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汉武帝的法治路线——兼谈汉武帝与董仲舒“独尊儒术”的关系

汉武帝刘彻(公元前156年——公元前87年)是杰出的法家代表人物。他继承了秦始皇、汉高祖的法治路线,对于巩周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和我国古代社会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但是汉武帝又容纳了孔孟之道的忠实信徒董仲舒提出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口号。冈此,对汉武帝的评价,历来存在着不同的论述。长期以来,尊儒反法派肆意歪曲汉武帝的法家真相,甚至把汉武帝时期取得的历史成就,偷天换日地归结为接受董仲舒建议的结果。现代的大儒林彪也大肆吹捧董仲舒,恶毒攻击法家是“罚     

论汉武帝继承发展秦统一事业的历史作用

汉武帝刘彻,是西汉中期法家的杰出代表人物。他继续推行法家路线,发展了秦始皇开创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制度,为巩固统一和发展封建经济、政治、文化等作出了一定的贡献。历代尊孔反法的反动派,吹捧屁儒董仲舒,妄图抹煞汉武帝的法家精神和进步作用。叛徒、卖国贼林彪及其死党陈伯达公开叫嚣“大家都当董仲舒”,胡说什么汉武帝的建树,是实行董仲舒儒家路线的结果。这纯属混淆儒法斗争实质、颠倒路线是非的反动谬论。我们必     

评“四人帮”关于吕后的三大谎言

野心家、阴谋家江青大肆吹捧刘邦的皇后吕雉。在一九七四年六月间,她说:“吕后也是法家,吕后要作为单独一条突出宣传一下。刘邦死后天下可能大乱,吕后掌权没有乱,吕后很厉害,基本上执行汉高祖路线,主要是法家路线。”此后江青一再自比吕后,为她篡党夺权自吹自擂。“四人帮”还利用各种工具,刮起阵阵吹捧吕后的妖风。在“四人帮”词典中,吕后就是江青,他们宣传吕后,不过是掩盖他们反革命阴谋的一件光怪陆离的外衣。     

一部共产主义道德学著作——读《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兼论对传统伦理思想的批判继承

<正> 一刘少奇同志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以下简你《论修养》)一书,曾经对中国共产党的思想建设发挥过极其重大的指导和推动作用,建国以后更成为广大共产党员和革命青年喜读必读之书。实践证明它是一部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和共产主义道德学的名著。今天,这部著作中所阐述的思想和理论,对于我们进行共产主义道德教育,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仍将发生巨大的指导和推动作用。但是,在十年动乱期间,这部好书却被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诬为“提倡孔孟之道”、“提倡封建文人的修身之道”的“黑修养”。他们的所谓“证据”,就是这部书中引用了一些以孔子和孟子为主的儒家言论。引用孔孟的言论就是“提倡封建文人的修身之道”吗?这个问题有加以澄清之必要。林彪江青一伙出自反革命的需要,对待传统道德,既采取复古主义的态度,例如他们竭力吹捧法家的道德,意在为他们大搞封建法西斯主义服务;又采取虚无主义的态度,     

卑鄙的手段 险恶的用心——批判尊儒反法的“罵曹”旧京戏

文艺是从属于一定的阶级,为一定阶级的政治路线服务的。历史上一切反动腐朽没落的阶级总是利用文艺形式,千方百计地歪曲、丑化、咒骂法家人物,极力贬低他们的历史作用,肉麻地吹捧、美化、歌颂儒家人物,鼓吹孔孟之道,为其复辟、倒退的儒家政治路线服务。曹操是我国历史上杰出的政治家和著名的法家人物。可是,在旧京剧舞台上,曹操却被污蔑为“白脸奸雄”。文化大革命前,在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路线的统治下,“骂     

篡权窃国的野心家吕后(史料选编)

吕后是我国历史上一个道道地地的叛国篡权的女野心家和阴谋家。唐朝司马贞曾说吕后“潜用福威”,“志怀安忍”。明代李贽的《藏书》也说“汉高祖吕后婿虐谋篡之后”。这些评述,都指出了吕后叛国篡权的本质。而白骨精江青为了篡党夺权的需要,竟不择手段地肆意歪曲历史,极力吹捧吕后是“法家”、“伟大的封建政治家”,恬不知耻地自比吕后而感到“不胜荣幸之至”,鼓噪什么“刘邦死后,她的妻子吕后专政。”,暴露了她企图在毛主席逝世后登基坐殿的狂妄野心。被颠倒了的历史应重新颠倒过来。被“四人帮”美化了的野心家吕后应还其本来面目。了解吕后的所作所为,就不难看出江青吹捧吕后的用心所在了。     

整饬吏治 举用贤才——论近代思想家的整饬吏治思想

整饬吏治,是我国历代政治思想家、法家和开明的封建皇帝都很注重的问题,他们认识到这是“立国之大道”,是稳定和巩固自己的天下的至关重要的措施。然而吏治问题,除了在刑法上采取惩治措施外,最重     

重评吕后

对历史人物吕后如何评价,这本来是一个学术问题;长期以来存在分歧,也是正常现象。前几年,“四人帮”大搞“古为帮用”的影射史学,借吹捧吕后,为他们篡党夺权制造反动舆论。这样,在清算“四人帮”的反革命罪行的时候,又不可避免地涉及到吕后的评价问题。批判“四人帮”歪曲历史,利用古人大造反动舆论的罪行,是完全应该、完全必要的。但是,如果把“四人帮”吹捧过的历史人物,不加分析地全盘否定,一概打倒,那就会     

经济改革上的大刀阔斧与体制改革上的不相适应——略论王安石变法失败原因之一

在一个以农业立国的封建专制国家中,对于统治者来说,应该农业、手工业和商业并重,理直气壮地发展生产,使国家和人民富裕起来。然而,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受儒家“讳言财利”和法家“重农抑商”思想的影响,历代封建统治阶级重精神而轻物质,把脱离物质利益的礼放在第一位,从而把儒家思想封闭化和教条化,忽视或贬低国计民生的经济。在近一千     

窃国篡权的吕后

不学无术,对历史一窍不通的江青,忽然对历史发生了兴趣,说什么“学历史就是要搞点历史经验,古为今用。”她借研究儒法斗争为名,竭力为历史上的女皇帝、皇后评功摆好。其中对吕后吹得特别凶,什么吕后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女法家”呀,“伟大的封建政治家”呀,“对汉高祖的事业起了很大的作用”呀,等等,并指使其舆论班子一定“要作为单独一条突出宣传一下”。江青对两千多年前的这具历史僵尸这么重视,为她梳装打扮,拼命鼓吹,葫芦里到底卖的是什么药?现在已经清楚了,原来她吹捧吕后,是想以古喻今,借历史的亡灵为自己的卑鄙目的辩护,为自己黄袍加身作女皇     

卖国主义的自供——批江青评汉武帝对匈奴作战的反动观点

穷凶极恶的资产阶级野心家江青为了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疯狂地打击别人,无耻地美化自己。“为了打这一仗”,她不但要讲“历史上凡是法家都是受压的”,而且大讲“历史上法家是爱国主义的”。她特别举出汉武帝对匈奴作战滥发厥词,忙不迭地把她的御用工具“梁效”造这种舆论的黑文《读<盐铁论>》塞给人们,欺世盗名。     

一首“新奇”的政治讽刺诗——对散曲《高祖还乡》套的一点看法

在我国古代诗歌史上,曾经产生过一些把矛头指向时政的讽刺诗,这些作品在不同程度上都具有一定的历史进步意义;然而,在讽刺诗中,把矛头直接指向封建地主阶级总代表皇帝的诗则不多见。一方面,封建统治者决不容许侵犯君权、动摇君权,如有违犯,则格杀勿论;另一方面,他们还极力提倡、宣扬“君为臣纲”的反动思想来束缚人一们的言行,从董仲舒到二程和朱熹,又把“忠君”思想神化,将它吹捧到了吓人的高度,什么“受命之君,天意之所予也”,什么“君德即天德”、“父子君臣,天下之定     

“法家爱人民”的谎言掩盖不了严酷的历史真实

自称“现代法家”的“四人帮”鼓吹“法家爱人民”,用儒法斗争抹煞阶级矛盾,贩卖反动的阶级调和论,为他们篡党夺权制造反革命舆论。江青叫嚷:“历史上,凡是法家都是受压迫的,他们是基层起来的,要斗争”;“总的来看,历史上法家对群众是爱护的,使群众受到鼓励。”她甚至说:“法家中无农民,农民不识字,可以有他们的代言人嘛,是否法家即其代言人”,竟把地主阶级的法家说成是农民阶级的代言人。“法家爱人民”论是孔孟之徒“仁者爱人”说的翻版。“四人帮”贩卖这一谬论,     

孔孟之道和西藏农奴主的血腥统治

历代各民族反动没落阶级的代表人物,为了维护其统治或者实行反革命复辟,都把孔孟之道做为支撑反动统治的精神支柱。在西藏,以达赖为头子的一小撮反动封建农奴主阶级,则是一伙既拜佛、又尊孔的极端残忍的杀人恶魔。他们为了欺骗和压榨人民,把野蛮、黑暗的农奴制度在西藏世世代代保持下去,也从孔家店的破烂武库中,寻找反动思想武器。他们大肆吹捧孔老二是什么“圣者”、“神灵王”、“工巧菩萨”、“国政之尊师”;广为传抄、翻译儒家黑书,把孔夫子的一套当作宗教教条一样强迫人民信奉。     

反孔烽火熊熊 “圣人”威风扫地——刘六、刘七捣孔庙毁儒经的战斗

随着封建社会的没落,明王朝统治者愈加向孔丘亡灵求救。从明初起,他们极力吹捧孔老二,说什么“孔子之道,天下不可一日无焉”,“有孔子之道,则纲常正而伦理明。”叫嚣要“赖孔子之道以为治”。把孔学当宗教信条强迫人民信奉。他们封孔丘后裔,赐田产、农户,从政治、经济上进一步扶植孔府贵族地主。孔府成为封建政治、经济压迫剥削农民的顽固堡垒。在孔孟之道、封建“伦理纲常”和封建宗法等级制度的掩护下,从明代中叶起,地主阶级更加疯狂地兼并土地。皇庄和权贵庄田急剧膨胀。大量农民失地破产,有的流徙他乡觅食,有的被迫接受地主苛刻的剥削奴役,沦为佃户奴婢。当时有一曲民谣说:“夺泥燕口,削铁针头,刮金佛面细搜求,无中觅有。鹌鹑嗉里寻豌豆,鹭鸶腿下劈精     

儒法斗争简史

前言“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现实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是历史上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继续和发展。两千多年来,在我国历史上,一直存在着儒家和法家的斗争。儒法之争,是革命与反革命,复辟与反复辟,革新与守旧,前进与倒退的两条思想、政治路线的斗争。这一斗争一直影响到现在,继续到现在,还会影响到将来。长期以来,由于历代反动派大摘尊儒反法,儒法斗争的历史完全被歪曲、颠倒了。曾经起过进步作用的法家被诬蔑为“暴君”、“小人”,而阻挡历史车轮前进的儒家却被吹捧为“圣人”、“君子”。党内机会主义路线头子王明、刘少奇、林彪一伙以及苏修叛徒集团和国民党反动派蒋介石之流,为了破坏无产阶级革命,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也都大肆吹捧孔孟之道,     

苏轼、苏辙的庐山真面目

苏轼、苏辙兄弟与王安石同属于“唐宋八大家”,但他们是“两股道上跑的车”,走着两条相反的政治道路。王安石坚持变法,反对倒退,代表中小地主阶级的利益,执行了一条法家的政治路线;二苏最初是政治投机商,后来成了顽固派司马光的忠实走狗,疯狂反对变法,顽固维护大地主、大官僚、大商人的利益,坚持儒家倒退复旧的政治路线。由于二苏善于投机,巧于伪装,特别擅长于利用黑笔桿制造反动舆论,颠倒是非黑白,蛊惑了人心,篡改了历史,因此他们在北宋反变法的逆流中,起了一般顽固派不能起的作用,对后世产生了极其恶劣的影响。长期以来,他们的两面派面目没有被揭露。他们享有的“文名”,掩盖了他们反动政客的本色,他们混淆是非的言论,造成了历史的误解;历来的封建文人、资产阶级的学者及反动政客对他们的吹捧,不仅洗刷了他们的罪名,而且给他们戴上一个又一个光     

专制主义是现代化、民主化的大敌

解放以后,我们在反封建主义、反资本主义运动上,已经获得极大的成功。但是封建主义的残余,仍然顽固地纠缠着广大群众的头脑。我认为大部分已经解决了的问题,不应再讨论了。应当深入讨论的,是封建专制主义怎样障碍四个现代化和危害人民民主。林彪、“四人帮”吹捧秦始皇,推行秦始皇式的专制主义。他们依样画葫芦地焚书坑儒、强制人民盲目崇拜偶像,搞什么“三忠于”、“四无限”,     

试论王符法治思想的核心

先秦的思想家特别是法家都把君主掌握实权,驾驭群臣看成是法治的核心和实际内容。这种思想是从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发展的实践中总结出来的。是对封建大一统天下的向往,是顺应历史潮流,有其进步因素的。东汉末年的王符进一步提出了君主“明操法术,自握权秉”①的法治思想,这是对先秦法家法治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本文试对此进行探讨。     

评韩非的文艺思想

韩非是战国末期杰出的法家代表。当时奴隶制已经土崩瓦解,新兴的地主阶级政权和封建的生产关系在各个诸侯国相继建立。但是,反动的奴隶主阶级并不甘心退出历史舞台,还时刻伺机复辟。他们大肆宣扬孔孟之道,大造复辟舆论,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十分激烈。韩非纵观了“往者得失之变”,总结了新兴地主阶级在变革实践中正反两方面的经验,猛烈地批判了孔孟之道,集先秦法家之大成,为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制的封建国家提供了一条完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