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张承志小说中的女性形象

张承志青年时期在内蒙古大草原生活了四年,草原生活奠定了他文学创作的情感基础,那就是他对草原母亲的深入骨髓般地爱戴。基于对草原母亲的深刻体验和记忆,张承志给自己小说中的女性都赋于了母亲的品质。他笔下的女性,无论是额吉、母亲还是妻子、女朋友,都闪耀着母性的光芒。     

语义空间、普泛化的“母爱”与底层崇拜——论1980年代初期张承志的“母爱”书写

"新时期"初期,较多作家描写"母爱"都显得较为"理智",张承志却热衷于歌颂母亲。张承志作品中的"母亲"语义是极为丰富的,主要包括血缘关系的母亲、"拟制血缘关系"的母亲、草原女性、草原人民、普泛化的母亲等。这既与他的知青经历有关,也与他的审美期许有关。普泛化的"母爱"及"母亲——人民"创作主题的生成,使得张承志的"母爱"书写拓展为底层崇拜。这推动了他对于个体局限的超越。     

当代女性小说中"缺父"现象的文化阐释

父亲角色的缺席是当代许多女性小说文本书写母亲形象的一个共同语境。本文分析"缺父"的文本背景,阐释当代女性小说中母亲书写的性别文化内涵,指出"缺父"一方面意味着父权的无处不在,母亲的"妻性"被剥夺了,"母性"被推向极致;另一方面则是重建女性谱系的前提,使"母亲"重新获得"人性"、"女人性"成为可能。     

海子诗歌的深渊圣徒情结与救赎之路

深渊圣徒情结是海子诗歌创作的重要情结。深渊是对人类面临的生存暗夜的隐喻,面对存在的深渊,海子自命为"圣徒"。海子将深渊圣徒分为母性气质和父性气质两类,这两类圣徒海子都分别扮演过。大地乌托邦时期,海子奉行的是"实体即主体"的诗学观,希望能从存在中发现被遮蔽的真相,从心灵中寻回被隐匿的神性,从物质实体和精神实体两个方面重建诗意栖居的家园,代表成就是麦地诗歌,充满母性气质,但家园的虚幻性质并不能使海子获得真正的慰藉。太阳乌托邦时期,海子转向个人内心的原始力量,沉醉于酒神的狂欢状态。圣徒变身超人,酒神杀死日神。诗人希望通过太阳史诗的宏大写作,一方面以艺术的方式贴近真实,另一方面实现自己成为诗歌皇帝的梦想,充满父性气质。但无论是哪种方式,在存在的虚无面前,海子先后都败下阵来,最后,幻象的死亡变成了真正的死亡。     

《红字》中的“问题化”母性及其政治隐喻

在霍桑生活的时代,欧洲的女性教育与女性义务规约均基于女性未来的母亲身份,美国社会同样强调母亲在家庭和社会中的关键作用。通过回溯《红字》主要情节的历史背景发现,霍桑一方面继承了传统的母性观,另一方面突出了白兰的“问题化”母性,并以此为依托,通过强调两代人之间的巨大差异,试图挑战美国与英国的文化政治血缘联系,建立移民者后代与美洲大陆的新地缘关联,从而帮助构建美国人的独立民族身份。     

张承志小说平民运命的人文关怀

张承志给自己制定了"为人民"的创作原则,挚爱和同情生活在底层的普通人。男人在他的笔下是个硬汉,但更是个追寻着自己理想、梦想的文化载体,富有深厚的文化内涵。女人在他的笔下体现了一种圣洁的母性精神,暗含了时代脉搏,反映了一代人的文化心态。     

性别视角下的新时期女性文学母性叙事

在意识形态中心话语霸权逐渐消失后,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降的女性文学母性叙事开始回归女性性别主体,逐渐剥落母亲神圣的面纱而显示出其凡俗而驳杂的内心世界,在文化策略上解构了父权文化关于母亲神话的定位和角色认同,然而也有一些女性文学叙事不惜以牺牲母亲的自然属性和天性来颠覆传统母亲形象,在解构男性期待目光下的那些忠贞隐忍、逆来顺受的"闺阁天使"母亲形象的同时,使女性文学母性叙事陷入了自我伤害的写作误区。随着母亲形象被极端丑化,一些女性作家开始致力于寻找理想母亲的写作尝试,呼唤与渴望"新母性"的回归。     

母爱颂歌中的反弹旋律--"五四"及20年代女性母爱写作的理性反思

"五四"及20年代母爱题材的女性写作,是一种具有反封建性质的性别写作.对母爱的礼赞与膜拜,形成了"五四"时代女性写作的奇异景观.但也有一些作家,开始了她们对母性与母爱的理性思考,不是所有的母爱都崇高,不是所有的母性都美好,母亲忘我无私的背后可能是完全地丧失自我.母爱颂歌中的反弹旋律,避免了对母爱概念化的颂扬,丰富和立体化了母亲形象,也影响了后来的同类创作.     

湖北当代女性作家与女性文学

池莉、方方之后,湖北文坛出现了一批又一批的女性作家,呈现出年龄梯队齐整、体裁风格各异的状貌.湖北的女性作家重视日常生活经验、关注本土女性群体、展现底层女性的生存境遇、建构两性间的和谐对话,于"女性"之外增添了"母性"和"神性"两个关键词.为中国的女性文学创作提供了更切实的本土经验和地域经验.拓宽了女性文学的表现内容和主题,在女性文学的形式、审美、思想等方面也提供了有益的补充.     

张承志及其小说中的“他者”化意识

张承志是一个有着双重身份的人,他深刻地体会到主流汉民族文化对少数民族文化的强势压力,于是在他的创作中,主动地亲近了那些被"他者"化、边缘化的少数民族文化,从地域的选择及人物形象的塑造上都成功地实现了为被"他者"化的文明立言的目标,使那些几乎被人们遗忘的文明重新被发掘。可以说,张承志成就了被"他者"化中的文明,同时"他者"化的文明也成就了张承志。     

生命的情结:心系何方--略谈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女性小说

本文从性别意识中引出生命意识话题,从母性、父性和自我三方面探讨女性潜意识深处的生命情结.一定意义上,我们姑且把它们分别诠释为亲缘结、情缘结和自缘结,以此分析20世纪90年代的女性书写潮流.     

詹姆逊的意识形态文学思想评析

詹姆逊的意识形态理论是在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基础上,借鉴卢卡奇、弗洛伊德等的理论形成的.他创造性地提出了"政治无意识"概念,强调意识形态是认识功能和遮蔽功能的统一,其本质是一种"遏制策略",而文本则是意识形态和"乌托邦欲望"的统一.     

被遮蔽的记忆:中国现当代女性文学嬗变研究

伴随着历史进程的演变,中国现当代女性文学在叙事视域、情爱母题、母亲形象诸方面亦发生了递变.具体说来,叙事视域由内而外到双视域的转换:女性社会性别身份由主妇身份提升到半边天英雄再回落到社会女性——女性文学一直自觉或不自觉地探索着摆脱女性依附性的方式;情爱母题由追求而消解到漂泊的变异:女性主体性由感性盲从提高到理性加盟再发展到自为行动——女性文学一直书写着女性对爱情幻景的自我放逐;母亲形象由圣母而恶妇到原生态女性的生成:女性叙述者由母性介入延展为妻性书写再深入到女性历史建构——女性文学形成了自己诗意的话语特质.研究这些递变,有助于充分揭示被遮蔽的中国女性的社会性别身份、精神世界的变迁史与不变的女性叙事特质,从而准确把握中国现当代女性文学的风貌及价值.     

当代西方女性批评与女性文学的母性建构

母性是当代西方女性主义者争论的核心问题,也是女性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20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许多著名女性主义学者以及女性作家如里奇、乔多罗、克里斯蒂娃、伊利格瑞、拉迪克、莫里森等,从不同角度聚焦母亲,对母性进行了全新建构。她们的母性建构大体上经历了抵制母亲身份的60年代、寻找母性力量的70年代、转向身体与伦理的80年代、走向多声部的90年代这四个阶段。百花齐放的女性理论与女性书写赋予了母亲自己的话语,使21世纪的母亲形象异彩纷呈,得以成为自我身份建构的主体。?更多还原     

特殊的“他者”:中国文学母亲形象的文化意蕴

中国神话中具有“母性崇拜”倾向,在社会转型至父系社会时,“母性崇拜”倾向在儒家的伦理道德的孝道系统中发扬光大.孝道赋予了母亲在男性子嗣面前拥有权威的合理性.中国女性正是在“母亲”的角色中冲破了重重伦理压迫,在家庭伦理及由此波及到的社会政治“中心”区域为自己保留了一个“隐性权威”的身份.但实质上在父权制社会中,女人即使是母亲也脱不去“他者”的印记,母亲的权力不是女人张扬性别主体性的权力,而是父权权威话语的代言.中国文学母亲形象是中国文化特质的文学表征.     

浅析《千万别让她说话》中独特女性体验

从女性意识来关注女性,是女性主义理论进入中国后文学创作及批评的一大亮点,尤其是彰显了女性以往被遮蔽的一面,如性欲,最大限度地消解了以往文本中母性神圣的部分,这必然导致女性体验的不完整。而《千万别让她说话》从女性独有的"堕胎"和"为人母"的纠结为出发点,展现女性意识中不为人知的伤痛与无奈,从另外一个层面来了解女性的生存境遇。     

从该隐杀弟看上帝的父性

在《圣经》中,上帝"严父"的父性特质贯穿整个犹太人的历史,但是在该隐杀弟这一事件中,上帝对该隐的父性却显示出独特的一面,即在"严父"的父性之外,还蕴含着几分"慈母"的母性。这种极具阶段性特征的父性,有其特定的形成原因。     

伍尔夫小说中的女性认同

伍尔夫小说中的女性认同主要表现在：在女性中间寻找中心;不把争取男人的首肯作为头等大事;去男性欲望化目光.但是女性认同遭遇了女性经验的遮蔽和女性传统的断裂等文化困境.只有重建与母亲的亲密联系,追溯女性本源,才能消解父权制文化的影响,更好地实现女性认同.     

"口语"乌托邦与国家的想象——论瞿秋白的汉字批判与国语批判

瞿秋白的"文字革命"思想主要包括汉字批判、国语批判和"普通话"建设几个方面,通过"汉字批判"和"国语批判",瞿秋白为"现代普通话新中国文"的推行清理了理论地基,并细致展现了其"口语"乌托邦和无产阶级"联邦制"国家的革命愿景.瞿秋白对这一革命愿景的政治核心,即联邦制国家乌托邦进行了非常主观化的阐释,特意遮蔽了其固有的意识形态色彩,并大量添加了个人的理想主义解读.     

《母亲》:女性对性别主动权的追求与坚守

母性作为一种独有的女性特质,一直为男权社会所压制,通过将女人贬抑为替男人生孩子的机器,母亲这一生命传承的承载者,被驱逐出人类历史的中心,男权通过对女性生育权利的控制建立了其凌驾于女性之上的性别机制.<母亲>展现了一个女性所具有的母性特质在夫权、父权体制下被压制扼杀而自己对性别主动权艰难的追求与坚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