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痛苦的内涵种类、心理机制与调节干预策略——认知重评视角下个体主观幸福感提升新路径

提高人民群众健康水平、增强生活幸福感,是健康中国、幸福中国的题中之意。促进国民心理健康,建设幸福中国,提出有效可操作性的心理痛苦情绪干预策略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研究首次基于人的生命意志和心理需要视角,将心理痛苦划分为"需要受阻型、价值丧失型、意志侵害型和需要匮乏型"四种类型,并依据情绪认知理论,探究了心理痛苦生成的"非理性信念、负面思维和悲观解释风格"三种认知误导心理机制,提出了四种可操作的"认知重评"策略,即"性质重评、正性重评、乐观重评、理性信念重评"来对心理痛苦情绪进行有效调节和干预,最终促进人的心理健康,获得幸福。     

行政合法性否定判决的溢外效力

行政判决的效力对行政诉讼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而效力的波及范围是行政判决效力的核心。行政合法性否定判决溢外效力的基础在于宪法框架内司法权与行政权的关系、法治图景中行政法的安定性和行政诉讼的二元属性;行政合法性否定判决的溢外效力主要包括既判力、形成力和拘束力,但具有一定的界限,包括效力能力的相对性、效力范围的类型化、效力边界的空间性。     

关联行为在行政诉讼中的性质定位及审查

[提要]关联行为在行政诉讼中的性质定位影响行政判决的实效性和行政纠纷解决的彻底性。立法对此尚无明确规定,实践中主要有“尊重型”“另案处理型”“证据附属问题型”和“一并审查型”等做法。将关联行为视为证据并进行证据审查忽视了行政诉讼的特殊性,它本身的不确定性又将可能使关联行政主体逃避司法审查,造成当事人权利保护漏洞,不值得提倡。对关联行为进行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审查更符合权利保障的基本观念。从行政行为合法性审查和证据审查关系来看,将关联行为视为行政行为并进行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审查可涵盖证据的审查。从行政判决形式来看,将关联行为视为证据并进行审查时,相关的判决方式较为局限,一般仅为撤销判决,从而作用亦较有限;而将关联行为视为行政行为并进行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审查,则可适用各种类型的行政判决形式,更有利于行政纠纷的实质解决及行政行为合法性的维护。故应将关联行为定性为行政行为并对其进行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审查及丰富相关审查技术。     

“直播+电商”模式下多元互动信任修复机制研究

为探究多元互动主体不同修复策略对消费者信任修复意愿的效果，考察情绪和认知因素的作用路径，构建一个被调节的中介模型。通过调查问卷收集209份有效数据，运用SmartPLS和SPSS进行假设检验。结果表明：积极情绪在信息型、功能型修复策略和信任修复意愿之间发挥完全中介效应；情感型修复策略能够直接实现信任修复路径；消费认知不仅在积极情绪与信任修复意愿两者关系中发挥正向调节作用，而且能够提升积极情绪在不同修复策略与信任修复意愿之间的中介效应。据此，为实现消费者信任修复路径，“直播+电商”模式中相关主体应制定个性化信任修复策略，构建良好营销环境，加强直播消费科普宣传。     

行政诉讼中重作判决的理论基础与完善

在行政诉讼法即将修改的背景下,探讨重作判决存废是一个需要值得研究的问题。面对一些学者提出的因重作判决超越诉讼请求而产生的正当性质疑,文章论证了其存在的正当性在于,它是与我国行政诉讼客观法秩序维护功能模式相兼容的,弥补了撤销判决功能的不足,具有监督行政与保护个人利益的双重功能。重作判决理论基础的重新解读不仅具有较强的理论价值,也具有其司法价值。从理论价值的角度看,"新说"给我们认识重作判决的正当性打开了新的思域,其厘清了行政诉讼中行政权、司法权与诉权之间的关系,更体现了重作判决作为一种中国特色的判决形式其应有的功能。从司法价值的角度看,"新说"对于我国行政审判具有重要的指导价值,不仅有助于人民法院充分认识我国行政诉讼的职权主义模式,也有助于人民法院准确把握作出重作判决的适用条件与范围,其适用必须满足被诉行政行为被判决撤销、违法行政行为需要重新处理、重作行为属于被告的职权范围三个条件,同时,人民法院可以就行政争议涉及的权利义务关系作出具体的司法建议。     

行政判决既判力之基准时

行政诉讼判决既判力仅就诉讼过程中某一时间点（基准点）之前的被诉行为或状态具有遮断效,对该时间点之后的事项不具有拘束力。与民事诉讼以事实审口头辩论终结时之基准时不同,行政诉讼中应以被诉行政行为性质为标准,结合判决类型对既判力的基准时进行划分。对积极行政行为、显失公正行政行为判决的既判力基准时应该是行政行为成立时。对消极不作为行政行为的履行（或给付）判决的既判力基准时为事实审口头辩论终结时,而对其做出确认判决的既判力基准时是行政行为成立时。对行政法律关系和行政事实行为诉讼之判决既判力基准时均为事实审口头辩论终结时。     

农村邻避型环境群体性事件引入行政诉讼禁令判决的分析

行政诉讼禁令判决,是指根据行政相对人的申请,人民法院作出的,要求行政机关不得实施某项行政行为的判决,是法院为制止违法行政行为可能造成的潜在性风险的一种预防性的判决方式。我国农村邻避型环境群体性事件中,现有权利救济机制存在环境司法治理模式边缘化、政府环境风险监管责任乏力以及事后救济难以恢复生态环境等缺陷,因此,亟有必要在农村邻避型环境群体性事件中引入行政诉讼禁令判决并进行相应的制度构建,从而达到防范环境风险、树立司法权威和保障农民环境权益的目的。     

行政抑或市场？——行政机关诉讼委托代理模式实证研究

诉讼委托代理作为法律诉讼中的一项基础设置,其重要性不言而喻。然而,目前学界对诉讼委托代理的研究较少,且主要集中在民事诉讼领域,以及行政诉讼与刑事诉讼的公民一端,而行政机关的诉讼委托代理在很大程度上被忽略。为解决这一问题,文章以裁判文书网上公布的2016年广东省中院430份一审行政诉讼判决书为分析对象,从中分解出了568个被诉行政机关,归纳出行政机关诉讼委托代理的三种模式:行政型、市场型与混合型。"行政型诉讼委托代理模式"是行政机关采用的主流模式,且以"法务型"诉讼委托代理为主,"块"行政机关比"条"行政机关更可能采用此种类型的诉讼委托代理;此外,有些行政机关也会通过聘请外部市场律师的方式来增强应诉的法务力量,并更多采用"事由+律师型"的"混合型诉讼委托代理模式",不过这与行政机关所在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无关;最后,少有行政机关会直接采用"市场型诉讼委托代理模式"。     

消费情绪与购后行为的关系研究综述

消费情绪在消费者购后行为中起着重要作用,所以消费情绪与购后行为的关系就成为众多研究成果的重点。总结这些研究内容,大致有三个研究方向:消费情绪与期望—差异理论;消费情绪与消费者满意;消费情绪与认知理论。第一类研究将二者的关系置于传统的期望—差异理论框架下,可以说是对原有模型的补充和完善;第二类研究是纯粹对消费情绪与满意二者的关系从多方面进行深入剖析,其中负面情绪与满意的关系研究和第一类研究有密切的联系,从负面情绪的起因出发,研究不同起因的负面情绪与满意之间的不同关系,改变了第一类研究“负面情绪导致不满意”这一相对简单的认识;而第三类研究是将消费情绪纳入传统的认知理论框架中进行研究,可以被看作是对以往认知理论的补充。     

行政判决种类研究

行政判决在行政诉讼中具有重要地位,而行政判决的种类直接影响到行政诉讼功能的实现。基于此,在对我国和其它国家关于行政判决种类的规定予以介绍的基础上,分析了这一制度在我国的现存问题,并提出了相应的完善建议。     

行政诉讼类型化的目的与标准

作为研究方法的行政诉讼类型化,主要关涉类型化的目的、标准(分析方法)及其选择问题.行政诉讼类型化的目的有二:一是提供“无漏洞”之法律保护,二是增进公民权益保护的实效性.类型化的上述目的应受一定程度的限制,以利于正确诉讼类型的选择.行政诉讼类型化的基本分类标准,主要有诉讼标的的性质、诉讼请求的内容、行政争议的性质以及判决的内容与效力等几种.上述基本分类标准的选择,应符合诉讼体系和逻辑上的一致性、基本诉讼类型划分的涵盖性和简约性以及诉讼类型体系的开放性三项基本要求.参酌世界通行的“以权利保障为原则,以客观法秩序维护为例外和补充”的行政诉讼类型化模式,并考虑中国行政诉讼审判实践,在未来修改行政诉讼法时,应考虑确立“判决的内容和效力”为行政诉讼类型的基本分类标准.     

职场负面八卦对员工创新行为的影响：多重中介效应模型

负面八卦现象在职场中普遍存在,通常是指员工对其他不在场同事的负面评价。虽然已有学者证实了职场负面八卦能够对被八卦员工的态度和情绪产生负面影响,但职场负面八卦与员工创新行为的关系机制尚不明晰。为了弥补这一不足,在借鉴资源保存理论和社会信息加工理论的基础上,探索了职场负面八卦与员工创新行为关系链中的多重中介机制。基于333份员工调查数据,研究发现职场负面八卦会通过降低被八卦员工的内部竞争力、降低同事对被八卦员工的认知和情感信任、降低同事与被八卦员工的关系质量,来负面影响被八卦员工的创新行为。研究结果有助于打开职场负面八卦影响机制的黑箱,有助于组织管理者通过对职场负面八卦进行适当的干预和管理,进而改善员工的创新表现。     

关系类型对顾客感知损失、情绪和行为意向的影响——来自餐饮业的实证研究

文章构建了以服务失误为自变量,顾客感知损失、负面情绪、抱怨倾向与重购意愿为因变量,关系类型为调节变量的概念模型.实证分析表明:信任关系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顾客的负面情绪和抱怨倾向,增强其重购意愿;服务失误本身严重性对顾客感知功利损失的影响大于服务员处理失误时负面情绪对功利损失的影响,但服务员处理失误时的负面情绪对顾客感知象征损失的影响又大于服务失误本身严重性对象征损失的影响;另外,信任关系下的顾客感知损失更倾向于象征损失,而偶遇关系下顾客感知损失更倾向于功利损失.     

对行政诉讼法受案范围修改之检讨

新修订的行政诉讼法通过增加肯定式列举内容、撤销判决、对行政行为概念的解释、增加判决类型和规章确定的行政主体等方式扩大了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但遗憾的是: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确定方式的低级错误仍然存在,部分内容是对原有法律制度的重复,将"具体行政行为"修改为"行政行为"没有任何意义,内部行政行为依然游离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之外,行政合同原本就是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事项,行政事实行为,准行政行为仍未纳入到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这样的修改不能达到行政诉讼法修改的目的,不能全面落实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使行政诉讼法在其他方面的修改意义不大。有必要通过修改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确定方式、建立行政公益诉讼制度、建立行政法院、缩小否定式列举范围和明确判例法等方式来完善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     

行政主体二元论

行政责任主体理论与行政主体理论之间存在断裂带,责任主体的二元化和行政主体的一元化架构存在逻辑上的冲突.弥合二元行政责任主体理论与一元行政主体理论之间断裂的关键在于修正行政主体的内核,即以代理说中的准侵权说代替组织体实在说来建构行政组织体和行政公务人员的关系.     

个人捐赠者信任受损的内涵及其决定因素

个人捐赠者已成为非营利组织获取生存资源的主要来源,而负面或危机事件的出现与扩散,导致个人捐赠者对慈善事业的信任状态受到损害。本研究依托风险社会时代背景,选择信任受损随时间变化的研究视角,运用逻辑演绎方式将个人捐赠者信任受损分为静态与动态,并进行了操作化界定。进而基于信任受损发生主体互动的角度,确定并解释了决定个人捐赠者信任受损水平的关键要素分为两个层面:一是非营利组织层面,包括吸收能力、适应能力及修复能力;二是个人捐赠者层面,包括认知偏好能力、情绪反应能力及意志修复能力,这对于有效修复信任受损具有重要的价值。     

循环工伤认定行政诉讼的实质性解决途径

工伤认定案件所引发的循环行政诉讼,是行政争议实质性解决研究中较为突出的问题.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对同一案件适用的审查标准不同,导致工伤认定在不同程序中呈现的结果不同;行政和司法不同的程序设计带来了工伤认定举证责任的事实转移,令认定结果出现偏差;行政诉讼中,司法对行政的尊让和司法权力本身的有限性,使得工伤认定案件中撤销并重做判决的拘束力不足.适当调整工伤认定行政诉讼中举证责任的适用方式、考虑判决中的变更权,有助于在利用现有体制资源的范围内,以行政和司法的良性互动机制,实质性解决循环诉讼问题,而体制框架性变革所涉及的行政附带民事诉讼方式仍需进一步探讨.     

基于双主体视角的组织内信任修复模型构建

组织内的信任关系对于组织和个体的发展均有着积极的意义。在现实环境中组织内的信任违背普遍发生,影响了组织和个人的关系发展。因此如何修复业已被破坏的信任关系,成为当前信任研究发展的新趋势。研究表明,信任方和被信任方在信任修复过程中均可以发挥主动作用,都可以推动信任的积极修复和发展。而信任修复的基础是信任方对于信任违背的反应,包括认知和情感两个方面的反应。被信任方的信任修复方式有言语反应和真实行动反应。针对信任方反应来选择修复方式是提高信任修复有效性的重要原则。     

多品牌产品危机中企业应对策略对消费者购买意愿的影响研究——消费者负面情绪的中介作用

基于情绪认知理论,尝试关注多个企业同时陷入不可辩解型的群发性危机情景下,未曝光企业所采取的应对策略对消费者情绪及其品牌购买意愿影响的内在机制.实验选择真实的手机品牌作为刺激物,通过构建两个结构方程模型验证发现:(1)在多品牌产品危机中,未曝光企业选择主动介入与赔偿型措施时,涉事企业可获得消费者更高的品牌购买意愿;(2)涉事企业选择被动介入以及服务型措施时,消费者的介入评价对其负面情绪的影响程度更高;(3)消费者的负面情绪与其品牌购买意愿负相关,且消费者愤怒情绪较无助情绪对其品牌购买意愿影响更大;(4)消费者的负面情绪对消费者的介入评价与品牌购买意愿之间的关系具有部分中介作用.     

论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的关系

对行政行为提出争议可以通过两条途径：司法途径和行政途径。行政途径是行政复议,司法途径是行政诉讼。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有相同点,也有很大区别,在实践中应用不同。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的关系是建立行政复议制度的关键问题,即建立行政复议制度不能脱离行政诉讼这个背景。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的关系应坚持司法最终解决原则和行政复议并非必经阶段原则。在诉讼理论上,一是认为行政复议作为诉讼先行阶段;二是认为为保护相对人的权益,应采用自由选择的形式。从总体上看,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相比,具有程序简便、易于纠正错误、范围广泛和经济有效等特点,更能适应行政活动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