倡的必要展开,一方面为国术的科学化做了舆论上的铺垫,另一方面也促使国术界开始反思传统武术的痼疾。进而,国术界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展开了国术科学化的改造,其实质是确立发展国术的合理性和合法性,为国术的进一步发展铺平了道路。     

代位权行使效力的研究

关于代位权行使的效力, 有入库规则说、平等受偿说、优先受偿说等几种观点。从立法目的、法律功能、法律成本和效率、其他债权人利益的保护、中国司法解释的性质和来源来说, 中国应选择优先受偿说的观点, 赋予代位债权人优先受偿权, 建立代位权上优先受偿权的现代理念。     

提单之债的性质及其诉权的构造

在不签发提单的情况下,利他契约理论能很好地解释海上货物运输合同当事方的权利义务。但在签发提单的情况下,该理论就不敷使用。借助罗马法中的准契约理论,既能对提单下的义务转让进行合理解释,也能解决在实务中诉权的确定之难。     

财政专项资金统筹整合的法治抉择与规范分析——以贫困县统筹整合涉农资金为切入点

涉农资金等财政专项资金在中央对地方的转移支付体系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统筹整合作为对专项资金专款专用原则的突破与平衡,加之其在一定程度上拓宽了地方财政自主权的边界范围,因而属于重大改革,必须于法有据。现有的政府主导财政专项资金统筹整合模式在实践中面临很大困境,而法治保障模式不仅具有价值必要性,更有其独特的制度优势。在"法治财税"理念的指导下,法治首先必须尊重财税规律、逻辑与模式,在此基础上,对中央及各省份专项资金统筹整合文件规范中与法治财税规范意旨不符的部分进行分析、审核和修正,以尽快建立稳定权威的专项资金统筹整合法治方略,顺应新时期民生财政的发展要求,并促进央地财政关系的优化。     

解释论视角下污染环境罪争议问题探究

针对污染环境罪的诸多争议,在正确把握保护法益的基础上,一以贯之地寻求具体答案。承认生态学的人类中心法益观下的环境法益是本罪的保护法益,将环境法益与人类法益并列为本罪保护法益的观点,因缺乏对环境法益层次性的内在逻辑结构的认识而不具有合理性。2017年司法解释第1条的部分行为规定,通过对污染环境行为严重性的实质自然属性的规定,表明行为对于环境法益的实害结果;而部分结果规定则是通过对人身、财产等损害的判断,确认存在严重污染环境的损害后果。本罪的责任形式为故意,对过失犯的强调在很大程度上省略了对间接故意的认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