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构金融诈骗罪“非法占有目的”的法律内涵

非法占有目的是决定一个特定金融诈骗行为是否构成犯罪、构成此罪或彼罪的决定性条件,将金融诈骗罪"非法占有目的"界定为行为人在实施金融诈骗犯罪行为时主观上所具有的意图非法控制或支配他人财物并且使该财物完全脱离权利人控制的心理态度,能够全面反映非法占有目的基本特征,同时也能够满足以犯罪目的理论为基础和遵循金融行为及金融诈骗行为自身的规律。     

论占有型财产犯罪之“财物控制”

占有型财产犯罪是指主观上具有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财产犯罪。财物控制是占有型财产犯罪的既遂标志。财物控制是指行为人对财物的实际控制与支配,包括控制意思与控制事实。财物控制具有直接性与间接性、具体性与抽象性、时间性与地域性等特征。财物占有是指财物所有,财物占有意图决定行为性质和方向,是占有型财产犯罪区别于其他财产犯罪的关键。财物持有是指行为人对财物事实上的支配状态。财物控制与财物占有在性质、内容以及主体上均有不同。财物控制与财物持有在性质和内容上也有不同。     

对公私观的理性思考

公私观是对人们在处理个人或社会、个人与集体的利益关系上的行为所持的社会评价,是人们在公私关系上所认定的基本观点和态度。不同的社会制度、不同的阶级,人们有着不同的公私观。公私观是人生观的重要组成部分。一切剥削阶级的人生观都是私有制的产物,是剥削阶级意志和利益的反映,其核心是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而无产阶级的人生观与之有本     

坚持“八荣八耻” 提升中华精神品格

笔者认为胡锦涛总书记提出的八荣八耻"彰显了社会主义的精神风范,荣辱不分是剥削阶级腐朽思想的反映,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要坚定共产主义理想信念,要自觉抵制剥削阶级腐朽思想侵蚀,共产党员和领导干部要率先垂范,要着重提升全体人民的精神品格,提升中华民族文化精神等。     

对进步哲学的历史作用要作具体分析

剥削阶级进步思想家的唯物主义哲学同劳动人民的利益是什么关系?我们不同电笼统地讲是“根本对立”的关系。这种观点只看到剥削阶级同劳动人民之间矛盾的一般表现,忽视了这一矛盾在不同历史条件下的特殊表现。列宁指出:“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列宁选集》第2卷第512页)。我们认为,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进步的唯物主义哲学能够部分地反映或代表劳动人民的利益和要求。一在封建制取代奴隶制或资本主义制度取代封建制这样两种社会制度交替时期,当新兴的剥削阶级反对反动统治阶级的革命时,起社会变革先导作用、为先进的社会制度开辟道路的唯物主义哲学思想,它尽管是为所属阶级的政治利益服务的,也能够部分地反映或代表参加这场革命的劳动人民的愿望和利益。     

平均主义的实质

平均、平等和平均主义不是一回事,正如自由和自由主义、主观和主观主义不是一回事一样。真正的争平等是尊重同事的政治经济权益而不是侵犯别人的权益。我国古代的平均思想是被剥削阶级对剥削阶级的反抗,是反对剥削阶级的无偿占有,幻想夺回被剥夺去的劳动     

论相对独立的刑事涉案财物处置程序之建构

公正处置涉案财物是刑事司法领域贯彻保障公民财产权的重要环节。长期以来，涉案财物处置依附于定罪量刑活动，对于涉案财物事实缺乏实质性审理，这一“合一型”模式不利于公民财产权的保护，涉案财物处置程序改革迫在眉睫。考虑到与定罪量刑程序的紧密衔接及涉案财物事实的复杂性，吸收量刑程序改革的有益经验以及实践先行带来的启示，当前应建构相对独立的涉案财物处置程序，促进涉案财物处置的公开化、透明化，限制法官自由裁量权，最大程度实现公正与效率的统一。相对独立的涉案财物处置程序依申请或依职权启动，通过发挥庭前会议功能，接受当事人及利害关系人的财产权争议及主张，决定是否开启针对独立性财物事实的专门审理，实现实质性审理。同时，应根据证明责任设置分层次的证明标准，在发生事实认定错误时进行必要的程序回转，保障事实认定的准确性。     

民法法系和普通法系的主要差别及其产生原因

随着资本主义经济在西方的确立,形成了对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影响深远的两大法系:民法法系和普通法系。这两大法系都是在私有制基础上,继承了剥削阶级的法律传统,反映资产阶级意志     

论改造党内官僚主义与发展党内民主

官僚主义是剥削阶级意识形态中最为腐朽没落的一部分在官僚身上的体现,其本质是由封建官僚制度中的寄生性和腐朽性规定的;革命队伍中的官僚主义是剥削阶级思想和旧社会衙门作风的反映,是一种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做官当老爷的思想作风。党员干部的官僚主义对党内民主的发展有着很大的危害,所以,我们应该改造党员干部的官僚主义,既要加强法律制度建设,也要对党员干部进行思想改造,还要重视发挥党内监督和社会监督的作用——以此,加强党内民主建设。     

中国封建社会中农民的哲学思想问题

劳动人民有没有自己的哲学?这个问题以前有过争论,近几年又被提了出来。 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但在剥削阶级史学家的笔下,历史不过是帝王将相的家谱世系。自从马克思主义问世以来,历史学才开了新生面。但是,哲学史怎么样呢?直到现在,它基本上还是用著名思想家的哲学观点联缀起来的。而且,一般说来,他们都是剥削阶级的思想家。于是,问题发生了:剥削阶级有哲学,劳动人民有没有?如果有,它在哪里?如果说没有,难道他们的愿望就不通过哲学形式反映出来吗?看来,讲哲学史不讲劳动人民的哲学,就好象拿着被人啃吃了一半的苹果一样使人难受。因此,这个问题,确     

贪污罪要件及共同贪污定性新论

贪污罪的行为对象虽是公共财物,但也包括非公共财物;其犯罪主体的本质在于从事公务;所谓利用职务便利,是以利用本人的职务便利即直接利用为原则,但也包括间接利用即借助于他人的职务便利;间接利用的成立须以利用者在职务上足以制约被利用者并且同属于一个单位为必需。共同贪污的定性宜以主犯决定说为原则,辅之以身份犯决定说和实行犯决定说。     

战争中人的因素和物的因素

这里所说的战争,是指被剥削阶级同剥削阶级、被压迫民族同侵略者之间的战争。在战争初期,都是剥削阶级比被剥削阶级、侵略者比被压迫民族,在经济力量和军事力量上,具有明显的优势。而战争的进程通常是后者由弱变强,最终打败对手。远的不说,就以中国的解放战争为例。在抗战胜利后,中国人民热切地希望实现和平、民主,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新民主主义国家,而作为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政治代表的国民党统治集团,则要使战后的中国恢复到战前的状态,即坚持蒋介石的独裁统治,继续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老路。     

拿起阶级分析的武器——再谈标题音乐、无标题音乐的阶级性

随着批林批孔群众运动的不断深入,无产阶级向资产阶级及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展开了广泛深入的猛烈进攻,掀起了上层建筑领域内的社会主义革命高潮。当前,关于标题音乐和无标题音乐究竟有没有阶级性、是否反映一定的社会内容的讨论,是上层建筑文艺领域里革命斗争的大事,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马克思主义同修正主义的尖锐斗争。     

谈现存的官僚主义产生的根源

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性质同官僚主义是不相容的。我国社会现存的官僚主义,既不是我们社会主义制度本身固有的现象,也不反映我们政府机关的本质,它是旧社会遗留下来的痕迹。官僚主义存在于我们社会中,已有长久的历史了,它是几千年封建专制制度的产物。官僚主义是一切剥削阶级国家所固有的特征,是一协剥削阶级社会的一种统治形式。新中国成立以来,由于我们消灭了剥削制度;建立了公有制,从根本土铲出了旧社会的官僚主义、特权阶级以及他们享有的各种特权。但是,作为官僚主义赖以存在的基础的小生产经济,并不能随国家政治制度的根本性质改变而立即消灭,它     

对进步哲学的历史作用要作具体分析

剥削阶级进步思想家的唯物主义哲学同劳动人民的利益是什么关系?我们不同意笼统地讲是“根本对立”的关系。这种观点只看到剥削阶级同劳动人民之间矛盾的一般表现,忽视了这一矛盾在不同历史条件下的特殊表现。列宁指出:“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列宁选集》第2卷第512页)。我们认为,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进步的唯物主义哲学能够部分地反映或代表劳动人民的利益和要求。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几个认识问题

一、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优越于资本主义精神文明人类的历史是人类在劳动和斗争中不断改造世界的历史。文明作为人类改造世界的成果,反映了社会进步和开化状态。文明是一种社会现象,它有一个渐进的发展过程。人类社会自脱离了原始社会的野蛮状态后,已经历了奴隶制时代的文明、封建时代的文明和资本主义的文明。这些文明在历史上都曾放射出时代的光辉。但是过去各个时代的文明,都是同劳动者的被奴役、被剥削、被压迫相联系的,是为剥削阶级服务的,剥削阶级一直把科学和文明当作“剥削劳动的手段”。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人类精神文明的延续和发展,是人类文明史上迄今最高     

亚里士多德国家学说述要

亚里士多德(公元前384—322年)是古希腊中产阶级奴隶主的思想家,被马克思称为“古代最伟大的思想家”,他的著作是“百科全书式的科学”。在西方国家学说史方面,亚里士多德也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他第一次提出了国家学说的一系列概念、范畴和思想原理,这些思想的基本点一直被历代剥削阶级思想家所承袭。亚里士多德成为剥削阶级国家学说的首创者和奠基人。亚里士多德的国家学说内容十分丰富,它集中地反映在《政治学》一书。本文仅就其中几个影响较为深远的基本观点简要地加以评介。     

试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弹劾”

弹劾,在旧时代是剥削阶级的国家对政府官吏违法或失职行为的检举和揭发。在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国家,如何运用弹劾,是我们政治生活中亟待探讨的一个重要课题。一、弹劾制应属于人民的国家机器保持廉洁和高效能的防卫系统弹劾制在我国建制于秦汉。御史或监察御史就是专司弹劾之职的官吏。如有政府官吏违法或严重失职,御史得向帝王提出检举,请求惩办,充当封建统治者的耳目。这种制度,一直为历代王朝所沿袭。在我国政治史上,弹劾也有时起到过“澄清吏治”的积极作用;但大多数弹劾,是剥削阶级内部争权夺利派系倾轧的一种反映。     

试论犯罪行为的可认识性

从剥削的意识出发,对人和社会的侵害行为,就是我们一般认为的犯罪行为。它是剥削制度和剥削观念的产物。在我国,剥削制度虽然早已被推翻,剥削阶级作为一个阶级也已被消灭,但是,剥削阶级腐朽、没落的思想意识残余,在一定时期内仍将存在;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国际交往日益增多,国外的剥削阶级意识形态也会渗透到国内来,这就不可能从根本上杜绝犯罪行为的发生。然而,在我     

盗窃罪的三个疑难问题研究——以理论自洽与实务判断为导向

我国普通型盗窃罪的保护法益是不限数额的财物的所有权与占有。盗窃既遂不等于成立盗窃罪。行为人盗窃数额非较大的财物未遂的,不应处罚,这既符合立法者原意,又获得刑法评价的公平性。行为人盗窃数额非较大的财物既遂,符合盗窃数额较大的财物未遂的构造时,才能认定为盗窃数额较大的财物既遂。盗窃数额较大的财物未遂的构造重点表现为:行为人必须认识数额较大的财物、对数额较大的财物有现实的盗窃行为、由于行为人意志以外的原因,导致没有既遂,但数额较大的财物有被盗窃的客观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