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原始儒家“中庸”理念之变异

中庸的变异根源于原始儒家道德理论兼摄本体与工夫的双重性格,其内在根据源于其心性理论。原始儒家将主体之心作为统摄形上本体与道德工夫的结合点,本体之天回落于心,统摄主体性情其表现形式即为"中";心外显于主体修身与治世的道德实践。然而,原始儒家将治身与治世融为一体存在明显的弱点:中庸以"仁"为价值旨归和本体论归宿,但历史上几经变异后的中庸仅仅具有方法论层面的指向,却忽视其本体论层面的价值,而中庸变异的过程也是学术屈从于专制的过程。     

论"以德治国"思想的历史与现实背景

(一 )古代“德刑之辩”是江泽民同志“以德治国”思想的重要的历史渊源中国古代的儒家和法家曾开展过一场旷日持久的争论 ,争论的焦点就是如何看待治理国家的根本措施。儒家认为应以德治为本 ,法家认为应以法治为本 ,这就是有名的“德刑之辩”。“儒法之争”或者说“德刑之辩”的焦点 ,表面上看是要不要道德或者说要不要法律 ,深层次的问题却是人性之争 ,即人性是善良的还是恶的。儒家在主流思想上是强调人性善 ,最直接的道德结论就是人是可以教化的 ,即人的善良本质是可以教化出来的。或者说 ,只有通过教化方能得来。这种思想 ,使人对人性…     

儒道德治精神与圣功法门

中国传统德治理论是以治者的修身为基础的 ,但同时也注重社会的道德教化。修身和教化的法门是圣功修行。儒、道两家都提倡圣功修行 ,但旨趣有所不同。道家圣功是为了达到“自然”的境界 ,而儒家圣功则在通过静心以破除私欲 ,增进社会责任感。在先秦儒道德治理念的影响下 ,汉代以来的道教也重视道德教化 ,将伦理修养作为入道的重要条件。道教文献所言“圣功”实际上是一种道德养生理论 ,尽管其中存在某些神秘因素 ,但所包含的“劝善修德”理念却具有积极意义。     

"德"与儒家公共治理的结构

我国古代的儒家相信,人类的存在是由包括政治生活在内的公共生活联系起来的,公共生活是人的一个基本属性。古代的儒家以“德”为“治”,以道德为处理公共问题的基本方式。儒家的“德治”思想体现着道德对政治的观照,它在现代社会的发展,需要超越出对人们个体性的内心关注,外化为社会的同一性规范。     

试论儒家"力行"德育思想及其现代启示

在修身过程中重视“力行”是我国儒家修身理论的一个重要传统。孔子是最早明确提出“力行”的修身方法的。他认为道德修养不仅要获得道德知识,提高自己的道德是非辨别能力,更重要的是要化为行动。身体力行。儒家“力行”德育思想对后世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对于我们今天人格的完善有重要启示。对于现代人摆脱日常生活的沉沦之苦,解决人生意义迷失,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简评韩非对先秦儒家“德治”学说的批驳

对早在“百家争鸣”时期就已成为显学的儒家的“德治”学说 ,韩非从法家的立场 ,进行了尖锐的批驳。韩非以其“人性自为论”批驳了构成“德治”学说理论前提的“人性善”论 ,以其“德化无用论”批驳了构成“德治”学说核心的“道德教化论”,并以其“道德虚伪论”揭露了“德治”学说的内在矛盾及其在实践中表现出的苍白无力。韩非的这些批驳 ,切中了儒家道德至上思想的要害 ,对于后世指正儒家“德治”的弊端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     

为政以德:儒家政治道德的基本原则和主要标志

"为政以德"是孔子所提出的关于治理国政的基本方针,是儒家政治道德的基本原则,也是其政治伦理思想的鲜明标志.孔子及其儒家认为,"为政以德"是对为政者起码的道德要求,在处理政务、治理国家方面,为政者必须遵从一定的道德准则,并重视道德对人们行为的规范作用.从"为政以德"的基本原则出发,儒家倡导德治、仁政,反对暴政、苛政.在德治与刑罚的关系问题上,儒家主张德主刑辅,认为在治理国政中道德与刑罚虽然都是不可缺少的,但德治是根本,刑罚只能是"辅治之法".儒家在政治上不但倡导"德政",而且还主张"以德导民",要求为政者注意社会道德教化,并把道德教化视为治国之本.正确把握孔子及其儒家为政以德的思想,对于全面理解孔子及其儒家的政治思想、道德理论以及整个思想体系都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     

《群书治要》修身治国、为政以德的德治思想探析

《群书治要》作为初唐著名谏臣魏征、虞世南等辑录前人著述以作谏书的匡政巨著,为唐太宗“治国安邦”,创建“贞观之治”提供警示作用,书中包含了修身、齐家、为政、官德、用人、教育、道德、民本等修身治国之道,并富含正己修身、以德教民、仁政爱民、明德慎罚等德治思想,这些德治思想对于复兴中华文化、构筑民族中国梦,具有很好的指导作用。     

以德治校论要

“以德治校”是学校崇德氛围形成的基础 ,从道德规范、道德影响、道德评判、道德他律和自律等方面论述了“以德治校”的基本内涵 ,从建立学校德治体系、德治机制、德治实践、德治合力等方面探讨了“以德治校”的途径     

中国古代德治传统及其借鉴

中国古代德治传统,一是要求统治者集团以身作则,注意修身和勤政,充分发挥道德感化作用;二是重视对民众的道德教化,“为政以德”,德主刑辅。前者忽视常人本性,仅靠道德觉悟解决廉政勤政过于理想化,因此德治必须和法制相结合。后者洋溢的“民本”思想和利用家族伦理关系进行道德教育的做法值得借鉴,但要区分民本和民主的界限,警惕过分推崇道德,导致道德化法律的危险。法治（依法治国）包含了工具性价值和目的性价值两层含义。法治和德治只是在工具性价值层面上相辅相成、相互促进。     

论《大学》的修己治人之道

儒家的修己治人思想,虽然孔孟早已有所阐述,但严格说来,直到《礼记·大学》篇问世,它才得到系统、完整和集中的表述。《大学》中被宋儒称为“三纲领”(“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和“八条目”(“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经”的内容,以及全部“传”文,比较系统地总结了先秦儒家的德治仁政主张,强调修己是治国的关键,阐述了修己治人的一整套伦理政治思想。这在整个儒家经典中是很有特色的。鉴于研究这一理论的专论尚不多见,笔者不揣冒昧,试作如下探析。     

浅谈魏晋时代的人性自然说及原因

英国科学家赫胥黎曾说过 :“人类的生活有两方面。一方面是自然的 ,一方面是伦理的。”自然的是个人的本性生活 ,伦理的是社会的道德生活。社会的道德生活 ,必须使人遵守古代圣贤的礼法和道德 ,克制自己的情欲 ,调解自己的生活 ,使自己成为一个品行优良的好人。儒家的人生哲学正是如此。一个人来到世上 ,必须好好地教养他 ,使其离开那种好逸恶劳、贪生畏死的人类的自然本性 ,走到那种重德守礼的路上去。儒家所讲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全以修身为基础 ,便在于此。修身者 ,只不过是要人们排除自然人的情欲生活 ,建设伦理理智生活。而魏晋的…     

从儒法治国方略看中国古代政治的人治本质

中国古代儒家的德治与法家的法治是两种不同的治国方略。“德治”笃信“为政在人”重在人之“德”上,其本质是人治。法家“法治”名为法治但仅限于“君下法治”,法对民不对君,君主脱离在法治范围之外,其本质还是人治。儒、法人治方略虽在人性前提(儒家倾向善,法家倾向恶)、哲学依据(儒家找内因,法家找外因)、理论基础(儒家笃信“为政在人”重在人之“德”上,法家笃信“为政在法”重在法、势、术相结合上)、对象考量(儒家针对所有人,尤其是君主;法家针对君下人,排除君主)等方面存在着倾向上的差异和对立,但是二者之间并没有一方消除或代替另一方,而是成为君主专制系统中互补的两翼,这说明中国传统国家权力理论的逻辑出发点是君权,而不是民权。这种只见君权不见民权的传统政治思想正在为近代和现代中国的社会实践所颠覆,追求民权成为中国政治现代化的主流。     

中国古代两种德治范式探微

德治是文明社会在治国方略上的一种选择。中国传统惩治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制度的产物 ,在历史上 ,它经历了由理想转化为现实的演变过程。先秦儒家提出了政治伦理化的德治理想 ,西汉以降经儒法互补合流形成“德主刑辅”的德治模式 ,这种现实德治是以道德教化制度化和伦理法的法制建设取向为主要调控手段的。厘清传统惩治的内涵和实质 ,对我们今天推进以德治国方略有着极其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儒家伦理道德对少数民族的影响

儒家伦理道德对少数民族的影响杨国才儒家学说的主要内容和特点是“祖述尧舜、宪章（效法）文武”，崇尚“礼乐”，讲究“仁义”。政治上主张“德治”和“仁政”，重视礼义，奉行德刑兼施，以刑辅德的方针。伦理上重“亲亲尊尊之恩”，行“中恕”、“中庸”之道，重视道德...     

儒家道德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构建——基于道德与政治之关系的视角

道德起源于政治需要。儒家认为,＂德＂的主要含义应是＂善＂,道德是实现太平治世的重要条件,是构建理想社会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儒家提倡＂以德治国＂,混淆了道德与政治的不同功能。道德一旦越位扩张而致政治领域形成＂德治主义＂,即出现泛道德主义,则不可避免地会对政治生活产生消极影响。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需要引入现代社会的最重要的治理手段——民主与法制,并将其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紧密结合。儒家道德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重要思想源泉,在当前我国全力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关键时期,认真践行社会主义民主要求,需要合理发挥儒家道德的理性指导作用,以老＂内圣＂开新＂外王＂。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中,既不能完全否定儒家道德的价值,又不能过分夸大儒家道德的作用。以自律的儒家道德辅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构建,从儒家的＂内圣＂开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外王＂,正是儒家道德对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义所在。     

“三治”结合背景下乡村德治的定位与转型

当代“三治结合”乡村治理体系中的“德治”本质上是以德治国方略在乡村治理中的贯彻落实。德治在乡村治理体系中的定位与以德治国方略在整个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定位是一致的。当代乡村德治需要借鉴传统乡村德治的思想资源和方法途径,但还需要进行以下几个方面的转型:一是当代法治背景下的德治重新定位及德法关系的调整;二是乡村德治主体从乡绅向以农村基层党组织为领导核心、以村民为主、新乡贤和社会组织共同参与的多元治理主体格局的转型;三是乡村德治之“德”从儒家道德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的社会主义新道德的转型。     

以知导行知行合一——对"以德治国"的新思考

“以德治国”是江泽民同志提出的一项重要的治国方略。在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道德体系、贯彻“以德治国”方略的过程中 ,必须经过准确界定社会主义道德内涵、认清社会主义道德体系本质特征及其构建原则即“德知”和养成良好道德行为即“德行”两个阶段 ,才能最终实现“德治”。在实施“德治”过程中 ,要抓好“以德治民”、“以德治党”和“以德治政”三个环节     

儒家诚信思想及其现代价值探析

在儒家道德体系中,诚信是个人修身立德之本,是与人交往和从事职业活动的基本道德原则,也是为政者治国理政的关键。儒家诚信思想具有情感性、等级性、道义性、自律性的特征。应当充分认识儒家诚信思想的内在价值,促进儒家诚信思想的现代转化;加强个人诚信建设,培育公民的诚信人格;加强政府诚信建设,构建诚信社会。     

儒家“慎独”思想的现代反思

“慎独”作为儒家道德修养的一个重要德性，一直备受儒家推崇，其最初的含义为“诚意”，指内心的一种精神状态，后理解为个体在独处无人注意时做到思想和言行的谨慎有德，后一种含义多被广泛接受。“慎独”有其一定的境界，即应注重不睹不闻的“隐微”处，“隐”和“微”即为“慎独”的两端。儒家“慎独”作为“入德之方”在个人修身中占据了显著地位，但其最初实为儒家出于为统治阶级服务而推崇的德性，其塑造人民道德高度自律性的性质，是统治阶级管理人民的有效方式。今天我们既要发扬“慎独”注重自身完善的内向思维品质，又应将其从对人的情感压抑中释放出来，伦理存在的价值应建立在真情之上，只有真情投入的道德才会带给人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