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中国威胁论"的根源

从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走上了一条与本国国情和时代特征相适应的和平发展之路.中国发展的模式和道路选择越来越成为世界性话题,国际社会有人担心中国崛起会威胁别人,担心中国崛起是否会重复德国、日本在二战前,苏联在冷战中走过的崛起又失败的老路.在一些别有用心的人的鼓噪下,"中国威胁论"甚嚣尘上.这势必构成中国继续发展的阻力.本文拟就对"中国威胁论"的根源进行分析,以求对"中国威胁论"有一个完整的认识.     

《兔园策府》的成书及东传日本

(杜嗣先墓志)记载了杜嗣先本人的生平活动以及<兔园策府>成书的时间.杜嗣先生前曾参与接待8世纪初来华的日本遣唐使,其著作<兔园策府>撰写于七世纪中叶.<兔园策府>很可能在八世纪初已传入日本,并作为启蒙教材而广为流播,是唐代中日"书籍之路"上一道不可多得的亮丽风景.     

日本建筑文化的“和魂汉才”之路

本文主要从"日本建筑文化的源流"、"日本传统建筑文化的‘和魂汉才'之路"、"日本建筑文化的特点和可借鉴之处"三个方面进行阐述,比较了中日传统建筑文化上的某些相异之处,并探讨了相异的内涵,反映了日本建筑文化在学习和借鉴中国的同时,积极寻求具有自身民族特色的发展之路.这对于我国处于对外开放时期的城市建设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西汉"除挟书律"与中国书籍面向公众时代的开启

西汉初年的"除挟书律"正式废止了自西周以后延续了约九百多年的官书垄断禁令,使得书籍可以自由收藏,自由复制,自由流通.在"除挟书律"后的一百来年间,先秦官书能够被人们公开收藏并进而在公众间流通;司马迁写出了第一部以社会公众为读者的史书--<史记>,书籍著作领域出现了面向公众传播的明确观念.中国书籍从此进入了公众传播的新时代.     

溥仪与伪"满洲国"的建立

把东北从中国分裂出去,建立一个直接听命于日本的傀儡政权,是日本对华政策的基本方针,伪"满洲国"的建立就是这一基本方针的具体实施.满蒙政策的制定与实施是伪"满洲国"建立的军事基础;溥仪听命于日本,成为日本的利用工具,是伪"满洲国"建立的政治基础.     

"新民"与"实学"的救国模式

福泽谕吉在日本面临西方列强的侵吞时,提出以西方文明精神来保全国家的独立政体,其实践操作是通过"实学"来开发智慧,增强国力,营建淳厚的"人心风俗".显示的价值取向是重视智慧,具体路径是先智慧后道德.梁启超稍后于福泽谕吉,早年留学日本,对日本思想颇有研究,当时面对的国情与日本相似,但选择与福泽相异.他以"新民"为救国的法宝,以道德为根本,把智力、学识作为"其余事".显示的价值取向是中国一贯的道德主义,具体路径则是先道德后智慧.前者是"大和"的选择,后者为"中华"的选择.两种抉择,两种结果,这值得我们深思.     

甲午开战与"陆奥外交"--以日本"六·二出兵"为中心

陆奥宗光作为日本外务大臣,以外交手段"狡狯"而闻名,对促成甲午对华开战负有重大的责任.但在日本国内,长期以来流行一种观点,认为陆奥外交是和平主义的.此观点能否成立,值得重新研究.本文认为,日本的"六·二出兵"最可表明"陆奥外交"的性质.从日本内阁做出派兵决议的时间、日本派兵的实际情况、出兵的规模和部署、按照<战时大本营条例>成立大本营等方面看,日本历史学者关于"六·二出兵"的目的诸说,如"出于被迫"、"和平目的"、"维护势力均衡"等等,都是基于主观臆测而提出的,难以凭信.继之分析日本历史学者上述诸说的4条根据(一)日本假想敌的改变,即从中国变为西欧各国;(二)日本军备不能独立,不足以支持一场大规模的侵略战争;(三)日本舆论倾向于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四)当时的国际形势决定了日本出兵只能限于和平的目的.认为这几条用来证明日本"六·二出兵"不具有战争目的的理由,无一是能够站得住脚的.要确定"陆奥外交"的性质,必须根据陆奥宗光本人的言行作出判断.从其自述材料看,他本人不但不否认自己对甲午开战的责任,而且还以此而自诩.可见,"陆奥外交"决不是什么"和平主义"外交,而是预谋战争的外交.     

侵华日军"以华制华"政策的标本——评伪"南京市自治委员会"

1937年12月13日日军攻占中国的首都南京后,日本当局为了对占领区的中国人民实施有效而方便的统治,在政治上,就一次次地组织、拼凑由中国人组成的傀儡政府.本文系统、深入地论述了南京第一个伪政权"南京市自治委员会"由日军当局扶植成立的过程,及其存在约四个月期间的工作与社会功能,揭示了日本当局通过这个"过渡时期"的傀儡政府与汉奸组织,实施"以华制华"统治政策的罪恶用心.     

"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 的近代思考

"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是一个既老又新的时代课题.本文分四个部分分析近代中国贫穷落后的原因以及中国人苦心探索救国之路的曲折历程.第一部分认为,清朝封建专制主义的腐朽统治是近代中国贫穷落后的内因,而西方列强对中国的疯狂侵略,是造成中国更加贫穷落后的外因.因此,要救国,反帝反封建就成为近代中国所面临的最根本的历史任务.第二部分指出,近代百年史是一部屈辱史、灾难史,但又是一部抗争史、救国史.众多仁人志士为救国而上下求索,但都未能找到一条真正能够救中国的道路.只有在中国共产党诞生后,运用马克思主义这个救国真理与中国具体国情相结合,中国的情况才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第三部分论述了近代中国走其他救国之路的可能性,指出不论是提倡"国粹主义"、还是主张"全盘西化",抑或是高摇无政府主义大旗、幻想"走第三条道路"……都不能救中国,因此走社会主义道路就成了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第四部分阐释了"落后就要挨打,进步才能兴邦"的道理,认为应以纵向比较来坚定我们的信心,同时又以横向比较来观察我们与先进国家的差距.结论是社会主义既是中国历史的必由之路,也是中国发展的必由之路.     

"满铁"在华时期经济掠夺问题新探

"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对中国的经济掠夺,是以股份公司的形式作为伪装,执行着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对外政策."满铁"依靠特权建立起一个超乎中国主权和法律之上的"满铁王国",构成了日本国家资本为主导,日本产业托拉斯和中小私人资本为辅助的经济体系."满铁"通过这套经济体系,利用显性和隐性两种方式对我国进行经济掠夺、政治扩张、文化渗透,对中国的经济结构和民族工业造成了异常严重的破坏.     

"唐宋变革"论的由来与发展(下)

对于唐宋之际中国历史发生的巨大变化,中国历史学者和域外中国史学者的认识有两条不尽相同的主线索.一是自南宋以来迄20世纪中国本土学者对唐宋之际或之间社会变动的认识;一是20世纪初叶日本学者内藤湖南提出宋代是中国近世的开始而后衍化成为"唐宋变革"论.这两条线索在21世纪之前呈现各自发展的态势.从范式的角度而言,日本学术界的"唐宋变革"论经过几代人的建构,有较为严格的分期标准、变革范围和时期,变革走向和影响,从而形成对唐宋以后中国历史发展脉络基本估价的理论体系,亦即一种特定的史观.美国学术界对日本"唐宋变革"论的修正大致也可作如是观.日本学术界的"唐宋变革"论对认识中国唐宋以后历史发展脉络具有方法论的意义,与中国历史的实际发展道路存在着相当大的偏差.中国学术界对唐宋变革尽管没有提出系统的理论范式,但中国学者从自身所处时代反省唐宋变革而塑造的"近世"形象的思考方式,更值得重视.     

从"东亚世界秩序"的视角看日本与中国

从"分身"到"变异" 张弘:您的日本研究比较注重创造新概念,比如《分身:新日本论》(以下简称《分身》)说中国和日本互为"分身",《变异:日本两千年》(以下简称《变异》)用"变异"来描述日本转变的非常态.我相信,这一做法并非偶然.另外,您的研究偏重于国家精神、民族意识,而视野则聚焦于东亚世界秩序,这明显有别于此前的学者....     

日本的"中国制造"与反倾销

本文从中国外贸发展迅猛,制造业增长很快的情况,论述并分析了在日本的"中国制造"以及面临的问题.分析了中国企业面对反倾销浪潮应该采取的态度及应对策略.     

日本传统社会人伦关系中的"非礼"因素

礼是中国传统社会中的社会规范和道德规范,用于维护社会、家族人伦关系,是儒家礼教的重要内容.日本作为中国的近邻,深受中国文化的影响,但在人伦关系的很多方面却一直与中国传统格格不入.故本文所指的"非礼"不是指现代汉语中的"不合礼节"、"不礼貌",而是与儒家礼教背道而驰之意.     

虚幻的建构:"满洲国"表象空间的制造与殖民地属性的构成

台湾、朝鲜半岛、中国东北是近代日本帝国构建殖民地体系的三个重要组成部分.伪满洲国是日本殖民体系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日本在中国东北人为制造了一个虚幻的"独立国".1932年由关东军谋划并经日本政府默许下制造出来的所谓"新国家",可以说是自日俄战争后日本帝国"满洲经营"国策的必然产物,所谓"满洲问题"是近代日本大陆政策的核心问题,是左右日本帝国对外扩张战略走向的关键因素,是日本帝国构建殖民帝国的重要环节."满洲国"的建立是日本在殖民侵略台湾、朝鲜半岛基础之上的一种新型殖民侵略模式,这种殖民侵略模式后被推广至中国的华北、华南、内蒙古乃至东南亚地区.日本东洋史学配合帝国政治需要实现了"满蒙史地研究"与帝国"满蒙政策"的合流.日本满蒙学研究者配合帝国的国策政治,制造出一个独立的学术空间"满蒙学".就殖民地属性而言,伪满洲国是一个典型的殖民地政府,是一个傀儡政权,伪满洲国是日本帝国殖民统治方式转变的起点,同时也成为日本帝国覆亡的原点.     

中日关系需要什么样的"新思维"

自国内有的学者提出的"对日新思维"理念以来一直受到社会广泛关注.这种"新思维"与当年戈尔巴乔夫"新思维"有异曲同工之处,是有损中国的国家利益的.中国在处理对日关系问题上的确需要"新思维",但应当是以更加理性和现实的态度看待日本的现状和发展.不论是在政治、经济、军事还是外交上,都必须坚决摈弃那种"为了友好就可以放弃其他一切"的思想,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以最大限度地维护中国的国家利益.     

"印刷与市场"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不同于以往对中国印刷技术、版本流传、书籍目录等单纯印刷史书史视角的研究,2009年7月30日至31日在中国杭州举行的"印刷与市场"国际学术研讨会深入到了书史与经济史的交叉领域,围绕版刻与印数、从业群体、销售市场、成本价格这一主题,从文化史、经济史、社会史的视角由宏观到微观集中专门探讨了中国宋元明清以至民国时期的印刷业发展,不仅发掘了许多宝贵的文献资料,更是将对中国印刷史的研究深入到微观经济的层面.     

国民政府针对中日华北"共同防共"问题的政策措施略论

1935年9月至1936年底,日本外务省和关东军向国民政府要求两国在华北实施"共同防共".本文探讨了日本要求与中国实施华北"共同防共"的真实意图,重点分析了国民政府针对日本要求的"共同防共"所采取的各项政策措施.认为日本之所以要与中国实施华北"共同防共",是想以"共同防共"为借口,推动华北"自治"的实现和阻止国民政府中央军北上;同时还想以此诱导中日结盟,隔断中苏联系,阻止红军向华北发展.针对日本的这些意图,国民政府一方面拒绝实施"共同防共",另一方面加强了与苏联的沟通和联系,并相机控制绥远.此外,在对共产党和红军实行武力围剿的同时,也将以政治手段解决共产党问题提上议事日程.这些政策措施说明西安事变前国民政府因华北"共同防共"问题的提出,对苏政策、对共产党政策和对日政策都出现了值得重视的变化.     

论梁启超的"变"与"不变"--梁启超宪政思想再评说

梁启超宪政思想之"变"主要表现在他对近代中国宪政模式的选择和设计上,从君主立宪到民主共和,再回归君主立宪,走向开明专制,最后拥护共和立宪,这反映了梁启超对近代中国宪政之路的理性思考 ;"变"的背后 ,"不变"的是梁启超的爱国思想和坚持民主宪政、坚持渐进改良道路、坚持国民性改造的一贯主张."变"与"不变", 既有主观原因,又有客观因素,为我们今天的宪政建设提供了宝贵启示.     

五四时期陈独秀"反封建"命题评析

以"反封建"作为中国近代民主运动的中心题旨,是陈独秀从日本"大正德谟克拉西"借来的一种法兰西式的激进主义表述.陈氏的"反封建"命题忽视了中、欧、日历史的巨大的差异,开泛化"封建"之先河.因此,有必要重新反思五四"反封建"的口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