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部地区民族人口城市化差异实证分析

本文以民族为基本单位,以2000年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资料为依据,运用计量经济学模型和方法,分析了中国西部地区51个民族的城市化水平差异及其影响因素。结果显示,西部地区各个民族的人口城市化率存在巨大差异,最大值与最小值之间相差近20倍,城市化水平的民族差异远大于其地区差异。文章分析了影响各民族城市化水平的主要因素,同时还发现,各民族人口的城市化率高低,与所在地区的城市化水平,以及所在地区的民族构成(汉族人口比例或少数民族人口比例)之间不存在明显的联系。     

基于模糊AHP的家电下乡农民满意度评价体系研究

＂家电下乡＂是扩大中国内需的重要举措。本文从家电下乡政策背景入手,分析影响家电下乡活动的主要因素,在此基础上构建家电下乡评价体系,以期为家电下乡活动提供实践指导,进一步促进家电下乡活动的开展。     

评《走出香巴拉--西藏"一江两河"流域乡村城镇化研究》

城市化是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促进因素。８０年代以来,中国东部沿海地区城市化进程加快,已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城市化道路。而面对地广人稀的西部民族地区,城市化是否是其现代化的必由之路?由西藏人民出版社于１９９９年１２月出版的《走出香巴拉——西藏“一江两河”流域乡村城镇化研究》一书即通过对西藏“一江两河”流域乡村城镇化的研究,探讨、并回答了这一问题。对这一     

都市化与堆龙德庆乡村的变迁

自从1989年12月末至1990年元月初,第一届都市人类学国际学术会在北京召开。1992年6月,中国都市人类学会在北京成立,它标志着都市人类学(urban Anthropology)这一新兴学科在我国学术界的地位正式确立。1993年,我们对研究西藏城市化产生了兴趣,并确定了拉萨市近郊的堆龙德庆作为调查点,试图从中管窥城市化对西藏乡村的影响及其变化。     

试论城市化进程中的民族关系--以对临夏市的调查为视点

临夏市作为西北民族地区的一个小城市,在城市化进程中,其民族关系也会受到影响.针对临夏市的实际情况及学术界的研究现状,我们选取临夏市城市化进程中变化较大的几个变量,即民族居住格局的变迁、人口流动的影响、民族通婚的增减以及宗教因素,作为研究重点来衡量城市化进程中的民族关系.在此基础上得出临夏市各民族之间的关系总体上是平等、团结、互助、合作的社会主义新型民族关系,和谐平等的民族关系占据了主导地位的结论,并归纳出城市化进程中临夏市的民族关系具有主从性、敏感性、易发性、历史性、隐蔽性、复杂性等特点,最后提出临夏市各族群众必须解决自身的定位问题,建立临夏市和谐民族关系的良性运转机制.     

城市化进程中民族地区政治稳定的研究方案

研究民族地区政治稳定是中国城市化快速发展的必然要求.文章设计了城市化进程中民族地区政治稳定的研究方案,包括问题的提出、基本概念界定、研究目的和意义、理论依据、分析框架等,这为如何衡量和实现城市化进程中民族地区政治稳定提供了一种可行的研究思路.     

论城市化进程对民族关系发展的作用与影响

城市化进程作为当前国内重要的现实条件之一,其对民族关系发展产生的作用是一把"双刃剑"。总体上看,城市化进程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民族关系的和谐发展,但在此背景下民族关系发展也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且给民族关系发展带来了诸多不利的影响因素。分析城市化进程对民族关系发展的作用与影响,在此基础上思考城市化进程中民族关系发展的对策建议,这对现阶段构建和谐民族关系及维护社会稳定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城市化:西北地区各民族共同发展的一个视角

中国西北地区加速经济社会发展,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需要解决一个重要问题即城市化问题。本文以城市化为研究视角,从五个方面分析了城市化对西北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的促进作用。并由此认为城市是带动一个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城市化是西北各民族逐步实现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青藏高原生态城市化模式研究

城市化是各地实现现代化的必经之路。由于特殊生态环境和生态地位 ,青藏高原的城市化应当走出一条有别与其他地区的模式。本文从青藏高原城市化进程应当考虑的特殊因素出发 ,提出“生态城市化模式”的构想 ,并对其基本内容进行分析。     

“走廊”与“通道”:中国西南区域研究的人类学再构思

中国西南的人类学研究有着深厚的区域研究传统。改革开放之后,西南研究陆续出现了＂区域模式＂、＂族群模式＂和＂跨境模式＂三种研究范式。其中＂区域模式＂更贴近于社会历史现实,具有强烈的学科问题意识。至二十一世纪,基于历史上民族的源流考察与走势判断,兴起了诸如西南丝绸之路、茶马古道、滇黔驿道、进藏公路等＂通道＂研究。这种基于＂走廊＂学说和＂通道＂研究而展开的＂区域模式＂,将交互性和流动性作为研究之重点,来深入地阐释形塑西南中国社会人文特质的关系结构,将有利于中国人类学获得更符合中国历史文化经验的世界图式,也有助于具体研究者获得真正的文化自觉和认知主体性。人类学的中国西南研究只有基于＂区域性＂的大视野来展开,在一种关系格局中来寻找西南研究的问题意识,才能摆脱＂民族性＂的现代叙事,并对＂民族认同＂这样的问题有所超越,最终回归到当地的社会历史现实和人文形态特质来深化对中国西南的认识把握,从而在学理上展开一些更为深入的对话。     

中国龙狮运动市场特征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运用文献资料法、问卷调查法、访谈法与数理统计法对中国龙狮运动市场特征及其影响因素进行研究,探讨了中国龙狮运动的市场现状,分析了中国龙狮运动市场发展的主要影响因素,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中国龙狮运动市场改革与发展的对策和措施.     

亚洲城市移民:中国、韩国和马来西亚三国的比较

从对人口迁移有影响的都市化和工业化进程、移民政策、国家政策、经济发展水平等不同的层面,比较和分析了中国、韩国以及马来西亚等三个亚洲国家的城市移民之间的差异:韩国的城市化水平最高,其集聚经济效应也最高,人口迁移的驱动力较强.马来西亚的城市化水平中等,其集聚经济效应较高,人口迁移的驱动力中等.中国应该提高城市的集聚经济效应、减少国内移民政策的限制和缩短城市移民的适应过程,由此,加速城市化进程,以便解决城市贫民问题.     

城市化进程中回族伊斯兰文化的调适和发展——以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市为例

在迈向现代化的过程中,城市化是一种发展的必然趋势。城市化不仅是人口迁移、经济转型的过程,它还是一个社会文化转型的过程。地处宁夏平原南部的吴忠市是一个回族聚居区,吴忠的城市化进程对回族穆斯林的传统生活方式和宗教行为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本文通过对宁夏吴忠伊斯兰教发展现状的实地调查,考察吴忠回族伊斯兰教在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一些新的变化和去向,探讨吴忠回族伊斯兰文化在城市化进程中的调适和发展问题。     

李庆真《变迁中的乡村知识群体与乡村社会》出版

随着改革深入持续地进行,中国乡村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变化,甚至是根本性的社会变革。乡村社会在"城市化"面前,其发展的出路就是趋同城市化吗?在"现代化"面前,其发展有没有相对独立的自主性空间?李庆真的《变迁中的乡村知识群体与乡村社会》对此问题进行了思考,作者认为,中国乡村发展的     

浅谈汉语与境外朝鲜语对中国朝鲜语的影响——以词汇变化为例

朝鲜语是一种跨境语言。对于跨境语言来说,语言接触是语言变异产生的重要外部因素。语言接触环境下的中国朝鲜语词汇变化主要有两个外部来源,汉语和境外朝鲜语的影响。由于中国的朝鲜族与汉族长期共同生活,汉语对中国朝鲜语词汇变化的影响很大。境外朝鲜语与中国朝鲜语虽然从广义来说是同一种语言,但在不同的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下,中国朝鲜语变体和境外两个朝鲜语变体之间存在差异。改革开放和中韩建交后,中国的朝鲜语受到朝鲜和韩国语言的影响,从而词汇变化的轨迹趋于多元化。本文通过汉语和境外朝鲜语对中国朝鲜语词汇变化的影响,探讨了中国朝鲜语词汇的变化。     

李绍明与民族学“苏维埃学派”

中国民族学的＂苏维埃学派＂是值得研究的主要议题。本文以李绍明先生为个案,梳理和辨析了此学派对于现代中国的民族问题在社会实践和学术史的意义。结合李绍明先生及其相关时代、地域的具体境况,笔者就学派问题做了初步比较,提出的观点是：从＂华西学派＂到＂苏维埃学派＂再到＂中国学派＂,李绍明先生的个人经历体现了民族学、人类学在现代中国走过的历史道路。     

城市化进程中和谐民族关系构建对策论

城市化进程的加快造成人口的大流动,民族地区的少数民族纷纷走出大山、高原、乡村,来到内地大中城市,民族关系发生了新的变化.针对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影响民族关系的新情况新问题,提出城市化进程中和谐民族关系的对策:正确的民族法规体系,是构建和谐民族关系的重要保证.     

城市化进程中的宗族变迁——以深圳龙西客家社区为例

本文结合珠江三角洲农村地区的城市化进程和影响,在充分考察深圳市龙城街道龙西客家社区的城市化进程及其宗族状况的基础上,着重从宗族的习俗调整、宗族的聚居格局、宗族的经济基础和宗族的权威体系等几个方面,探讨宗族在城市化进程中所发生的一系列变化,并据此对现代化理论关于传统与现代相对立的理念进行反思。     

十七世纪以来南非居民的重大历史变化

大约从十七世纪中期直到二十世纪,南非居民方渐趋于成型。在这块次大陆的历史上发生过深刻影响的一系列新的重要因素,对南非居民的变化形成产生了巨大作用。其中最重要的因素有:欧洲人殖民;姆菲堪之乱(Mfecane);大迁徒(Great Trek);奴隶与契约劳工;十九世纪末期经济变化引起的城市化进程。这些因素单独、有时共同发挥     

试论我国城市民族关系影响因素度量指标

在我国城市化进程的深入发展中,越来越多的少数民族人员走入现代化城市,使得城市民族成分更加多样化,城市逐渐成为民族关系的重要发生地.深入研究我国城市民族关系的影响因素及其度量指标,对于促进少数民族的城市化进程具有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