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语言中的词”

《学术月刊》创刊号上曾读到周斌武先生的论文“论语言中的词”。论文主旨,照我个人的理解,是在于:分析语言的结构,说明词在这种结构里的地位。分析词的内容和形式,说明词的基本属性。他把“语法中的词”和“词汇中的词”看作不同的东西;因为在他看来,词是“演员”,语法是“导演”。词接受语法支配而进入句子,犹如“演员”登上舞台而成为“角色”,“角色”不等于“演员”,故“词汇中的词不等于语法中的词”。读过这篇论文之后,又在《中国语文》1957年第二期的“书刊评价”栏上读到徐征同志对这篇论文的介绍。徐征同志肯定论文作者的基本论点之后,作出评价说: 虽然本文有很多论据是复述别人的意见,但是经过作者的综合和分析以后,读者就更容易理解到语言中的词的问题。不过,如能多用一些具体例子来说明,那对读者就会有更多的帮助。但我个人认为周先生论文中的主要论点和方法,有很多地方是无法成立的。并且,周先生对语言上常见的概念和理论的理解,也有错误的地方。因此,我根本不同意徐征同志这种评价。并打算在这里谈谈我的意见。不过我是一个初学者。语言学方面的知识,懂得很少。尤其是对于词的属性,还没有进行细致的研究。错误的地方,希望大家指正。     

评“诗无达诂”说

关于诗歌的解释,中国自古即有“诗无达诂”之说。它之产生是有社会依据的。在每个民族的文学形态里,诗歌的历史都是最古老的。当文学尚处于口头创作的原始阶段,先民们即将生活经验、民族传说、宗教信仰、感性体察等以韵语的方式加以概括,使之便于记忆和流传,于是产生了早期的诗歌。这时的诗歌远非纯文学观念所能理解的,它具有经典的性质,对人们的行为模式有着指导意义。我国商、周时代的先民诗歌即被视作同古代政书、训诰、誓辞等一样,长期成为政治生活与伦理生活的准则。春秋时人们认为：“《诗》、《书》,义之府也”。（《春秋左…     

探析李德懋“知人论世”的诗评观

李德懋选择诗作,特别注重诗人品行对诗品所发挥的重要作用,认为诗文是作者才、气、学、习的自然外现。与此同时,他十分注重时代环境与写作背景对诗歌创作的影响,注重诗作所反映的社会现状。     

公正的“诗魂”与“诗评”的公正──徐志摩其人其诗新辩

公正的“诗魂”与“诗评”的公正──徐志摩其人其诗新辩张文荣徐志摩这样一位复杂而特殊的诗人，在中国现代文学短暂而又纷繁的历史瞬间，能以其诗的处力留下不可后灭的展痕，不能不说是个难解之谜。长期以来，我们对徐志康的考察和研究，囿于“徐志摩是中国资产阶级的代...     

消费社会中“美的滥用”--日常生活语言解构诗的语言

日常生活审美化的普及,对于消费时代的大众而言是一件极为有益的事情,但凡事应有一个底线,超过这个底线,就会走向事物的反面,对审美的滥用最终导致的结果就是没有美的存在,把不美甚至庸俗、丑恶当作美,直接使人们的审美标准发生颠倒,美被取消掉。梨花体诗歌文化事件的出现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当日常生活语言直接介入到诗歌中时,诗的语言之美被解构掉了,诗歌成为大众的娱乐品,面对诗歌的尴尬境遇,诗人的回答是给审美留下一个空间,这是人类的希望所在。     

评“《诗》有楚声”说

《江汉论坛》1980年第4期所载潜思荃同志《<诗>有楚声论》这篇文章,着眼于“兮”字,从“音律、语言”上论证出《诗经》有楚声,是由“民间流传”而“南风北吹,南音北传”的结果。这个看法似乎值得商榷。“兮”字在先秦诗歌中广泛出现,尤以《楚辞》为多,这是否仅仅是一个楚声问题?楚声的涵义是什么?有“兮”字的诗歌是否就是楚声?《诗经》篇章中的“兮”字是否就是“南风北吹,南音北传”的结果?对于这些问题谨陈一孔之见,望批评指正。     

语言的诗言说

语言的本质就是人的生存和生活行为。语言开口言说,使存在和事物获得符号的功能,这也是语言和言说的本质关系。人的存在必然指向人的生存和生活的行为,而人注定生活在看见和看不见的矛盾中。诗人站在生活的前头,用诗来言说自己的对生存和生活行为的独特感受。     

《诗论》所评“童而偕”之诗研究

《诗论》将《关睢》等七首诗评为“盖曰童而偕,贤於其初者也”,提出了诗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关睢》等七首诗的共同特点是,这些诗都是反映青年男女生活的作品,青年男女随着年龄与知识的增长而知道与人和谐相处,学会将自己的行为与礼相谐。七首诗始於《关睢》之礼,终於《燕燕》之独,出於一严密的构思。     

群众口语与“十七年新诗”的语言基座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的"十七年文学"时期,运用群众口语进行诗歌创作是时代的新潮流。群众口语入诗的全面兴起,既指向诗歌语言的大众化、民间化,也隐含着语言的夹生、混用等现象,同时也理所当然地对诗句冗长、学生腔或者洋腔洋调予以拒绝。新诗的群众口语化为开一代诗风作了语言的铺垫,其中对方言母语的压制也比较明显。"十七年新诗"强调向民歌和古典诗歌学习,在语言上追求群众口语化、单一化,以顺耳、上口、听起来易懂为标准,整体上有得有失,其中的经验与教训同等重要。     

孔子“诗三百思无邪说”正解新探－兼评诗序与朱熹淫诗说

孔子“诗三百思无邪说”,后世大儒及其从者皆以经学解读《诗经》,故有美刺之说、邪正之辨、主次之别。其实孔子是站在仁政的立场,以王道与人性的观点甄选和评价《诗经》的。     

“走向亿万人的心里……”——评贺敬之的诗

呵!让我高举献给祖国、献给党的诗篇,走向亿万人的心里……这是贺敬之同志《放声歌唱》里的诗句。热情的诗行,使我们看到了社会主义时代诗人     

诗，特殊的语言

凡以最精炼的形式，表现作者心灵感受，蕴含深厚，能弓发读者想象或能拔动读者心弦者，其语言即诗的语言。它与散文语言是有区别的。诗和其他文学体裁（抒情散文除外）内容之不同，在于它的心灵性，因而诗的语言是心灵的声音；诗人反映的世界是浸润了感情、“形质俱变”的意象，反映这些意象就不能不悖于表述实在事物常理的畸言规律，因而诗的语言不受语法约束，比较自由，“非规范性”；诗中的字、词组合为诗后，能创造神奇的氛围和境界，具有超越自身意义的功能，另外诗的语言还有一定程度的独立的审美价值，这是诗的语言功能的双重性。     

马克思的游戏、语言和“用法”

后现代对现代性的批判有一个"语用关系"的轴线.语言实现了从"指称论"到"游戏说"的转变,这个转变对马克思思想的研究有特殊的意义.对马克思思想的研究通常从哲学纯学术的角度着眼.然而,马克思实际从事的是社会批判和改造社会的斗争,游戏的性质的不同,造成马克思语言的"用法"也不同.我们应当从马克思所从事的这三者统一的游戏中去理解马克思的思想和语言,并由此拓展对马克思现代性批判的研究.     

孔子释“诗”与“诗”的经典化

孔子立足于春秋末世"礼坏乐崩"的历史语境,以"述中有作"为阐释原则,以"信而好古"为价值取向,通过不同的视域融合方式,创造性地提出了诗三百篇"思无邪"的意义,并因此将它纳入儒家的思想体系,使之从一部远古的乐歌民谣升华为儒家的伦理教化经典。     

钟嵘《诗品》以“品”评诗渊源考

有学者认为,《诗品》以"品"论诗的批评方法,其渊源应该是《汉书·艺文志·诗赋略》的"以品论赋"。笔者认为,这一说法,未免有失精准。应该说,钟嵘的分"品"比较、以"品"评诗的方法的生成根源有多种,究其主要看,既根植于古代文化学术传统,又是当时人物品藻方法与潮流影响的产物。     

“以诗为文”——郁达夫小说语言的文体实验

本文从郁达夫小说语言体式入手,对郁达夫小说语言的文体构成进行了全面的剖析,探讨了他小说中占主体地位的语言样式,并从功能角度对这些语言样式做出了分析,认为这些语体样式的采用和郁达夫旧体诗表达之间有着文体写作上的承接关系,是郁达夫在白话小说文体上的创新实验。     

诗体的重大变革——重评沈约“声律论”和“永明体”诗

齐梁之际,我国古诗的体制发生了又一次重大变革,即格律比较自由的“古体诗”开始向格律谨严的“近体诗”转变了。这次诗体的变革,既有理论的指导,又有创作的实践,因而影响深广,促进了近体律诗的迅速成熟。可是,对于指导诗体变革的理论——沈约的“声律论”,对于诗体变革的产物——“永明体”诗歌,历来都有一些非议责难乃至否定的议论。建国以来出版的文学史和文学批评史,对其历史作用也估计不足,甚至还有一些不甚恰     

从语言上推测“孔雀东南飞”一诗的写定年代

前言“孔雀东南飞”一诗的写作年代,最通行的说法是这样的:“它最初出现在南朝陈代徐陵所编的‘玉台新咏’里。诗前有小序,大意说,这是汉末建安时期的人为焦仲卿夫妇被迫自杀的悲惨事件而写的一首诗。徐陵又把这首诗列在繁钦和曹丕两人的诗的中间,所以向来大都把它当作汉末的作品。但是这首诗里有些词汇是三国以后才通行的,有些诗句又象六朝人的口吻,大约在它被徐陵编选以前的300多年间,被人们传诵、传写,不     

重评胡适与“学衡派”关于语言的论争

胡适提倡白话文和白话文学,主张废除文言,但总体上来看,其观点存在着一定的偏差,论据和论述过程也有值得商榷之处,新文学派急功近利的行为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新文学的直白化和艺术性欠缺."学衡派"在极力反对白话文的基调下,也有对白话文较为合理的认识.他们并非完全排斥白话,而是反对以白话文代替文言文,主张语言的渐进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文言进行现代化的改造."学衡派"对新文学阵营相关论点的反驳和论争,使得新文学在发生期对于白话文和文言文的认识趋于合理化,客观上对新文学发展起到了纠偏的作用.     

志学能藏用 清新又流丽——评姚华的诗

姚华是清末民初贵州著名的诗人。他一生从事文学创作、书画创作,研究戏曲理论、文字音韵学,著述累累,卓有成就,而跻身于我国光辉灿烂的新文学之林。就其诗歌创作而言,能博取众家之长,自铸一体,影响遍及国内外。