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语境对文学翻译的制约

文学翻译不仅受制于源语文化语境与原作者文化背景，而且也受到目的语文化语境和译者文化意识的制约。因此译者主体性体现在选取合理的翻译策略来协调两种不同文化，从而实现文化互动与交流。     

顺应论：文学翻译的一个新视角

文学翻译的过程是译者在目的语认知语境中进行语言选择来阐释源发语文化的过程,这种选择发生在目的语语言任何一个层面上,它包括语言形式和翻译策略的选择。译者之所以能够对目的语语言作出恰当的选择,是因为目的语与源发语同样具有变异性、商讨性和顺应性的特点。翻译中的语境是在翻译过程中译者使用目的语语言阐释源语文化的过程中动态生成的,语境会随着翻译过程的发展而变化。在顺应的过程中,译者必须使自己的翻译行为及思维运作顺应于源发语与目的语双方的认知环境,只有这样,他的译文选择才能确保不同文化之间交际活动得以顺利进行。     

语境在文学翻译中的功能

语境有狭义与广义之分:狭义的语境即上下文语境,广义的语境即社会文化语境。上下文语境和社会文化语境共同作用于文学翻译--语境的诸多功能在文学翻译中对语义生成与演变起着重要作用。译者应当紧扣语境,创造出优秀的文学翻译作品。     

浅论文学翻译中译者的创造性叛逆及其限度

文学翻译是译者在理解、解释原文基础上的创造性叛逆。一般说来,产生创造性叛逆的原因有三种:一、不同社会之间价值观、道德观的差异;二、译者的主体性;三、文学翻译作品的审美要求。而译者主体性的发挥要受到原文、原语及目的语文化语境等制约因素的限制。正确理解了译者的创造性叛逆,译者就应在充分发挥主体性因素的同时把握创造性叛逆的限度,以便在最大范围内达到翻译目的并取得良好的文学、文化及社会效应。     

论全球化语境下汉英文学翻译的功能

全球化语境下的汉英文学翻译承载着向世界介绍中国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心理文化进而更好地促进中西文化交流的特有功能。中国译者是实现汉英文学翻译特有功能的主体力量,这在全球化语境下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行的。在实践中,中国译者可以采取分层次、分阶段的策略来实现汉英文学翻译的特有功能。     

文学翻译中译者的创造性叛逆——实为深度的“忠实”

传统翻译理论重视对原作的忠实,但在文学翻译实践中由于文化差异、译者因素、时代要求的原因,译作难免对原作产生"偏离"、"背叛",因此,创造性叛逆不可避免,在文学翻译中也屡见不鲜,经常可见译者的有意识和无意识的创造性叛逆。创造表明了译者以艺术创造才能去接近和再现原作的一种主观努力,叛逆体现了在翻译过程中译者为了达成这一主观愿望而形成的一种译作。本文从语言、文化的差异和读者期待层面简要探讨创造性叛逆的必然性,而译者主体性的发挥要受到原文、原语及目的语和文化语境等制约因素的限制。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应在充分发挥主体性因素的同时把握创造性叛逆的限度,以便在最大范围内达到翻译目的并取得良好的文学、文化及社会效应。     

论文学翻译中的文化介入

本文从共时和历时的角度探讨了文学翻译中不可避免的文化介入。分析了目的语社会中的意识形态、伦理价值观以及文学审美取向等文化因素对文学翻译活动的影响,从而论证目的语主流社会文化规范会在不同时期会以不同程度作用于译者的翻译行为,使得文化在迁移的过程中发生不同程度的扭曲与变形。从对译本的历时研究中我们可以追溯特定历时时期文学翻译过程中所产生的这些扭曲与变形背后的深层文化目的与动机,并了解到随着社会与历史的发展,各民族、各国家之间的日益频繁的交流将为不同文学和不同思想文化的接触和碰撞,提供越来越自由、开放的空间。     

文学翻译需要文学理论

文学翻译作为翻译的一个类型,在质量标准上有其特殊性,而译者对于源语文本的理解和目的语文本的创造使文学翻译的全过程被置于文学理论的制约之中.基于文学翻译的固有特性,以及文学翻译过程中译者与文本的关系及其创造性作用,文学翻译同样需要文学理论.     

文学翻译中文化意象的预设与重构

文学翻译不仅是语言的沟通,更是文化之间的交融。译者首先要从原语和原作者的角度深入了解原语信息中的文化意象的预设,然后从文化态势对比等跨文化的因素出发,对译入语和其读者的文化预设有深入的了解和把握。考虑文化交际的最终效果,译者可以对文学翻译中的文化意象进行适当的修润和创设,在译入语中对原语文化意象进行重构。     

历史文化语境与翻译——以近代以来中国文学翻译选材和翻译策略为例

翻译受到译者所处历史文化语境的影响;译者所处的历史文化语境对翻译的影响贯穿翻译的全过程。首先,翻译选材同样受译者所处历史文化语境的制约。其次,译者对翻译策略的取舍同样受译者所处历史文化语境的制约。以近代以来中国文学翻译选材和翻译策略为例,论述了历史文化语境对翻译的这种影响。     

文化语境下的文学制度研究

关于文学制度的研究,国内学术界并未形成共识,但后现代兴起以来的对文本的研究与文本的创作,明显地具有文化的意义.文学制度的研究从一般意义上讲属于考察文学与社会关系的问题,但它又不同于传统的社会学批评,这主要与文化的运作有关.对艺术背后文学制度的思考,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美学与文艺批评具有先锋性的意义.     

当代解构主义和比较文学双重语境下的文学翻译观

在当代解构主义和比较文学双重语境的观照之下,文学翻译已突破外国文学、翻译文学的传统视阈而演化成为中国文学形态。其意义在于,它打破了西方权力话语的垄断态势,使文学翻译不再单纯地成为西方资本主义文化忠实的阐释媒介,而是能够积极参与到中国本土文化的现代化和全球化建设中去。当前文学翻译所面临的“政治”任务是,既要挑战西方文化霸权的压迫,也需要正确认识、接受和积极转化西方文化的影响。没有后者,中国的民族文学就不会成为真正的世界文学,而文学翻译学也不会真正发展成为人们所期待的人文学科。     

从比较文学变异学角度看翻译文学的归属

比较文学变异学理论认为,文学从一国到另一国的旅行过程中必然会发生语言层面的变异、译者的“创造性叛逆”以及受接受国具体境遇、文化语境影响而产生的变异等三个方面的变化。只有以比较文学变异学理论来重新审视当今学界众说纷纭的翻译文学的归属问题,方能对其得到更加科学、合理的把握和定位。     

文化的文学表达与文学的文化呈现

文化的文学表达与文学的文化呈现是文学与文化在当下历史语境中构成的一种新的表意镜像关系.作为泛审美主义的一种表征,文化的文学表达意味着文化在技术层面显现为一种审美形式,在精神层面日益生成为一种以非功利性为主要价值取向的感性存在.文学的文化呈现则指涉着文化研究语境中文学的重新历史化特征,它意味着文学实现了从纯粹审美自律存在向社会性与文化性存在的转型,重构了文学的文化身份与历史之维.作为同一个问题的不同方面,它们共同地表达着文本语境理论的意义诉求.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学科命意及发展趋向

中国比较文学研究作为学科建立的时候,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比较文学"的根本命意及其应当为文学研究带来的整体启发。这样,一方面是具体的"比较文学"研究实践趋于萎缩,另一方面,勃洛克式的开放态度又引起中国学者对"比较文学何以成为独立学科"的担忧,甚至造成了"比较文学"和"世界文学"往往成为两个互不相干,甚至互相拆解的部分。事实上,在汉语的语境和理解结构中为"世界文学"定位,已经意味着一切外国文学研究都必然以"比较"的观念为前提。"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之所以可能成为学科重构的典型,正在于传统的学科分野已经无法限定它的论题范围和研究领域。而这一点,与当代学术的人文精神、消解学科的文化研究是完全一致的。     

“翻译文学”研究

＂翻译文学＂研究是一门新学科,其本体认知和学科范畴属于新的研究领域。＂翻译文学＂是承载着异质文化特征,是植根于本土文化语境的文学形态学。重新审视＂翻译文学＂的批评性研究,提出＂翻译文学＂研究已基本形成学界普遍承认的理论体系与研究模式,但也存在分歧和争论。     

漫谈“底层文学”——兼及文学潮流中的“命名热”和道德立场

"命名热"的延续与道德化立场是否会伤害其文学性,是当前底层文学引发的争议。其实这并不具有本质性意义,关键问题在于其在特殊文化语境出现时所附着的复杂问题状况,以及作家通过创作实现道德担当的同时更要重视作品的文学性本质。     

儿童文学叙事中的权力与对话——一个后经典叙事学视角的研究

儿童文学是作者(成人)与读者(儿童)对话交流的中介,儿童文学本身所具有的跨学科的文化特性使文本与存在的外部语境形成了密切联系。因此要研究儿童文学的叙事特色,必须结合文本语境研究。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兴起的后经典叙事学理论为重新审视儿童文学叙事提供了很好的思路。儿童文学的特殊性使作者与读者形成复杂的权力关系,同时,作者与读者、成人与儿童又努力在这种权力关系中寻找不同的对话途径和表达方式。这种复杂的叙事语境直接决定了儿童文学文本的叙事特色。     

“双性同体”视角下的儿童文学翻译研究

“双性同体”翻译论强调在翻译活动中译者要同时具有男性和女性的视角,能根据原文语境的变化灵活地转换视角。儿童文学翻译中的“双性”视角不仅能帮助译者更全面客观、生动形象地阐释原文,而且有助于儿童从作品中接收到正确的性别社会化信息,实现儿童文学传播知识和文化的功能。     

从文学性到文化性:当代诗学的题型转换

诗学研究作为文学研究和文化的一部分,必将在文学文化研究这个宏大的语境下将自身的题型转换到文化研究上来。因为单纯的文学性研究有它自身的局限性。在由制度、技术和工具理性主导的现时代,人们更多地是需要思想性。文学文化研究正提供了解决这一问题的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