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吏部尚书致仕研究

宋代吏部尚书致仕比例并不高,尤其是北宋后期,致仕比例仅有两成,这与当时的政治环境是分不开的。宋代吏部尚书致仕官品阶以从三品及以上为主,这是因为北宋前期吏部尚书为正三品的官阶,本身就很高,元丰改制后吏部尚书为从二品的职事官,寄禄官阶也不太低,而且他们在担任吏部尚书之后往往还有升迁,因此宋代吏部尚书的致仕官品阶是比较高的。没有致仕的吏部尚书则以担任实职或者祠禄官而卒为主,其他遭贬谪、弃官不仕的比例很小。以实职卒于任上的吏部尚书往往是因为皇帝对其信任不允其致仕或者因疾病卒于任上;而以祠禄官卒则是吏部尚书一种较为委婉的引退方式,这对于官员的晚年生活有较大意义。     

试论唐代吏部尚书出身与人仕途径

吏部尚书是唐代重要中央职官,其职能与地位与前朝制度无大差异,但职权大小略有不同,在法理上,其一直属于吏部长官,这点无可置疑.就其出身与入仕途径而言,唐代吏部尚书出身阶层相对都较高,多数通过科举等进入仕途,起家官相对也优越,在唐前期各朝几乎都有非郡姓出身吏部尚书,说明唐前期已开始摆脱南北朝门阀士族控制人事权力的局面,在用人上已表现出不拘一格的态势.而唐中后期士族出身者特别南北朝旧士族为保持其门第兴盛,必须倚仗科举入仕,加上科举入仕已为重要入仕途径,故而出自士族阶层者逐渐增多.科举出身者在吏部尚书担任者中逐渐占据主要地位.前期吏部尚书起家官情况比较复杂,至后期较多起家为校书郎者,起家官中为地方官且为节度使属官的情况是后期独有现象,人数不少,乃后期可考起家官最多的一种.     

欧阳修“尚书六曹,超转其五”探微

欧阳修在北宋治平、熙宁年间“尚书六曹,一岁之间,超转其五”,任职超常,这不仅反映出北宋元丰新官制变革之前欧阳修职务变迁的特点,也源于欧阳修的政治立场。欧阳修在嘉祐年间赞立英宗以及濮议之争中坚定支持英宗,使其官职不断升迁,但同时也使其遭受到巨大的政治和人身攻击,被迫乞求外任以全身远祸。英宗为避免出现台谏官员与中书官员争论不休、朝臣分化的局面,恩准欧阳修外任,却给予了额外恩遇。因此,“尚书六曹,超转其五”既是欧阳修政治荣宠的表现,也暗含着无限的政治隐忧。     

宋代定差法述论

官员的任命方式是官员管理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宋代继承了隋唐以来由中央统一派遣地方官员的任官制度.但在川峡、广南等边远地区实行了“分铨选之法委之漕司”的定差法,即这些地区的部分州县官由当地转运司照吏部格法进行差注或换易,然后上报吏部审核批准,“吏部考其格法无害,则给告劄”,定差之官不需亲自到吏部候选和待阙,免去了远途跋涉和闲居之苦,“南中士大夫甚乐之”.本文拟就这一制度在宋代的形成和发展、特点和意义等作一初步论述.     

《宋代登科总录》与宋代状元研究

《宋代登科总录》收录了大量宋代状元文献,通过统计分析可以确定,除118 位文科状元外,宋代还诞生了72位武科状元、12位贡士及第状元. 宋代文状元有近八成来自于低层官员与平民家庭,与唐代形成极大反差,折射出科举考试对整个社会政治的深刻影响. 宋代武科状元仕途不显,而文科状元中近六成曾在政府机构中担任宰执与侍从官等重要职务,这既是国家“右文”政策导向的结果,也验证了科举取士在人才流动方面的推动作用.     

铁凝：敬业不避成家

2006年11月12日．铁凝当选中国作协主席,成为继茅盾、巴金之后第三位统领中国文坛的“掌门人”。中国作家协会既是一个由7000余人组成的社会团体,又是一个国家正部级单位。在其58年历史中,仅有过茅盾和巴金两位主席。与前两任相比,茅盾是在53岁时走马上任．巴金则是以80岁高龄担任该职务,而本届作协主席的年龄首次降到50岁以下,同时铁凝还是担任该职务的首位女作家。     

咸丰末年督川人选的更迭与政局的回应

咸丰末年,先是李、蓝起义,后是石达开将挥师入蜀,四川局势骤变.一时间,督川人选成了清廷内外议论纷纷的一个重要的议题.在最终确定湖南巡抚骆秉章入川之前,督川人选曾经有过数次的变更,这其实是当时动荡政局一系列回应的结果.     

唐代任官形式中的知判问题

唐代的知、判都是实履其任的,并逐渐由试摄官向差遣转化。作为试摄官的知、判有试用、代理、兼职等多种情况,俸禄略低于同品正官。作为差遣的知、判俸禄依寄禄官,旨在说明寄禄官和差遣的比照关系。寄禄官等于或低于所差遣职务的称知某官事,高于所差职务的称判某官事。至宋代,知、判成为差遣的主要任用形式。     

再论丁未年袁世凯“内调”

丁未政潮后,袁世凯被免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职务,内调中央任外务部尚书兼军机大臣。对于这一变动,长期以来人们多推测认为这是慈禧太后的明升暗降之举。笔者通过解读《辛亥革命前后》中齐东野语部分的有关史料,发现明升暗降之说并不确切,至少袁世凯本人是十分愿意内调的。此外,慈禧太后调袁世凯入京乃是迫于时局之举,其主要目的并非在于削夺袁的实权,而在调整朝局,而且内调之后,慈禧太后一直保持着对袁世凯的重任。     

职官制度学养与出土文献整理 ——-以新出土唐、宋两方墓志释读为例

新近出土的唐、宋两方墓志《唐赵励墓志》、《宋故尚书刑部侍郎解公墓志铭》的释文在涉及 唐、宋官制方面有一些误读和不足,诸如对墓主和墓志起草人的官衔不予标点,将宋代本官阶和职事官混 为一谈,将唐代职官术语视为官名,未能区别唐、宋职官正称与别名之异等等,致读者对墓主的一生仕履 稀里糊涂,直接影响对出土文献的正确利用。年轻的文物考古工作者应加强官制学养,提高释读新出土 文献的水平。     

"前"用作类前缀的三种用法试探--从"前苏联"一词引发的争议说起

由"前苏联"一词引发的争议颇多,其症结恐怕在于对"前"的用法缺乏全面深入的认识。"前苏联"中的"前",一般用在现已不存在的国家、地区或机构的名称之前,表示"从前曾有,现在已无的",可以认为是一个类前缀。此外,"前"字用作类前缀还有两种用法:一是用作表职务的名称之前,指"现任之前的任何一位担任该职位的";二是用在一些术语前,指"……产生之前的"。这是受外来语缀影响产生的新用法。     

北朝尚书祠部考略

北朝的尚书祠部是隋唐礼部的前身,它仿自魏晋南朝,经自身整合改造后又为后世所沿袭。北魏祠部与仪曹始终并行,共同担负国家仪礼事务,后来祠部尚书例与尚书右仆射通职。北齐祠部成为尚书省唯一的仪礼机关。北朝祠部已经初具日后礼部的职能。北朝甚重祠部官员的人选,通常青睐具有良好素养的士族子弟。     

宋代翰林学士与契丹(辽)及金的交聘

两宋时期,都有翰林学士出使过契丹(辽)及金国。不过,这一现象并不普遍。两宋翰林学士的出使,似乎并无一特设的前提,担负重要使命的专使与履行一般使命的常使均可由翰林学士担任。翰林学士担任外交接待工作,任馆伴使的相对较多。无论是出使,还是接待来使,熟悉外交礼仪、学识渊博的翰林学士正是合适的人选。     

“兵部尚书赵公成庆之墓”碑考

赵成庆是元代中后期重要的监察官,一生为官历经仁宗、英宗、泰定帝、天顺帝、文宗、惠宗六位皇帝,由正九品累官至御史中丞。"兵部尚书赵公成庆之墓"碑以及文献记载,其为官刚正,激浊扬清,不仅兼任过通奉大夫、资善大夫,并在至正年间任御史中丞兼兵部尚书等职,其对于元代中后期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而其后代至少十余人在明清两朝于多地担任要职,施政于地方,可谓功勋世家。     

论杨廷和——兼评明正德16年的改革

杨廷和(1495——1529),字介夫,河南新都人,自幼聪颖好学,12岁中举人,19岁中进士。身仕明宪宗、孝宗、武宗、世宗四朝,历官翰林院检讨、太子侍读、内阁大学士、吏部尚书。自正德7年至嘉靖2年任首辅大学士,并先后被授予少保兼太子太保、少傅兼太子太傅、太子太师、左柱国等荣誉爵位。在正德末年危机频现、政局动荡的历史旋流中,他挺身而出,领导进行了政治改革,成为当时政治舞台上的风云人物。一明武宗是个争强好胜、骄横荒淫而又昏庸的封建帝王。在他身上,集中体现了封建统治     

金代兵部尚书民族性考论

金代兵部熙宗时始置,最初由吏部侍郎、吏部尚书兼任其长官,其后始有专职职官设置,先设兵部侍郎,后置兵部尚书。已搜检出的30位兵部尚书中,女真人达20位,占居多数。出职、科举、归降、因功是金代兵部尚书的四种入仕途径,女真兵部尚书以出职入仕为主,汉人兵部尚书以科举入仕为主。同品级平调是金代兵部尚书职官迁转的常规程序,对于女真人而言兵部尚书大多呈现的是一种官职的调动,对于非女真而言代表的是官职的升迁。金代兵部尚书无论在身份、入仕途径、职官迁转诸方面具有较强的民族性。     

张百熙与中国近代教育

张百熙(1847—1907),字冶秋,湖南长沙人。1874年中进土,早年授翰林院编修、侍讲,任山东、四川等地乡试考官,并先后任山东、广东两地学政。以后又历任国子监祭酒、内阁学士、工部尚书、刑部尚书、吏部尚书等职。他一生热心教育事业,积极投身教育改革,是中国近作教育改革的先驱者。他既从理论上提出了许多有价值、有见解的教育思想和主张,同时又身体力行办学堂来振兴教育事业。但长期以来我们忽视了对这位教育家的研     

魏骥还乡 惠施桑梓

老当益壮,老有所为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我国古代的名臣贤将爱国官员在致仕退休后,发挥他们在知识、智力和经验方面的优势,珍惜暮年的大好时光,为国家的文明和进步,为家乡的富裕和发展,兴利除弊,造福桑梓,这样的贤能之士代不绝书。明朝初年曾任吏部尚书的魏骥就是一位“忧国忧民,老而弥笃”,惠施乡里,朝野共称的仁寿老人。 魏骥青年时期以进士授松江训导,《永乐大典》编修,被荐为太常博士,后又历任礼部侍郎、南京吏部尚书等职。在明景泰元年(公元1450年)他77岁时,虽然身体尚     

不要放弃任何机会

不管是什么工作都要认真对待,只有努力了才可能看到成果。不要轻易放弃每一个机会,不断学习是成功的动力。在校期间,我曾经担任过劳动委员、班长和学生会干事等职务,这些学生工作给     

明代王府文官迁转制度

明代王府文官之设为例行辅导宗藩之外，又为中央政府削弱藩王力量之目的而得以加强与完善。在此目的得以达成之后，王官的政治地位便接踵衰落，具体表现为其迁转的困难。针对王官在其体系内部的迁转，朝廷先后设置了官员出身、任职时长、藩王奏保和抚按荐举等三项标准，限制大部分官员升迁至内部序列的顶点。同时，吏部又以不考绩，从而不能迁转的方式限制王官向外迁转。明后期出现允许王官外迁的制度，但因为该类官僚的劣质化，终究在实践中没有开放其外迁。明代王府文官迁转制度最终发展为限制该类官僚迁转的制度，其合理性在于帮助明末吏部解决过频、过多的官僚人事流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